传统转化的经典建构、体认的为己之学与伦理对话的人格诠释为特色的以意逆志诠释学与中国修辞思想与人文观念相关连，是修辞立诚与人文化成等传统文化精神中生成的关于理解问题的汉语学术话语。
一、理解之路
关于理解问题的汉语学术传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与样式。各种以中国古典诠释学、中国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等论题展开的论说揭示了其历史形态的多样性，并归纳出了语言解释、历史解释、心理解释等等方法类型，描述了其以认知为手段而以实践为目的之文化特质。
在这以西方诠释学观念为参照，梳理传统文献，清理中国传统思想的背景中，各种传统汉语命题被赋予现代诠释学意义。诸如见仁见智、诗无达诂、断章取义、得意忘言等等传统命题被赋予了现代诠释学思想的语义空间。《周易·系辞上》所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演化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成语，被赋予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现代诠释观念。《春秋繁露》董仲舒所引：“《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中“《诗》无达诂”被作为解释的多元化态度。
“《易经》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名言已经可以用来为阐释上的差异作合法性辩护，批评家也经常引用它来使自己的不同解释得到认可。如今，基于同样的理由，董仲舒的说法也被用来论证诗歌读解中的多元论阐释（哪怕他本来的意思只是特指《诗经》这样一部著作）。”论者的这种从接受主体性、阅读创造性的角度解读此类命题，而实际上忽视“见仁见智”命题论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诗》无达诂”命题追求“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所具有的传统视野。“话语之为话语的本质，不仅在于其语词的外壳，更在于其有一定的意义背景和价值基础。离开了这个背景和基础，话语就死了，传统就变成与人的生命和艺术无关的故纸堆”。脱离了言道、言义背景和基础的见仁见智、诗无达诂以及断章取义、得意忘言等传统命题，实际上成为现代语境中确立西方诠释学观念合法性的汉语形式。
在现代语境中，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建构现代诠释学，不仅需要参照西方切入传统，还更需要与中国文化诠释传统、西方文化诠释学传统划分边界。在现代语境中，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建构现代诠释学，不仅是整理术语、概念、命题等传统学术话语外在形态的过程，而且更是寻求其言说方式与意义生成方式的话语复活过程，不断穿透传统命题的表面而得其蕴涵于内的活的精神的过程。
关于理解问题的汉语学术话语是传统转化的经典建构、体认的为己之学、伦理对话的人格诠释为特色的以意逆志诠释学。它是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整体呈现出来的学术传统；也是在对话西方的当下语境中，关于文学理解问题的中国特色话语。
中国现代思想必须在与传统思想相分离的同时与西方思想相分离，以获得自由并建立自身的根据。以意逆志诠释史就是对传统思想的划界，就是描绘以意逆志说出了什么和没有说出什么。在这种划分中国传统思想边界的过程中，西方思想的边界始终构成了参照系，因为边界是在区分中获得自身的规定。确定中国传统解经学的传统，区分西方真理与方法的诠释视野，以意逆志诠释学的建构正是划定与西方诠释学的边界，也是划定与传统诠释观念的界限；同时更是对中国现代问题的回应产生的。
以意逆志诠释学解决汉语意义拓展面临的问题。汉语意义本身被遮蔽，包括汉语的意义生成方式、汉语的知识质态的异质性被现代汉语建构的西学遮蔽。现代汉语学术要获得拓展，在现代语境中要具有对话西方思想的能力，同时还要成为沟通传统精神的渠道。
以意逆志诠释学是通过历史而思的古典视野与现代视野对话，不仅在术语上运用以意逆志命题形式，而且在方法上运用中国文论学术历史样式，更在精神上汲取中国文论学术历史的传统养分。其探寻汉语学术的可能性，以实现对西方阐释学的弥补、对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开掘。
更进一步看，以意逆志诠释学观念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修辞、人文等基本思想与文化精神紧密相关。传统转化的经典建构、体认的为己之学、伦理对话的人格诠释为特色的以意逆志诠释学，是修辞立诚的境界追求与人文化成的意义创建。
二、修辞境界
以意逆志诠释学是“修辞立其诚”命题与春秋笔法论题等所呈现的中国修辞观念的产物。其伦理对话的人格诠释特质正是中国修辞所显示的文化精神所在，而中国修辞显示的文化精神就是修辞立诚。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
中国传统修辞作为中国人运用语言的活动与方式，反映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的基本精神。中华文化元典《周易》所提出的“修辞立其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是“修辞”术语的最早出处，更在于其“修辞”与“立诚”的关系论说显示出“修辞”作为中国文化学术传统所具有的思想内核。孔颖达解释“修辞立其诚”为：“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者，辞谓文教，诚谓诚祷也；外则修辞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
修辞是人表情达意的一种活动，是人为人行事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认识与把握世界的一种眼光。“外则修辞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功业可居”，也是由内到外、又由外返内的回环往复的过程。把人与修辞紧紧联系在一起，将内在之“诚”与外在之“辞”通过“修”这种人的活动组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统一体。中国修辞传统更为强调的是人与语言的关系问题，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形式与内容的矛盾。整体上，“修辞立其诚”显示了中国早期修辞理论与古希腊修辞理论的差别：求“诚”与求“真”的修辞理论基点、内省和外向的修辞观、重体验和重技巧的修辞实践等差别参。
修辞能立诚，修辞对人的个体而言有立诚显德之用；对人的群体来说有治国安邦之用：“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用，远矣大矣！”传统语境中“诚”的内涵不仅是现代意义上以诚挚态度所表达的真情实感，更是包含德性、良知以及人生之道、天地之道等内容的意义生成本源。诚是天之本质，“诚者，天之道也”(孟子)。人要实现天道，就要立诚、思诚。“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儒者则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
中国文化传统强调君子之德是通过对天道的效法而获得的。而这种先于人的本然存在的“诚”，是通过日常语言中的诚信，日常行为之慎和修辞等途径而获得的。在此，修辞不是一般的修饰言辞、美化语言而是通过对内在人性的修省，以语言外化形成其类似天道之诚。
所谓“修辞”，乃存在着修省与修饰两个维度，或者偏重于反求内心之真善与倾向于追逐外饰之美两条路径。所谓“立诚”，就是要确立或者呈现内心之经验性真实(所谓“真情实感”云云)，或者宇宙、人间的普遍真理(所谓“天之道”、“人之道”、“真实无妄”、“忠信”、“诚敬”，等等)。所谓“修辞立其诚”，就是以文辞之修饰或者“修省”而实现对内心之经验性或者宇宙、人间的真理性的表达。
“修辞立其诚”命题显示了传统修辞观念，春秋笔法论题树立了传统修辞典范。《左传》提出圣人修春秋：“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孟子确定孔子作春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汉儒论说春秋笔法（或称春秋义法、春秋书法）论题。虽然后世对孔子与春秋笔法以及《春秋》文本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也有诸多怀疑，但春秋笔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修辞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