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广泛引用与借用的以意逆志命题，其影响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命题外部的力量，就是孟子圣人化与《孟子》经典化带来的信仰、崇拜等。另一个是理论命题内在的意义空间，就是以意逆志命题自身的问题意识与语义内涵。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对经学视野的建构与解构，不但作用于《诗经》接受的历史，而且作用于中国诠释思想的历史。它不但成为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学诠释学建构的工具，而且成为现代学术背景中中国诠释学建构的思想资源。
以意逆志对中国诠释思想传统的影响，首先在于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成为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学诠释学建构的观念基础。因此有论“治经之途有二，一曰专家，确守一师之法，尺寸不敢违越，唐以前诸儒类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唐以后诸儒类然。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专家是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心得是也。”
自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为说诗的方法之后，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意逆志”遂成为一种运用范围最广、运用时间最久的文学批评方法，从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从以意逆志说《诗》之法扩展成为以意逆志文学批评方法，不仅是把适用对象从文本之《诗》扩展到文类之诗，同时还是传统学术体系中文学批评经学视野的建构扩展。在传统学术体系中，论者以“以意逆志”术语命题强调其诗歌阐释主题的伦理化与阐释方式的精神认同性。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的儒家教化色彩、心与心互动的伦理认同特征，在传统学术体系文学批评经学视野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
历代诠释杜甫诗歌的著作丰富，众多诠释者自觉主张“以意逆志”方法，评论者感受到其诠释“以意逆志”特色。他们共同关注诗歌的伦理品性与阐释者的精神认同。诠释者主张以意逆志，寻求杜甫诗歌作品的深意，因此有谢杰《杜律詹言》：“取材诸家，发以肤见，窃附古者以意逆志之谊，期于备而约，鬯而圆。”王嗣奭《杜臆原始》主张：“臆者，意也，‘以意逆志’，孟子读诗法也。诵其诗，论其世，而逆以意。……因诗悟道，则近始得之。”卢元昌：“以意逆志，既又发其言中之意，意中之言，使当年幽衷苦调曲传纸上。而又旁罗博采，凡注家所未及者约千有余条，名之曰《杜诗阐》。”
主张以意逆志诠释杜诗，他们更强调的是诠释者的精神认同。明代张强调“大抵理在人心，古今不异，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因此主张批选杜诗要使“观者精思妙悟，触类而长之，由清江之意逆杜子之志，以上溯三百篇之旨，诗道尽在是矣”。清人陈式著《问斋杜意》主张：“深有得子舆氏以意逆志之言。心领神悟，扫尽从来荆榛，一以己意探得之。”因此，论者强调陈式“居心仁厚，律躬端严，盖先有无邪之思，而后得逆志之意。即以之说三百篇无不可，况杜诗乎？”认定其所阐释杜甫诗意，“谓杜意即陈意可，谓陈子之杜意，即陈子之诗可矣”。
在呈现以意逆志方法特色的李贺诗歌阐释中，同样注重诗歌的伦理主题与注释者的精神认同。陈式强调自己究心少陵与姚文燮注释李贺“初不相谋而实若相谋，同于意取之旨也”。姚文燮自觉主张：“夫匡鼎说诗而令人解颐，得其情也。不得其情而欲代为之注，则以山经、海志、野乘之一斑以尽贺也，不亦冤哉！……吾谓读古人书者，必以心心古人；而以身身古人，则古人见也。人不能身心为贺，又安能见贺之身心邪？”因此，钱澄之强调陈式、姚文燮二人以意逆志的伦理主题与精神认同的特色。
注书之难于著书也。……著书者无人，注书者无我，然自孔子系辞以来，如郭象之注庄，王辅嗣之注易，旁通发挥，往往出于古人意言之外，亦何尝不用我也！曰：非我也，古人之意之所在也。“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吾注庄又不若姚子之注昌谷。姚子谓古今人之诗，未有不本诸忠爱者也。……盖欲以忠爱概天下之诗教也。……陈子之于少陵，姚子之于昌谷，皆似有夙因焉。凡诗为人所不经意者，二子以为必有意也。二子之注不必无我，亦自信我之意即作者之意而已。
论者强调以意逆志方法的合理性，关注的是李商隐诗歌的深远寓意：“盖诗者志之所之也，志深者言深。乍而求之，得其浅矣，或未得其深，故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诗而得其志难也……以吾观于唐人李义山之诗，抑何寓意深而托兴远也！”因此突出其伦理品性：“义山之诗，原本离骚……原之耿介，能无怨乎？怨而不忍直致其怨，则其辞不得不诡谲曼衍。而义山一祖其杼轴以为诗，以故瑰采惊人，学者难以逆志。”
以意逆志说《诗》之学影响着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使其凸现宣扬作品儒家主题、强调诗歌阐释伦理认同方式与道德教化功能的特色。在传统学术背景中，以意逆志说诗之学建构了文学接受的经学视野，成为经学诠释学的重要组成。
“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可以视为他的经典解释的方法论总纲……不仅是后世论诗的主导方法，而且对今文经学与宋学（尤其是宋学）实有较大的影响。”在《诗经》学上，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直接启示汉代今文三家诗自立新说和以史证诗。以《春秋》学为主流的今文经学多用心理解释，注重引申发挥。今文经学家接过《孟子·离娄下》提出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宣传《春秋》有史事、史文、史义，而最重要的则是隐含在史事与史文中的‘史义’，它是《春秋》的灵魂，是孔子的思想，是‘古今之通谊’……在解释学理论上，《公羊传》遥接着孟子的传统，并在实践中加以丰富；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并上升为较有系统的解释学理论。”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提到的“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命题显示了以意逆志之说的影响。
在中国学术史上，每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的建构，伴随着经典解释方法的革新。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境界；而其理学体系的创立，是在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开始并且完成的。没有新的心理解释方法论，就没有朱熹系统解释儒家经典、全面建构理学体系的巨大成就。朱熹强调“‘以意逆志’，此句最好”，“此是教人读书之法”，“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朱熹继承与发展“以意逆志”说，主张以意逆志读书法的圣人之学，创立心理解释方法论。“‘唤醒－体验－浃洽—兴起’，秩序分明，层次进取，互渗互动，直入精微，既有哲学的根底，又有美学的意蕴，构成了朱熹新的心理解释方法论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精神。”
