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台阁规模（台阁规模：指中央各机构的制度设施及人员配备。），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元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玄龄虽蒙宠待，或以事被谴，辄累日诣朝堂，稽颡请罪（稽颡(qǐsǎnɡ)：古代的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表示极度的虔诚。颡：额头。），恐惧若无所容。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义宫，更名大安宫。甲午，上始御太极殿，谓群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
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是岁，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贞观四年(庚寅，630)
三月，蔡成公杜如晦疾笃，上遣太子问疾，又自临视之。甲申，薨。上每得佳物，辄思如晦，遣使赐其家。久之，语及如晦，必流涕，谓房玄龄曰：“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
夏，四月，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凌烟阁：皇宫内的高阁。为表彰功臣而建，绘有功臣图像。如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画二十四功臣像。），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六月，乙卯，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说，自洛阳迁长安，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邪！景帝用晁错之言而七国构祸，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先为忧，而宫室可遽兴，乘舆可轻动哉！臣见隋氏初营宫室，近山无大木，皆致之远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为轮，则戛摩火出（戛摩：又作戛磨，击撞摩擦。），乃铸铁为毂（毂(gǔ)：车轮中心的圆木，中有圆孔，可以贯入车轴，外面则插聚辐条。），行一二里，铁毂辄破，别使数百人赍铁毂随而易之，尽日不过行二三十里，计一柱之费，已用数十万功，则其余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乙丑，上问房玄龄、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日昃(zè)：太阳偏西。），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寘之百官（寘：通“置”。），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冬，十一月，上读《明堂针炙书》，云：“人五藏之系，咸附于背。”戊寅，诏自今毋得笞囚背。
十二月，诸宰相侍宴，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敷奏：叙陈事理，向君主进奏。），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
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浇讹：浮薄诈伪。），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征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
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徵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
讲评
本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至卷一九三，《唐纪》七至九，纪年自唐高祖武德九年(626)至唐太宗贞观四年(630)，选文内容侧重于贞观君臣关于治国方略及君道政体的议论，兼及一些为贯彻相关治国方针而实施的政策或确立的制度设施。
李世民虽然参与了太原起兵的谋划和组织，对于唐朝的开国立下了大功，但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原则，他没有皇位继承权。他的皇位是通过武装政变夺取的。旧史对于李世民夺取皇位事件的评价，常常陷于矛盾之中。即如司马光本人，既要为尊者讳，维护作为“圣君”的唐太宗的形象，又要维护儒家的礼法制度，坚守嫡长子继承原则，所以李世民给司马光出了一道难题，使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并接手军国庶事的记载之后，发出一段自相矛盾的议论。不过，李世民取得皇位后，很快摆脱了玄武门事变的阴影，开创出贞观之治的历史局面。他取年号为“贞观”，就是要“示天下以正”。贞观君臣从“天下为公”的原则出发，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分析当前形势，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治国方针，积极探讨为君之道、安人之道以及各项治道政术，很快迎来了一个大乱之后的大治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君臣认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道理，提出了安人之道的关键在于不夺农时。尽管中国古代不乏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家，但唐太宗作为一个皇帝，能够将这个问题提到如此高度，并坚持贯彻到自己的治国实践中，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唐太宗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威慑下产生的畏民心理，他因此感叹“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同样也是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给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留下的宝贵财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等，因此成为指导治国实践的至理名言。为了贯彻“为君之道”与“安人之道”，贞观君臣注意在理论上探讨如何运用皇权与提高政府机构的运作效率，提出了许多被后世帝王奉为准则的思想观点。
良好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空气，是唐太宗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明君”甚至是“圣君”的一个重要前提。唐太宗在用人方面很成功，他通过论功行赏、任人唯贤，不分新旧、不私于亲，用人不疑、舍短取长等用人之道，使得一时人才尽为之所用，所以才有“房谋杜断”，有王珪、魏徵那样的谏诤之臣，有敢于公开指责他“不如炀帝”而与桀、纣“同归于乱”的张玄素。这种良好君臣关系的形成，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唐太宗对于巩固皇位有着充分的自信，并进而认识到君主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就必须兼听纳谏。可以说，唐太宗充分自信而又能虚心纳谏，是贞观君臣强调的帝道、王道中最值得探究的为君之道。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论唐太宗，首先就引用《尚书》所载商汤灭夏以后仲虺的告诫之辞，所谓“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来探讨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王夫之无疑是发挥了宋儒“为帝王师”的意识，而宋儒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贞观君臣论治的总结。《资治通鉴》中对君臣治国言论的记载，在贞观时期是最为集中的，这本身就是司马光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重要体现。
思问录
贞观君臣探索出来的“君道政体”有哪些内容成为后世治国的典范？
旧史称贞观良相一般是指“房谋杜断”，为什么唐太宗本人却多次强调魏徵的作用？
延伸阅读
汪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
黄永年.唐史十二讲.北京：中华书局，2007
刘后滨.说唐太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