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曰：“观其意怏怏（怏怏(yànɡyànɡ)：闷闷不乐。），必知欲命为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国忠，曰：“此议他人不知，必张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贬张均为建安太守，垍为卢溪司马，垍弟给事中埱为宜春司马。
夏，四月，癸巳，安禄山奏击奚破之，虏其王李日越。
秋，七月，杨国忠忌陈希烈，希烈累表辞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温代之，国忠以温附安禄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韦见素和雅易制，荐之。八月，丙戌，以希烈为太子太师，罢政事；以见素为武部尚书、同平章事。
十一月，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陟（河东：郡名，治河东县，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镇。），斌之兄也，文雅有盛名，杨国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赃污事，下御史按问。陟赂中丞吉温，使求救于安禄山，复为国忠所发。闰月，壬寅，贬陟桂岭尉，温澧阳长史。安禄山为温讼冤，且言国忠谗疾。上两无所问。
天宝十四载(乙未，755)
二月，辛亥，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上命立进画（进画：进呈奏事文书给皇帝审阅并御画“可”或“闻”等，皇帝批复后颁布施行。），给告身。韦见素谓杨国忠曰：“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见素当极言；上未允，公其继之。”国忠许诺。壬子，国忠、见素入见，上迎谓曰：“卿等有疑禄山之意邪？”见素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请不可许，上不悦；国忠逡巡不敢言，上竟从禄山之请。他日，国忠、见素言于上曰：
“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今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翙为河东节度使，则势自分矣。”上从之。已草制，上留不发，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璆琳受禄山厚赂，还，盛言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上谓国忠等曰：“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藉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事遂寝。循，华原人也，时为节度副使。
三月，辛巳，命给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
夏，四月，安禄山奏破奚、契丹。
安禄山归至范阳，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称疾不出迎，盛陈武备，然后见之。裴士淹至范阳，二十余日乃得见，无复人臣礼。杨国忠日夜求禄山反状，使京兆尹围其第，捕禄山客李超等，送御史台狱，潜杀之。禄山子庆宗尚宗女荣义郡主，供奉在京师，密报禄山，禄山愈惧。六月，上以其子成婚，手诏禄山观礼，禄山辞疾不至。秋，七月，禄山表献马三千匹，每匹执控夫二人，遣蕃将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达奚珣疑有变，奏请“谕禄山以进车马宜俟至冬，官自给夫，无烦本军。”于是上稍寤，始有疑禄山之意。会辅璆琳受赂事亦泄，上托以他事扑杀之。上遣中使冯神威赍手诏谕禄山，如珣策；且曰：“朕新为卿作一汤（汤：此指温泉浴池。），十月于华清宫待卿。”神威至范阳宣旨，禄山踞床微起，亦不拜，曰：“圣人安隐。”又曰：“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馆舍，不复见；数日，遣还，亦无表。神威还，见上泣曰：“臣几不得见大家！”
冬，十月，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独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自余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会有奏事官自京师还，禄山诈为敕书，悉召诸将示之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众愕然相顾，莫敢异言。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诸将皆引兵夜发。
诘朝（诘(jié)朝：次日晨。），禄山出蓟城南（蓟城：即蓟县，幽州治所，今北京城区西南一带。），大阅誓众，以讨杨国忠为名，牓军中曰：“有异议扇动军人者，斩及三族！”于是引兵而南。禄山乘铁囗（囗：同“舆”，车子。），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
河北皆禄山统内（河北：时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使。河北道，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大街乡。），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禄山先遣将军何千年、高邈将奚骑二十，声言献射生手（射生手：精于骑射的武士。后来作为军种名称，唐肃宗至德初年，选善于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分左右厢，称左右英武军。也称供奉射生官，又叫殿前射生。），乘驿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杨光翙出迎（北京：唐天宝元年(742)改北都为北京，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镇。），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状。东受降城亦奏禄山反（东受降城：唐景龙二年(708)为防御突厥，张仁愿于黄河以北筑东、中、西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东受降城在今托克托县南黄河北大黑河东岸。）。上犹以为恶禄山者诈为之，未之信也。
讲评本篇选自《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至卷二一七，《唐纪》三〇至三三，纪年自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
安史之乱往往被视为唐王朝盛衰的分水岭，其错综复杂极富研究旨趣，成为史家探析的重要议题之一。安史之乱历时八年，《资治通鉴》详述了这一事件，本篇选文则侧重于展示天宝政局与安史之乱的关系，尤其是天宝时期的边疆、民族问题。
开、天之际，边防要地上形成了十节度，分布于西北、东北、西南，防御对象有突厥、吐蕃、突骑施、奚、契丹与南方“蛮獠”，形成完善的防御体制。
这本是形势使然，但节度使从最初的辖区军事长官，逐渐膨胀为一个地区的军政长官。加之，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化，边将得以专兵。募兵制虽可提高军队战斗力，但也使边地军事力量膨胀，出现“内轻外重”的局面，埋下分裂割据的隐患。蕃将与唐代武功关系密切。胡人长于骑射，富有战斗力，故成为唐代统治者忌惮与利用的对象。至玄宗时，李林甫担任宰相，虽有为了专宠固位、杜绝节度使入相之途的私心而任用蕃将镇边，但亦是形势使然；玄宗一改唐太宗任用胡族部落酋长的做法，多用胡族寒人为蕃将，并以之统率该种落。天宝间，唐代西北、东北的边帅皆为蕃将。如，粟特胡安思顺任河西节度使，高丽人高仙芝任安西四镇节度使，突骑施人哥舒翰任陇右节度使等。安禄山、史思明本为营州柳城(辽宁朝阳)粟特杂胡，二人的发迹便与此背景相关。自7世纪末开始，契丹与奚对东北边境的压力，在客观上迫使唐朝在此拥持重兵。柳城，为东北胡人聚集地区，安禄山精明强干，更善于把握机会，从而扶摇直上，脱颖而出，为玄宗所倚重。安禄山在东北边境执行玄宗策略的同时，也积聚了自己的力量。742年，他被擢升为平卢节度使。后又陆续兼任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河东节度使，权兼三道，控制了河北与河东地区。
安史之乱所关涉的种族与文化问题，也历来为史家所关注。掌握军政及经济权力的安禄山，不仅提拔了许多胡族将领，而且还利用粟特出身的种族身份，用祆教信仰凝聚胡商以聚财富，进一步提高经济实力。他更以此号召胡人，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至德元载(756)李泌为肃宗的这一分析，表明胡族确为安禄山军事力量之中坚。在朝廷与安史余部妥协后，后者盘踞河北，形成著名的“河朔三镇”。他们不仅脱离中央，而且在文化上出现胡化趋势。陈寅恪认为：“唐代安史之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键。”然而，在此需指出的是，安史之乱也并非民族之间的战争。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中原各地相继新设了不少节镇。乱事平定之后，方镇扩展至全国。他们坐拥土地、兵民、财富，甚至与朝廷分庭抗礼。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格局由此改变，导致藩镇割据成为唐后期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甚而对五代的政治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思问录
外重内轻的军事布局是安禄山能够起兵的一个重要前提，为什么唐朝未能进行有效的防范？
分析安史之乱背景中的种族与文化因素。
延伸阅读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