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例”是“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其社会功利价值表现为惩恶劝善的思想原则与法度；其审美价值表现为微婉显隐的修辞原则与方法。经法、史法与文法是“春秋笔法”的外延：经法意在惩恶劝善，故求其善；史法意在通古今之变，故求其真；文法意在属辞比事，故求其美。尚简用晦是“春秋笔法”的本质特征，是《春秋》对“诗三百”比兴寄托手法的借用和发挥，意在追求“一字定褒贬”的美刺效果。
春秋笔法论题以及孟子称“孔子作《春秋》”，强调“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等命题，所显示中国文化传统追求的修辞境界是以诚、义、志、道为目标。也正是这种修辞境界设定背景中生成了发掘文辞所蕴涵的微言大义的解读法则。因此，“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命题，就是以志为目标突破文辞的不足，从接收者的角度追求修辞立诚的境界。可以说，伦理对话的人格诠释的以意逆志诠释学强调意与志相通，是立足意义本源的人伦之心，实现修辞立其诚的文化追求。
三、人文世界
以意逆志诠释学是中国修辞精神的呈现，同时进一步看，以意逆志的理解之路与修辞立其诚的境界追求共同指向人文世界。
具体来说，以意逆志诠释学是“人文化成”命题与“言意之辨”等论题所呈现的传统语言观念的产物。其传统转化的经典建构、体认的为己之学特质正是中国语言观念所显示的文化精神所在，而中国语言观念显示的文化精神就是人文化成。《周易·贲·彖传》提出：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孔颖达疏）无论是诗言志形成的《诗》世界，还是春秋笔法建构的《春秋》世界，这些现代视野中的语言世界、文本世界属于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中的人文范畴。
语言在传统文化视野中称为文，“‘文’居于传统文论知识体系的中心部位，可以说传统文论的大部分论域都是围绕‘文’的语义关连和意义空间而展开。……天、地、人之‘文’的思‘文’之道开启了整个中国文论乃至中国艺术、人生诗性思考的独特的知识道路”。
所谓的人文就是人之文，其与天文、地文并列，是内在之道的显现。“以天文指自然天象，以人文指人类社会中的种种文化现象和文明建制。很显然，在文的指称的普遍化中，其最终的、并最具本体性质的普遍化引申，就是将天地之象统称为文。因为在这一称谓中，文实际上已经成了自然本体的示意性构形显现了。……从文之本体性的生成我们也可看出，文与道的本体性关系并非直接对等和同一的关系。文自身的本体性既是道本体的存现方式，又具有从道之无中游离出来、凸现出来的相对的独立性。它既是道意呈现，又是道实现有无转化的媒介与方式。它既是道之显，又是道之用，这形成了文道之间种种隐含的张力。”“中华元典以天道为人文的起点，又认为人文仿效天道而成，但是，中华元典讨论的展开部，却并非天道而是人文。”“循天道，尚人文”则是中华元典创制期绝大多数思想家和典籍所共同遵循的运思路径。“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文是内在之道向外在展现的过程与成果，人文也就是内在人性的形成过程与呈现形式。
“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王弼注）“人文化成”命题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与核心。“在这一元典命题里，集中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三层内涵，或者说是由内而外、由体而用、由境界而功夫的三重要素，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和以‘化’为用的美育功夫。”
