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驰道与驰道制度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治驰道”。驰道的修筑，是秦汉交通建设事业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成就。通过秦始皇和秦二世出巡的路线，可以知道驰道当时已经结成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基本要络。曾经作为秦中央政权主要决策者之一的左丞相李斯被赵高拘执，在狱中上书自陈，历数功绩有七项，其中包括“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史记·李斯列传》）。可见修治驰道是统治短暂的秦王朝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关于驰道的形制，西汉人贾山说：“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汉书·贾山传》）贾山关于“驰道之丽”的描述，有的学者曾以为真实性可疑，“或有辩士夸饰之言”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收入《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道广五十步”，相当于现今尺度69米左右。考古工作者曾在陕西咸阳窑店镇南的东龙村以东150米处，发现一条南北向古道路遗迹，路宽50米，筑于生土之上，两侧为汉代文化层。参见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渭河三桥初探》，见《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1983年11月。这条道路，北为秦都咸阳的宫殿区，向南正与汉长安城的横门相对。以秦宫布局“象天极”的规划意图分析
《史记·秦始皇本纪》：“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三辅黄图》卷一“阿房宫”：“周驰为复道，度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抵营室也。”，这条道路应当是南北沟通咸阳宫与阿房宫的交通干道，当时自然当归入驰道交通系统之中。另外，秦咸阳宫附近发现的1号大道位于北墙以北约220米处，“路面已有破坏，现存最宽处为544米，一般在40～50米之间，路面中间高于两侧10～15厘米，呈鱼脊状”，“大道南北两旁均为淤泥，似为路面泄水之阳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21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从形制和规模分析，这条道路可能与驰道有关。据调查，陕西潼关以东的秦汉驰道遗迹，路面宽达45米以上。参见胡德经：《洛阳—长安两京古道考察》，载《中州今古》，1986（1）。 秦始皇时代所修筑的直道，其遗迹在陕西淳化、旬邑、黄陵、富县、甘泉等地发现多处，路面宽度往往也达50至60米。参见陕西省交通史志编辑部古代组：《陕西古代交通史（部分章节讨论稿）》，1983年1月。看来贾山关于驰道规模的记述，并非虚言。所谓“三丈而树”，王先谦《汉书补注》：“王先慎曰：‘三丈，中央之地，惟皇帝得行，树之以为界也。’《三辅黄图》云：‘汉令：诸侯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没入其车马。’盖沿秦制。”杨树达《汉书窥管》卷六则以为，“三丈而树，谓道之两旁每三丈植一树”。“厚筑其外”，指路基构筑务求坚实，两侧形成宽缓的路坡。所谓“隐以金椎”，王先谦《汉书补注》：“周寿昌曰：‘隐’即‘稳’字，以金椎筑之使坚稳也。”陈直《汉书新证》又举《全后汉文》卷九八《开通褒斜道石刻》中“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隐”句借“稳”为“隐”，证实周说不误。敦煌汉简可见“诸子途中皆安隐”简文（161），亦可以为补证。
《史记·孝景本纪》：六年“后九月，伐驰道树殖兰池”。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此文曰‘伐’，则不得言‘殖’矣”。或以为“殖”当作“填”裴骃《集解》：徐广曰：“殖，一作‘填’。”《史记会注考证》引张守节《正义》：刘伯庄云：“此时兰池毁溢，故堰填。”，然而“后九月”时已秋尽冬初，水害季节已过，不必伐木堰填。其实此处之“伐”，是指砍斫采条，“殖”则是指蕃息栽植。兰池宫地势濒水，宜选作苗圃地。而“后九月”，时令正宜扦插育苗。曹丕《柳赋》序：“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曹袁官渡决战，正在秋九月至冬十月间。据郑万钧主编《中国树木志》，杨柳科树木扦插育苗，有“秋季落叶后采条”者（1961页，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5年12月）。关于“伐驰道树殖兰池”的解释，详见王子今：《“伐驰道树殖兰池”解》，载《中国史研究》，1988（3）。驰道行道树生长繁茂，因而用作采条基树，所育苗木，可能又植于新辟道路两旁。“伐驰道树殖兰池”，是我国开始采用秋冬季采条覆土、春季掘土栽植的“休眠枝埋藏技术”的最早记载。由此可知，驰道两侧除贾山所谓“树以青松”外，又有杨柳一类易于扦插繁殖的树种，用作行道树者，当时还有柏、梓、槐、桧、檀、榆等。《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遥见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乐府诗集》卷八四《杂歌》：“晨行梓道中，梓叶相切磨。”《隶释》卷三《张公神碑》：“□□□□大路畔兮，亭长阍□□扞难兮，列种槐梓方茂烂兮。”《水经注·瓠子水》记成阳尧陵庙：“栝柏数株，檀马成林，二陵南北，列驰道迳通。”栝即桧树。檀马，王国维《水经注校》：“或谓檀与驳马也。”又陆机《诗·秦风·晨风》疏：“驳马，梓榆也。”
