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边道秦统一后，在战国长城基础上营建新的长城防线。因施工与布防的需要，沿长城出现了横贯东西的交通大道。《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巡北边，从上郡入”。三十七年，出巡途中病故，李斯、赵高秘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从井陉抵九原”而后归，特意绕行北边，说明此次出巡的既定路线是巡行北边后回归咸阳。后来，汉武帝亦曾巡行北边。《史记·封禅书》：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反至甘泉”。显然，北边道自有可适应浩荡的帝王乘舆车骑队列通过的规模。汉代对秦王朝营建的长城防线又增修延长，至西汉晚期，“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汉书·赵充国传》）。修筑长城调用工役数以10万计，沿线又常年集结重兵警备戍守，并曾以北边各郡为基地出军北击匈奴。显然，北边道必须具备可供组织施工、调动部队、转运军需物资的通行条件。汉顺帝时，乌桓侵扰云中，一次就曾“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后汉书·乌桓传》）。可见，在向边地多次大规模移民之后，北边道又成为繁忙的民用运输线。以往讨论秦汉交通，一般未曾重视这条道路的重要作用。关于秦汉时期北边道的形制特征及历史意义，应当予以重视。参见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载《历史研究》，1988（6）。
并海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凡五次出巡，其中四次行至海滨，往往并海而行。二十八年第二次出巡，上泰山，又“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二十九年（前218）第三次出巡，又“登之罘”，“旋，遂至琅邪”。三十二年第四次出巡，“之碣石”，“刻碣石门”。三十七年第五次出巡，上会稽，望于南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又由之罘“并海西至平原津”。秦二世巡行郡县，曾“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又“遂至辽东而还”。《史记·封禅书》说，汉武帝也曾自泰山“并海上，北至碣石”。《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元年（前110），“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元封五年，由江淮“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显然，沿渤海、黄海海滨，当时有一条交通大道。这条大道与三川东海道、邯郸广阳道相交，将富庶的齐楚之地与其他地区沟通，用以调集各种物资，具有直接支撑中央专制政权的重要作用。以往关于秦汉交通的论著大多忽视了这条重要道路，几种秦汉交通图中也往往只绘出秦始皇出巡时行经的并海路线，即循黄海海岸和渤海南岸的地段史念海曾指出：“江乘渡江，北即广陵，广陵为邗沟所由始，可循之北越淮水，以达彭城。古时海滨尚未淤积，广陵、彭城之东距海较今为近，史文所言并海北行者，亦犹二十八年东行之时并渤海以至成山、之罘也。平原濒河水，沙丘属巨鹿，其间平坦，当有驰道。”（《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载《文史杂志》，3卷1、2期，收入《河山集》四集），而忽略了这条道路的北段。由秦二世和汉武帝“并海”而行的记载，可知当时沿渤海西岸亦有大道通行，是为东汉所谓“傍海道”（《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参见王子今：《秦汉时代的并海道》，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2辑。
以往北边道和并海道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在于论者往往从秦帝国中央集权的特点出发，过分强调了所谓以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或者说向东作折扇式展开）的道路规划方针。研究秦汉交通的论著大多持与此类同的见解，一些国外学者也赞同这一观点，例如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中就写道：“古代中国统一国家的革命的建立者秦始皇帝，就是由他的京城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的公路的建造者。”（曹未风等译节录本，下册，25~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 其实，从现有资料看，这两条道路的通行状况，对于秦汉大一统帝国的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元鼎三年（前114），汉武帝“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下》）。天汉二年（前99），“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汉武帝特“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汉书·武帝纪》）。足见最高统治者对北边道和并海道交通形势的重视。
秦代形成的陆路交通网在汉时又历经拓修完善，并随疆土的扩展进一步延伸。由汉中巴蜀道向南，秦代有不能通车的“五尺道”。汉武帝时为加强对西南地区控制，大力建设道路，“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作者数万人”（《史记·平准书》）。东汉时期西南方向的交通道路建设，有荥经何君阁道石刻以为物证。参见王子今：《荥经何君阁道石刻再发现的意义》，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李学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元光六年（前129），“南夷始置邮亭”（《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陇西北地道再向西北，一支入青海羌人活动地区《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治湟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所谓“从枕席上过师”。前又称“临羌东至浩亹”，“其间邮亭多坏败者”，可见道路早已开通。赵充国攻西羌时，金城与长安间770公里，紧急文书，七日可得往返。，一支经河西向西域，成为沟通东西文化的丝绸之路
《后汉书·西域传》论曰：“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亭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北边道也向东西拓展，秦时北边“起临洮，至辽东”（《史记·蒙恬列传》），西汉时“北边自敦煌至辽东”已达“万一千五百余里”（《汉书·赵充国传》），辽东以东，又有玄菟、乐浪二郡。东汉时江南道路的建设又有发展，比较著名的有零陵、桂阳交通干线的开通。《后汉书·郑弘传》：“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后汉书·循吏列传·卫飒》：飒为桂阳太守，“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
秦汉时代，重要的交通干线已通达各主要经济区，由东向西在彭城、荥阳、长安结成交通枢纽，此外，又有疏密交错的交通支线结织成网，形成全国规模的交通系统，其中有的支线在历史演进中又发展为重要的干线。有些看起来并未形成明确线形结构的道路，也在交通生活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秦汉陆路交通网的形成，不仅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为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确定了大致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