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对于运输动力开发的贡献，还表现在经营西北时特别重视引进异域优良马种，使内地原有马种得以改良。参见谢成侠：《中国养马史》；张廷皓：《西汉鎏金铜马的科学价值》，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得“天马”，太初四年（前101）得“宛马”，是中国养马史上的大事。所谓“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天马》），本身既是重要的交通活动，同时又成为文化交往的象征。西域苜蓿等牧草作物的引入，对于内地养马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史记·大宛列传》：“（宛左右）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汉武帝时引入的是苜蓿属紫苜蓿。
正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谓“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对马政的特殊重视，曾经形成民众沉重的负担。汉武帝晚年经历“巫蛊之祸”后，对以往“扰劳天下”的政策有所“追悔”，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四年”）又以西征失利为时机，颁布著名的轮台之诏，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并要求“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汉书·西域传下》）。行政重心的扭转包括马政的调整。
自汉昭帝起，对武帝时马政诸政策又进行若干具体的修正。《汉书·昭帝纪》记载：始元四年（前83）“秋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始元五年，“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元凤二年（前79）六月，又诏令：“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汉书·元帝纪》记载，初元元年（前48）三月，“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六月“以民疾疫”，“省苑马，以振困乏”。九月关东大水，又令“太仆减谷食马”。二年（前47）又“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据《汉书·成帝纪》，建始二年（前31）也曾“罢六厩”，“减乘舆厩马”。《续汉书·百官志二》说：“旧有六厩，皆六百石令，中兴省约，但置一厩。后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舆御马，后或并省。又有牧师菀，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菀。”刘昭注补：“《古今注》曰：‘汉安元年七月，置承华厩令，秩六百石。’” 汉和帝永元五年（93）二月，“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后汉书·和帝纪》）。汉安帝永初元年（107）九月，诏令“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后汉书·安帝纪》）。
应当注意到，自西汉后期起对马政的调整，是以北边、西边军事压力已逐渐减轻为背景的。由于军马需求数量骤减，这一政策转变并不导致社会交通运输力量的显著短缺。汉元帝初元五年（前44）于“省苑马”之后，还曾“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汉书·元帝纪》）。在曾“罢六厩”，“减乘舆厩马”的汉成帝崩后，哀帝初即位，绥和二年（前7），年号尚未改，即“赐宗室王子有属者马各一驷”（《汉书·哀帝纪》）。而“宗室子”有属籍者至汉平帝元始年间多至十余万人《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五年（5）诏：“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虽有王侯之属，莫能相纠。”，元成时亦当有十万人左右。宗室赐马事，实际受益者的数量颇大，而马匹的需用量亦相当可观。
可能由于国家养马机构能力的衰减，在必要时政府不得不以强制形式征调民间马匹。王莽天凤六年（19），“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地皇元年（20），“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传车马不能足，赋取道中车马，取办于民”（《汉书·王莽传下》）。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初置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搉，马一匹至二百万”。中平元年（184）攻剿黄巾军，又曾“诏公卿出马”（《后汉书·灵帝纪》）。
由于罢减厩苑被看做仁政的标志，因而史书往往作突出记载，而复置事则多疏而不记。如汉成帝“罢六厩”，而《续汉书》又谓“旧有六厩”，“中兴省约，但置一厩”。《续汉书》说到西汉牧师菀“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菀”，而汉和帝时又有省减“凉州诸苑马”事。
总之，西汉后期至于东汉较汉武帝时马政有所“省约”，但就此似不宜有废弛败坏的误解。所谓“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后汉书·马援传》），始终受到重视。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窦固击匈奴，通西域，指挥43万骑远征（《后汉书·窦固传》）。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北征，所部也有“骁骑三万”（《后汉书·窦宪传》）。东汉以马匹之充足，交通形势仍然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千乘雷起，万骑纷纭”（班固：《东都赋》）的场面。
《汉书·艺文志》“形法”中列有“《相六畜》三十八卷”。有学者指出，汉世“六畜主要在马”陈直：《汉代的马政》，见《文史考古论丛》，328页。。《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说到“本出汉世”之《马经》。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有约5 200字的《相马经》，其绝大部分内容为今本所无，其抄写年代，大致为汉高祖时期至汉文帝初年。据说“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马援南征，“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有诏置于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焉”（《后汉书·马援传》）。陕西茂陵出土“阳信家”铜器中有一件鎏金铜马，“马的肌肉和筋骨的雕刻符合解剖比例，马体匀称合度”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载《文物》，1982（9）。 ，其年代大致为汉武帝时期。参见贠安志：《谈“阳信家”铜器》，载《文物》，1982（9）。有的学者认为，“阳信家”即卫青的妻子阳信长公主之家，这件鎏金铜马“是专门鉴定大宛马的铜马式”，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第一个鉴别良马的标准模型”张廷皓：《西汉鎏金铜马的科学价值》，载《农业考古》，1985（1）。。
《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扶风茂陵人，曾“亡命北地”，“转游陇汉间”，从事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于是“好骑，善别名马”。马援曾自述所受“相马骨法”的师承关系：
西河子舆—→西河仪长孺—→茂陵丁君都—→成纪杨子阿—→茂陵马援（曾活动于北地、陇汉间）
看来，体现当时领先于世界的畜牧科技水平的相马技术，在养马业较为集中、交通较为发达的地区产生并逐步完善，因而也可以说明这一技术同养马业生产实践的关系，以及养马业同交通发展的关系。
《史记·货殖列传》举“富者必用奇胜”诸例，说道：“马医，浅方，张里击钟。”居延汉简有简文涉及“马病”与“治马”者（TPT43：2），敦煌汉简中又可见汉代兽医治马病之方：
●治马伤水方姜桂细辛皂荚付子各三分远志五分桔梗五分□子十五枚（2000）
●治马方石方南草五分（2004）
治马方石方（1996）
□为十二丸宿毋□马以一丸吞之（2030）陈直以《广韵》“肉败臭也”，判定简465与简473为“治人食腐败马肉中毒之方，是治人病之方，不是治马病之方”。（《玺印木简中发现的古代医学史料》，见《文物考古论丛》，294页)，又作胺，《集韵》：“肉败臭”，《博雅》：“败也。”然而此二简文例与简2000“治马伤水方”完全相同，仍当为治马病之方。马可能传染的坏死杆菌病可以导致患部溃疡、分泌脓性物，急性鼻疽等病症也会引起皮肤或皮下组织溃破，这有可能就是被解释为“肉败臭”的“”。
居延汉简也可见：
治马欬涕出方取戎盐三指掫三□（1558）《居延汉简甲乙编》“欬”作“头”，“掫”作“挟”。此据《居延汉简释文合校》。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药物剂量单位，有“三指撮”、“三指大撮”、“三指撮到节”。《说文·手部》：“撮，四圭也”，“亦三指撮也”。《汉书·律历志上》：“量多少者不失圭撮”，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掫”应即“撮”。
马医之方发现于河西边地，也有助于全面认识汉代养马业发展的实际水平。
交通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养马业的进步。而养马业的成就，又显著改善了交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