来源于儒学主题坚守与心性论域拓展的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不但成为传统学术体系中创建经学诠释学的重要资源，而且是在现代学术背景中生成中国诠释学的基本话语。以意逆志对中国诠释传统的影响，还表现在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成为现代学术背景中中国诠释学建构的思想资源。
“中国知识的现代构成决定了中西比较之于人文学科的背景性和母题性：实际上，在当代学术语境中，有效的知识言述总是在现代西学和本土传统之间展开。……在中西之间思考是现代思想的平台。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比较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基本语境。”。面对西方诠释学思想兴起，中国现代学术背景中呈现出孟子以意逆志之说与接受美学对应，与施莱尔马赫传统诠释学共鸣，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对话。
在系统整理中国传统诠释观念、阐释中国诠释思想特色的现代学术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成为中国诠释思想的基本话语。以意逆志诠释方法论题在《中国阐释学》一书提及，因为李清良开宗明义认为，“本书的目的是，通过较为系统地清理中国文化中本有的阐释学理论，建立中国阐释学(Chinese hermeneutics)”。以意逆志诠释方法论题在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展开，来源于论者设计“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研究，似乎应该首先致力于发掘和整理历代有代表性的文化经典解释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在比较分析中探寻文化经典解释方法论形成发展的轨迹；然后从古典解释学和哲学解释学的高度，对上述方法论发展演变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且注意描写它固有的民族特色，进而探讨它在今天的启示意义和发展方向”。以意逆志诠释方法论题贯穿在黄俊杰所主持的“中国文化经典的诠释传统”课题以及“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课题始终，因为“这个研究计画的推动，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学术史上有其悠久的经典注疏传统，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从这个学术资源中，我们可以发展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这种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诠释学，就其发生程序而言，与西方近代的诠释学颇有恍惚近似之处：两者皆起于诠释者与经典之间的主体性之‘断裂’，使两者之间沟通不易，索解无由。但就其本质状态观之，则中国诠释学自有其深具中国特色之面相，值得加以发掘”。
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建构诠释思想，因此现代论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以不同语义理解、不同内涵界定共同建构了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
论者论说“孟子首倡的‘以意逆志’说，是中国古典解释学史上第一个具有自觉理论意识和深厚理论内涵的心理解释方法论。在当时，它显示出了可贵的创造性和开拓性，对后世它显示了深远的启示性与奠基性，受到了历代学人的由衷推崇和继承发展”。关注“这种源自先秦孔孟的解经方法，在宋明儒学中大为发展”。强调“以读者之心上溯千载而遥契作者之心，因此，这种解经方法下的经典诠释学是一种‘体验之学’”，并明确主张运用“以读者之‘意’逆推作者之‘志’，则经典作者之意向亦可忖度之矣”。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作用于中国诠释思想传统，它不但贯穿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学诠释学的建构历史，而且成为现代学术背景中中国诠释学的建构资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成为汉语诠释传统术语命题、思想观念与视野论域的原型。“一个民族文学思想的特质，往往是在其初始阶段决定的，并因此而确立了其发展演变的不同趋向。”以意逆志命题所蕴涵的诠释观念反映了中国学术传统中天人合一视野中的心本体认识，蕴涵着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以心求心理解方法观念；以意逆志还是一种敬的伦理规范，派生出自我修身的伦理观念。以意逆志命题从本体上（以意逆志是心本体建构）、方法上（以意逆志是心与心互动的理解技艺或艺术）、实践上（以意逆志是伦理认同的行为规范）对中国诠释传统作了根本限定。
以意逆志命题明确的问题意识与广阔的语义空间，从本体认识、理解艺术、修身伦理规范等方面派生出了汉语诠释的基本范畴，如以心求心、己意以求、平心而论、虚心涵泳等等所表达的汉学、宋学等理解本体观、方法论与伦理规则。这些诠释范畴亦和整个中国学术的基本传统与基本范畴有着内在的和高度的一致性。
整体上看，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是孟子《诗》学观念的核心基础，是时代《诗》学观念的独创，不但影响后世接受《诗经》成为儒家《诗》学的标志，建构了文学接受的经学视野；而且波及现代语境中中国诠释传统建构，成为汉语诠释思想的基石。
$小结
在《诗》价值转换与时空隔离的历史语境中，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建构文本有机结构论与以心求心的理解路向。这是孟子坚守孔圣儒学主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对诗教儒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意逆志命题不仅标志孟子说《诗》特色，而且引导后世《诗经》接受，建构了经学视野，开启了文学视野。
从《诗》到《书》、《孟子》再到史、诗、书，其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展，孟子以意逆志命题逐步成为中国诠释传统的基石。“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一命题所蕴涵的基本观念，从本体上、方法上、实践上对中国诠释传统作了根本限定。其明确的问题意识与广阔的语义空间从本体认识、理解艺术、修身伦理规范等方面派生出了汉语诠释的基本范畴，这些诠释范畴亦和整个中国学术的基本传统与基本范畴有着内在的和高度的一致性。
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具有汉语诠释学奠基的文学思想史意义与元命题开创的文论学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