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本来是孟子论述孔子作《春秋》的政治文化背景，但是其中却表明孟子对《诗三百》的创作年代及文化背景的根本见解，这就是将《诗三百》的创作年代定在从西周初年到孔子作《春秋》之前这几百年期间，认为《诗三百》是“王者之迹”亦即西周王道教化的遗产。这启示汉初三家诗将《诗三百》视为一个有着统一背景与相近主题的艺术整体。汉儒说《诗》采用的是演绎法，先确定西周王道教化这一大的背景，获得对《诗三百》整体的全面的认识，进而再去阐释每一篇具体作品。……汉初今文三家诗虽然在对某一篇作品的诠释上不尽相同，但是在视《诗三百》为西周王道教化产物和采用以史证《诗》方式这些根本点上则是彼此一致的，他们已经把《诗三百》看作是一个完整的西周王道教化体系，这在《诗经》研究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
虽有“薛应旂曰：‘韩婴《外传》虽未尽能以意逆志；而变动不居，犹有古之遗焉’”这种后世论者用“以意逆志”来描述其特征，但现存材料中显示汉代论《诗》少见引用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本身没有成为汉代传诗者的关注中心，因此可以说，孟子以意逆志说《诗》的具体结论与观点，成为汉代传《诗》的观念源头。但以意逆志说《诗》的孟子之学本身的独特视野与论域没有成为汉代学者及其以后唐代论者接受《诗经》的重要影响因素。
包括以意逆志说《诗》在内的孟子之学在宋代被重视。以意逆志命题的广泛引用出现在宋学以来，这正是孟子圣人化、《孟子》经典化之时。“四书和五经实际上是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当古代文明的根源性权威不再有说服力时，作为另一种根源性的古典文明的意义便豁显出来。宋儒正是通过对《易传》和四书的重点诠释，找回了自家的根源性，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意义解释系统。”因此，也就出现了张载开始的“古之能知《诗》者，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形成了知《诗》者惟孟子，而孟子关键在于其以意逆志之法的论说观念。王若虚所强调“孟子谓‘说《诗》者，不当以文害辞、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赵氏曰：‘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此最知言”，王应麟所称“以意逆志，孟子一言而尽说诗之道”，都是这种观念的表现与延续。
正是以孟子以意逆志最知《诗》的观念认识为基础，论者以以意逆志为核心建构了儒家说诗方法的历史与逻辑。他们把《论语》之说与《孟子》之论相结合，实现孔孟统一；把董仲舒所引之论与孟子以意逆志之说整合，建构儒学说《诗》传统。
尹曰：“贫能无谄，富能无骄，安分而已。至于贫而乐，富而好礼，非自修者不能也。切磋琢磨，自修之谓也。告以乐与好礼，而能知自修之道。告往知来者也，赐也。能以意逆志而得之，故曰可与言《诗》也。”
孟子之说诗与孔子许商赐可与言诗者，一也。……故特因孟子论《北山》之诗而表章之以为万世说诗之法。
孔子《为命》一章其示人以作文之法乎。《小子》一章其示人以作诗之法乎。孟子论《武城》取二三策，便识得读书之法。论《北山》以意逆志，便识得读诗之法。
易有辞同而旨异者……如岂可比而同之哉。董子曰：“《易》无达占，《诗》无达诂，《春秋》无达例。”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谓得之。”
以以意逆志为核心建构了儒家说《诗》方法的历史与逻辑，清人范家相《诗瀋》呈现了其完成形态。在这里总括善观诗者当推诗外之意，善论诗者当达诗中之理，善学诗者当取一二言为立身之本，善引诗者不必分所作之人所采之地，并认为“此皆以意逆志之说也”。其综论孔孟之说《诗》特色，强调“盖诗之为道，长于讽喻。故说诗者，贵于引伸触类以尽其变，旁推远取以畅其旨。使用之无尽，藏而思之有余味”。
这种儒家说《诗》方法的逻辑与历史的建构，正是以以意逆志的方法论地位确立为标志。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的说诗原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古人把能否作到“以意逆志”作为批评者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以意逆志”被尊为“千古谈诗之妙诠”、“千古说诗之宗”，甚至将“以意逆志”与孔子“诗教”并提，尊为“以意逆志之教”。