秦始皇筑九原抵云阳的道路，“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贾山也说，驰道的规划，可以“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可见驰道选线尽量追求平直，减缓坡度，扩大曲线半径，以便于提高通行速度。《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发民凿十二渠，民人以给足富。“十二渠经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可见驰道选线异常审慎，地方官员不能擅自更动，于是为了减少渠桥，宁可改变原有渠道的走向。历代地理书以及许多地方志中常常可以看到有关秦汉驰道遗迹的记载。驰道许多路段作为千古不易的交通通道的事实，也说明驰道设计选线的合理性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
驰道“厚筑其外”，颜师古注：“筑令坚实，而使隆高耳。”即通过多层夯筑，使整个路面高于地表。《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哀帝时，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也说明驰道路面一般高于原地表。从陕西甘泉桥镇方家河直道遗迹的路基断面，还可以看到清晰的夯层。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张燕所提供1984年实地考察所得资料。方家河秦直道遗迹据说在大面积夯筑填方的路基外侧“夯筑出数个平面方形隔墙，隔墙内填土以形成护坡或路面”。这种建筑形式亦见于陕西富县桦沟口段直道遗迹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研究员主持的对陕西富县直道遗迹桦沟口段的发掘，对于路基结构、路面状况、护坡形式、排水系统以及规模可观的很可能性质为关卡的高等级道路附属建筑遗存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分析，充实了我们对于秦汉交通建设成就的认识。参见张在明：《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见《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36~38页；《2009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载《中国文物报》，20100611；王子今：《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秦代的国家级高速公路》，载《光明日报》，20100612。，或可作为“厚筑其外”的解说。
贾山说，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得宝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开始讨论封禅事宜，于是“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汉武帝可能通过的驰道，当时几乎遍达“天下郡国”。史籍中明确可见的各地驰道，除前引邺地驰道外，又有《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击臧荼易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击匈奴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司马贞《索隐》：“或以驰道为秦之驰道。”《汉书·周勃传》颜师古注谓“当驰道”即“当高祖所行之前”，《汉书补注》：“刘攽曰：‘驰道犹言乘舆耳。’沈钦韩曰：‘谓敌人驰车冲突之道当之者攻为多也。’”王先谦赞同颜、刘之说。显然这些误解与历代学者对秦汉北边道的意义认识不足有关。陈直《史记新证》：“周勃攻战之地，属于燕之驰道。”（11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看来对此处“驰道”的理解，不必旁生新意。“当驰道”，可能指在围攻敌军或与之对抗时阵地正当驰道，因而承担了抗击敌军主力的任务。 驰道伸展，直至北边。《汉书·王传》记载，右扶风至安定、北地一线，也有驰道。《汉书·王传》：“征为右辅都尉，守右扶风。上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武帝嘉之。”据《水经注》可知，在郦道元的时代，白马至长垣间，以及苦县、聊城等地，仍可见驰道遗迹。《水经注·济水二》：韦城“有驰道，自城属于长垣，濮渠东绝驰道，东迳长垣县故城北”。《阴沟水》：苦县“城之四门，列筑驰道”。《河水五》：聊城县故城“南门有驰道，绝水南出”。《肥水》又有所谓“玄康南路驰道”。 西汉白马、长垣、苦县、聊城等，都是“当驰道县”。据说湖南零陵一带，也有驰道遗存。参见《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一《永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