这种以“人文化成”为主旨和特征的文化精神成了在“轴心时代”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元典文化精神，并在中华传统社会绵延相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性、共通性的文化精神。与《吠陀》、《佛经》、《圣经》等以“宗教圣典”垂世不同，也与《物理学》、《形而上学》等以“唯智经典”述理不同，中华元典以“人文经籍”的形态出现；它们有别于希腊元典文化那种出于对自然现象最后根据的渴望而形成的执着的纯粹求知精神，更迥异于印度元典文化和希伯莱元典文化那种出于对彼岸的追求与奉献而形成的执着的宗教情怀和出世意识，而着重体现了人文化育精神。
中国文化元典所建构的意义世界追求人文化成的特质。因此，《诗》之所以成为人文，不仅在于其是圣人之志的形成过程与呈现形式，也在于其是学者内在圣性的形成过程与呈现形式。“事实上，并不是凡人世间的一切都可以被称之为‘文’的。人世之物是否能被称之为‘文’，要看它是否披泽教化而来。”“人文化成”命题显示中国传统观念中人文是与化成相关连的。文辞作为外在形式，只有在向内在转化的过程中呈现其人文特质。修辞立其诚是表达过程中人文的表现，以意逆志是接受过程中人文的呈现，它们共同呈现中国传统观念中《诗》、《春秋》世界的人文特质。也就是说，《诗》、《春秋》等经典文本的世界在传统文化视野中呈现为人伦教化的人文特质，同时，人文教化的传统价值追求又使论者寻求《诗》、《春秋》等文本的微言大义。
在西方文化传统真理与方法的视野中，语言或者是通向真理的方法，或者就是真理本身。而在中国文化传统天道与人文的视野中，人文是内化与外显互动、天道运行与人心修行统一的教化。因此，在人文观念的背景中理解语言，中国传统论者关注语言外在性的不足，强调“世界有在语言之外的部分，人的存在不能完全由语言来组织和承载，而且人的存在经验比语言更为基本，更为本质”。“言意之辨”等论题显示了中国古代探讨语言问题的基本精神，“在利用语言来传达表现时，中国古人一直注重通过紧密联系读者的理解来超越语言的局限和束缚”。其“言不尽意的矛盾之所以能够被解决，是因为言辞本是建立在‘意’即人生经验和对存在的领悟基础之上的，而作者与读者之心相同，其意亦大同，读者可以因言而跃入不假言辞直接以心会心以意逆志的境界”。因此，在“理解问题上，中国古人向来就是坚持客观性与实用性互为联系不可分离的原则”。其“理解的目的不仅是理解，也不仅是为了作者原意或文本本意相符，理解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理解者自身对某个论题有所认识，对人生存在有所领悟，从而有益于理解者当下的人生存在。也就是说，理解从本质上又具有实用性”。以意逆志诠释学显示的正是这种体认的为己之学传统特质。
同时，“不言而喻，人文之为教化已暗含了圣人之功。一方面，教化是从圣言开始，圣人因为领会了天地之文的内在性（‘道’），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明’。由此决定了天文、地文、人文以圣言为扭结的内在贯通和关连。另一方面，普通人之言，非圣人之言，要想成其为‘文’，含教化之功德，就须参照、阐发、光大圣言，才能进入天文、地文、人文连贯一体的意义系统。这样，人言之为‘文’便不仅仅要求条理和辞章，它的内在要求具有和圣人之言一样的价值指向：‘参赞化育’而成就人文。在此层面，确定了中国‘依经立义’的释义传统”。以意逆志诠释学追求的就是传统转化的经典建构。
人文世界的建构，从修辞的角度看是修辞立其诚，从理解的角度看是以意逆志；从圣人的角度看是人文化成的教化，从习者的角度看是依经立义的体认。以意逆志诠释学传统转化的经典建构、体认的为己之学特质正是人文化成的意义创建。
综上所述，传统转化的经典建构、体认的为己之学、伦理对话的人格诠释为特色的以意逆志诠释学与中国修辞思想与人文观念相关连，是修辞立诚与人文化成等传统文化精神中生成的关于理解问题的汉语学术话语。
把握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真理或获取内化于人心的天道，这显示了中西文化的不同精神追求与学术取向。在理解问题上，把语言作为意义的本源或把人伦作为意义的本源，中西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诠释学路向。在人与人关系成为重大问题的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诠释学提出的问题与解决途径具有重大意义。它限定了真理与方法视野中的西方诠释学边界，开拓了伦理视野中人格诠释的诠释学问题与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