因此，出现了从孟子的立场理解孔门诗学，以以意逆志命题阐释孔子论诗方式，强调“告往知来者也，赐也。能以意逆志而得之，故曰可与言诗也”。朱熹否定传统的作《诗》“思无邪”与诗主题“思无邪”的观念，而提出“读者以无邪之思读之”此诗所以为教也。他对孔子思无邪等命题的理解，就是在以读者之意迎取圣人之志的以意逆志诠释的基础上做出的。
在“诗言志”成为中国诗论开山纲领的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显示了对诗言志命题的承接。以意逆志命题对文本理解问题作出了最精巧的回答。可以说，以意逆志命题本身思辨力与概括力承担起作为说《诗》方法论标志的任务。
以意逆志方法成为儒家说《诗》的观念核心，成为传统《诗经》学的自觉方法。因此，一方面，在传统学术体系的经学视野中完成了以意逆志的儒家诗学方法建构，另一方面，以意逆志命题因此成为《诗经》接受的传统经学视野的标志。
以意逆志命题成为后世建构《诗经》经学接受视野的重要材料。而这种建构贯穿经学传统《诗经》接受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诗经》意义空间指向。以意逆志命题在不同阶段的方法作用，显示其元命题特色。“朱熹对孟子‘以意逆志’的重新诠释，实则是对《毛序》误用其说、对《诗》篇篇论之以‘美刺’而不顾《诗》之本义的有力辩驳。”
最后，以意逆志说《诗》的孟子之学对后世《诗经》的接受影响表现在其学独特论域与子学视野上。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不仅在推动经学视野的建构，而且还有突破经学视野的意义空间，呈现了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的原创性与开放性。
关注“以意逆志”说《诗》方法特色，《四库》馆臣显示了其《诗经》接受的经学视野。在《四库》馆臣的这种经学视野中，《四库全书提要》一方面肯定这一系列著作具有以意逆志说诗的方法特色，凸现了沈守正《诗经说通》“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牵”，万时华《诗经偶笺》“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说而扫除训诂之胶，固颇足破腐儒之陋”，贺贻孙《诗触》“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说，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颇胜诸儒之拘腐”。另一方面，又否定其以诗说《诗》所阐释的《诗经》文学意义空间，批判沈守正《诗经说通》“而纯以公安竟陵之诗派，窜入经义，遂往往恍惚而无着”，万时华《诗经偶笺》“以竟陵之门径掉弄笔墨，以一知半解训诂古经”，贺贻孙《诗触》“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
这种在经学视野中的不足，恰恰是万时华等人对《诗经》接受的经学视野的突破。“万氏一书的最大特点也就在于他把握住了诗之灵魂，非常突出地展示出了《诗经》的文学风采。”和他一样，凌濛初《诗逆》、沈守正《诗经说通》、贺贻孙《诗触》都重视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
余僻处而无心家世业，诗闲居偶有所见，随手识之。义类不能深也，跧伏既久忽复成书，题之曰《偶笺》。子夏读书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子尚以为见其表未见其里。子曰吾尝悉心其中。前有高岸后有深谷。诗之精微如是夫。偶于诗亦何有哉。然今之君子诵诗而蔽，皆未必以偶失之。诗虽埒之五经而旨与他经异。或近之而远、或浅之而深、或显之而隐、或笑之而叹、或反之而正。今之君子知诗为经，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谢太傅尝问语从毛诗何句最佳，遏以“杨柳依依”对。公所赏乃在“吁谟定命远犹辰告”之语。谭友夏亦言：“读诗不能使国风与雅颂同趣，且觉雅颂更于国风有味。”易入便入终是读书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玄致二蔽也。至于因经有传而逐传者迷经，因传而生训诂而袭训诂者迷传，塾师讲堂辗转讹谬。夫古人之唱叹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硬提其字句以为纲，强疏其支派以为断，千年风雅几为迂拙腐陋之书。嗟乎！蔽又甚矣。孟子之论说诗以意逆志，夫千载之上，千载之下，何从逆之？大都目光所止，古人妙理相遭无故之中。作诗者之志或偶而灵，读诗者之意或偶而动。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之精微者为然也。
