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驴、骡、骆驼的引进
秦汉时期，大量的驴、骡、骆驼等西方“奇畜”作为驮负和引车动力引入内地经济生活，也成为交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九有“驴”条，注意到秦汉时期驴、骡的引进：“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尝考驴之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然其种大抵出于塞外。”《逸周书》说到，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诸国以橐驼、野马、、为献。据说“驴父马母曰，马父驴母曰”。《吕氏春秋·爱士》：“赵简子有两白骡而甚爱之。”李斯《谏逐客书》说，“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骏良，不实外厩”（《史记·李斯列传》）。邹阳于狱中上书梁孝王，说到“苏秦相燕，燕人恶之于王，王按剑而怒，食以”（《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史记·匈奴列传》写道：“其奇畜则橐、驴、、、、。”司马相如《上林赋》又说到汉武帝时以“、橐、蛩蛩、、、驴骡”充入上林事。其种出于塞外的驴骡等，起初只是因珍奇而名贵，以观赏价值畜养，尚未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然而自汉武帝时代起，基于交通发展的迫切需要等原因，“驴，衔尾入塞，马，尽为我畜”（《盐铁论·力耕》）。大规模引入之后，则往往用作交通运输的动力。
贾谊《吊屈原赋》：“腾驾罢牛兮骖蹇驴。”《史记·日者列传》：“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东方朔《七谏·谬谏》：“驾蹇驴而无策。”刘向《九叹·愍名》：“却骐骥以转运兮，腾驴骡以驰逐。”扬雄《反离骚》：“骋骅骝以曲艰兮，驴骡连蹇而齐足。”颜师古注：“言使骏马驰骛于屈曲艰阻之中，则与驴骡齐足也。”驴骡得以作为文学象征，正由于当时已经被普遍使用于交通运输，“转运”“于屈曲艰阻之中”。上层社会以骐骥驰逐为时尚而不齿驴骡之蹇疲，则反映出驯调驴骡用于运输，也是由下层劳动者创始。汉灵帝光和四年（181）于后宫“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效”（《后汉书·灵帝纪》），史书录为丑闻。《续汉书·五行志一》：“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放效，至乘辎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司马彪曾经严厉批评道：“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并以为“迟钝之畜，而今贵之”，是“国且大乱，贤愚倒植”的征兆（《续汉书·五行志一》）。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益发军再击大宛，“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驼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说明驴、骡等西方“奇畜”在交通运输活动中已经表现出相当重要的作用。敦煌所出西汉晚期简中，也可以看到驴应用于交通的内容，如：
降归义乌孙女子
复帬献驴一匹骍牡
两抾齿□岁封颈以
敦煌王都尉章（1906）
□武威郡张掖长□驴一□（1913）
不过，从现有资料看，驴、骡等大致较早在西北地区用作运输动力《说文·马部》：驴“似马，长耳”。段玉裁注：驴、骡等“太史公皆谓为匈奴奇畜，本中国所不用，故字皆不见经传，盖秦人造之耳”。《汉书·常惠传》写道，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汉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出”击匈奴。“以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骑将以下三万九千人，得马、牛、驴、骡、橐佗五万余匹。……”据《汉书·西域传下》：“（龟兹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也。’”由“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也”俗语，应当考虑到龟兹等西域地方作为驴、骡引入原生地的情形。，后来方逐渐为中原人骑乘役使。骡则因特殊的繁育方式，数量更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