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工河道的开通和利用
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历数春秋战国时期开通的比较重要的人工河道：
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
司马迁指出，一般的水利工程多至“以万亿计”，而“莫足数也”，以上这些较重要的人工河渠则“皆可行舟”。大致各地人工河道，大多注意利用以发展水运。
秦汉时期是水利事业得到空前发展的时期。以运输为主要目的或兼及运输效益的水利工程在各地兴建。鸿沟、邗沟等先秦时期已经开通的运河仍然通航，并多加以整治和拓展。新开通的较著名的人工河道则有灵渠、阳渠、漕渠等。
狼汤渠和汴渠战国时已经开通的鸿沟，使黄河水系与淮河水系得以沟通。在秦王朝统治期间，鸿沟作为河淮间的水运要道，对于推行对东方实行强制掠夺的政策，发挥出突出的作用。秦末战争中，陈胜举事，首先占领鸿沟之畔的陈地，控制了秦统治中心联系东南地区的主要通路。刘邦西进，也曾从郦食其建议，攻克鸿沟近侧之陈留，因为陈留据“天下之冲，四通八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刘邦的势力因此得到发展。楚汉战争时，刘邦“屯巩、洛以拒楚”，郦食其又建议他“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敖仓当鸿沟引黄河口附近，东南输粟，多囤积于此，再向关中转运。郦食其说：“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刘邦“乃从其画，复守敖仓”，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敖仓积粟，可以看做鸿沟粮运的总结。楚汉战争时仍“藏粟甚多”，说明这条航运线路在秦时运输效能之高。鸿沟西汉时称“狼汤渠”。《汉书·地理志上》：
（河南郡荥阳）有狼汤渠，首受泲，东南至陈入颍，过郡四，行七百八十里。
狼汤渠虽长期通航，但联系黄淮两大水系的作用，后来逐渐为汴渠所替代。
汴渠又称汳水，本是济水东南入泗的一条支流，经过有计划的浚通，西北承河水补给，东南接泗水，成为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漕运的主要水道。东汉时，汴渠水运曾经常受到黄河水害的影响，“河汴决坏”，“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叹”。汉明帝时整修今河南开封附近的汴渠河段，时称“浚仪渠”。永平十二年（69）再次“议修汴渠”，发卒数十万，由王景主持，治河治汴（《后汉书·王景传》）。经过历时一年的大规模治理，“河汴分流，复其旧迹”（《后汉书·明帝纪》），黄河安流，汴渠畅通，联系中原与江淮的航运得到保障。
黄河是著名的多沙河流，又有丰、枯水期交替现象。要在黄河中取得足以保障航运的水量，同时又不至于失去控制导致漫溢，取水口工程至为关键。《水经注》中记载有鸿沟和汴渠的多处水口，有的建于先秦时，有的是秦汉时新建或加以复修的。修建水门的技术在秦汉时期有所改进。西汉前期，“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汉书·沟洫志》。这里是指荥阳漕渠水门，但大致可以代表当时修建水门的一般技术水平。，到了东汉时期，则“垒石为门，以遏渠口，谓之石门”，“门广十余丈，西去河三里”（《水经注·济水》），“水盛则通注，津耗则辍流”（《水经注·河水五》）。可见这时人工河道的取水口已经由土木结构演变为石结构，因而更为坚固可靠，可以比较有效地调节引水的流量了。
邗沟沟通江淮两大水系的人工运河邗沟，开通于春秋末叶。最初开通时为减少人工河道的开挖量，于樊梁湖东北折向博支湖，又转射阳湖，再西北入淮。这不仅绕行迥远，而且射阳、博支二湖湖面广阔，风急浪高，阻遏航船。三国时这条人工河道的走向，则已改由樊梁湖北上至津湖，再向北过白马湖，北入淮水了。魏文帝以舟师伐吴，往复均经行精湖。事见《三国志·魏书·蒋济传》及《满宠传》。精湖即津湖。又《水经》：“中渎水（即邗沟）出白马湖东北注之（淮水）。”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五年（224）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九月，遂至广陵”。黄初六年八月，“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两次率水军伐吴，均由淮水经邗沟入江。当时邗沟的通航条件已不大理想，曾任丹阳太守、扬州别驾的蒋济了解这一情况，曾上表向至于广陵的魏文帝说明“水道难通”情形。然而这一意见未受重视，于是果然“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有人建议驻兵在当地屯田，魏文帝甚至准备烧掉战船。蒋济凿地开水道，集中船队，又先用土豚（土墩）隔断湖水，引船尽入后，一时开放，乘水势冲入淮河（《三国志·魏书·蒋济传》）。吴嘉禾三年（234），孙权也曾“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北进（《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淮阳”，卢弼《三国志集解》以为当作“淮阴”。北向路线，亦当经由邗沟。
灵渠灵渠是秦王朝为统一岭南而完成的重要的交通工程。以尉屠睢为统帅的秦军进军岭南，粮食等军用物资的运输，面临湘桂山区的严重阻碍。《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秦始皇“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淮南子·人间》：“使监禄转饷，以卒凿渠通粮道。”由监禄主持，在今广西兴安开凿了著名的灵渠，沟通了湘、离二水，使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联系起来。湘江北流，离水（今漓江）南泻，二水在兴安相距极近。离水支流零水（亦称灵水）一源名始安水，与湘江上游的海洋水最近处相距不到15公里，中隔一仅高20余米的分水岭。灵渠的开凿者合理地选择了分水地点，开通南渠、北渠，并注意延长渠线长度，降低渠底坡降，可能还采取了修堰拦水及人力牵挽等方式，以便利通航。参见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电力科学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8月。
灵渠开通的直接目的，在于大军远征岭南，“三年不解甲弛弩”，“无以转饷”，于是“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淮南子·人间》）。而联系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水道的开通，促进了渊源不同的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流融会，直接推动了秦汉时期岭南经济文化的跃进。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出兵南征南越，其中一支部队“出零陵或下离水”（《史记·南越列传》），显然利用了灵渠航道。据说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伏波将军马援南下，也曾修整灵渠，运送军粮参见唐人鱼孟威：《灵渠记》，见唐兆民编：《灵渠文献粹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0月。。汉章帝建初八年（83），郑弘为便利“交趾七郡贡献转运”，“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后汉书·郑弘传》）。零陵，桂阳郡治在今湖南零陵、郴州，都南临五岭险要。南岭陆运的开发，体现出在灵渠的实际效益的启示下，这一地区交通事业的全面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