古今说诗之法有出于“以意逆志”一语之上乎？考亭驳小序每言于诗文未有以见其然，则是以文害词也。又直据诗词初不相涉，则是以词害志也。
孔子之后善言诗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所谓志者，在未有诗之先也。迨既有诗之后，则不谓之诗而谓之文语辞矣。吾取诗人之文辞与志而相遭于未有诗之天，取吾之志与诗人之志而各相遭于无言之天。
万时华《诗经偶笺》、凌濛初《诗逆》、贺贻孙《诗触》显示的是把诗作为审美对象，以艺术鉴赏方式阐释的《诗经》接受新视野。建构这种新视野，他们借助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
四库馆臣经学立场所不看重的姚际恒《诗经通论》也是推崇以意逆志方式显示其疑古精神，开创清代《诗经》研究的独立派。姚际恒认为，解《诗》不能“强以事实之”，“必求其事以实之”。否则，“乃解《诗》者不知领会微旨，专在字句纷纷聚辩，使人不见诗之妙，何耶？愚谓此诗妙处须于句外求之；如以辞而已，非惟索解为难，且将怪作者矛盾矣”。解诗者体会出作诗者的微言大义，姚际恒强调要“以意逆志”。
《将仲子》，《小序》谓“刺庄公”。予谓就诗论诗，以意逆志，无论其为郑事也，淫诗也，其合者吾从之而已。今按以诗言郑事多不合，以为淫诗则合，吾安能不从之，而故为强解以不合此诗之旨耶！……此虽属淫，然女子为此婉转之辞以谢男子，而以父母、诸兄弟及人言为可畏，大有廉耻，又岂得为淫者哉！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是清初疑古派的代表作。它的最大特色在于其疑古，成就也主要体现在其疑古，它对近现代的巨大影响亦是因为其疑古特色。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延续这种立场，他反对“说《诗》诸儒，非考据即讲学两家。而两家性情，与《诗》绝不相近。故……不失之固，即失之妄”。追求“原诗人始意”，主张的是“孟子云：‘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固已，然此特为断章取义言之，非谓全诗大旨可以臆断也。夫《诗》固有无题而自明者。是亦仅耳，非尽然也。今古序既失，不得不本‘以意逆志’之训而琢事或当然之想，因复为拟一序题下，以补其阙，非敢谓即故序也，盖寻绎《诗》意，得之，亦将使读者开卷了然，不至如瞽者之怅怅无所适从焉耳”。
可以说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在不断推动《诗经》接受经学视野建构的同时，也成为传统学术体系中突破经学视野的《诗经》接受观念的理论来源。这种突破有两个点：一个是明代呈现的《诗经》接受的文学化，一个是清代成熟的《诗经》接受的历史化与疑古特色。也就是说，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不仅成为《诗经》接受经学化建构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成为《诗经》接受历史中解构经学视野，形成审美立场文学化与疑古立场历史化的《诗经》接受视野的观念来源。
不同时代论者主张“以意逆志”获取《诗经》的意义。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不仅影响汉唐经学与宋元理学观念中的《诗经》接受，也启示审美立场的文学化与疑古立场历史化的《诗经》接受；其不仅是传统《诗经》接受经学视野建构的重要资源，而且还成为《诗经》接受由传统视野向现代视野转换的内在动力。因此，可以说它是《诗经》接受思想的元命题。
三、以意逆志与中国诠释传统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具有独特的术语命题、观点结论与视野论域，其影响不断溢出《诗经》接受的领域。
汉代赵岐是首先明确强调以意逆志方法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赵岐在《孟子注疏·孟子题辞解》中提出，以意逆志“不但施于说《诗》也”。这种把以意逆志作为解《孟子》与《诗》的方法观念，在后来论者的论说中延续下来。“学《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学《诗》者，当以意逆志。”以意逆志作为有效方法，其适用对象进一步扩展。从“诗骚当以意逆志”到“读《大学》之书者，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说《春秋》如说《诗》，皆以意逆志之书也”，一直扩展到“读史者，以意逆志可也”、“大抵读古人书，全在以意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