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行”字作，象四达之衢。《尔雅·释宫》：“行，道也。”卜辞中可见“髸行”、“行”、“义行”等，均以地方命名道路。卜辞中又可见字，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作“砅字之初文”。《说文·水部》：“砅，履石渡水也。”是指在河中放置踏步的墩石以为最简单的涉渡设施。济渡较大的河流则采用结船并列而成的浮桥。卜辞可见、等字，郭沫若《金文丛考》均释为“造”，即《方言》卷九所谓“艁舟谓之浮梁”的“艁”。卜辞可见“川于之（兹）”（《人》2146），即谓于此地造设舟桥以济川。
殷代水运已经得到初步发展。卜辞中结构不尽相同的“舟”字，说明当时的木船已有多种形制。《尚书·盘庚中》：“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是舟用于济河。卜辞所见“臣涉，舟（延）臽（陷），弗告”（《合》109），也指渡河之舟。然而卜辞中所见字（《京》1724），即象川流中泛舟之形，又如字（《前》624），则显然非指渡船，或以为象征沿河航行的船队。卜辞又有:“贞：追凡？贞：凡追？”（《遗》566）“戊戌卜：方其凡？”（《铁》2371）凡，字形作或，推想是早期利用顺风行船的帆。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曾讨论卜辞中的“”字，以为是的初文，“与为本字，驲为后起的代字”。《说文·马部》：“驲，传也。”卜辞中所见乘而行的文字，说明殷代已经出现以传递信息为主要职能的早期驿传制度。参见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2）。
周王朝是依靠在各地分封诸侯，设置政治军事据点以为藩屏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的。这种政治体制要求各地与周王室保持密切的联系。以车兵为军队主力的特点也要求各地有平阔的大道相通。西周青铜器铭文和文献称当时由周王室修筑，通往各地的大路为“周行”或“周道”。参见顾颉刚：《周道与周行》，见《史林杂识初编》，121~1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2月；杨升南：《说“周行”“周道”——西周时期的交通初探》，载《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如《诗·小雅·大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小雅·何草不黄》：“有栈之东，行彼周道。”西周晚期青铜器散氏盘铭文：“封于道，封于原道，封于周道。”《左传·襄公五年》也说道：“周道挺挺，我心扃扃。”“周行”与“周道”开筑平直宽阔，植有树木表道蕃蔽，途中可能还有供应食宿的设施。《国语·周语中》：“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周礼·秋官司寇·野庐氏》：“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郑玄注：“宿息，庐之属，宾客所宿及昼止者也，井共饮食，树为蕃蔽。”《国语·周语中》：“（周制）立鄙食以守路。”韦昭注：“鄙，四鄙也。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也。”
周昭王时，连年南征荆楚。陕西扶风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述昭王功业，说：“弘鲁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战争的结局以昭王“南征而不复”（《左传·僖公四年》），死于汉水而告终。然而自此之后周人的影响南抵江汉地方，楚人也打通了北上的道路。穆王和宣王时代，还曾经组织对徐淮地区的夷人势力的大规模战争。克劳塞维茨曾经说：“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德］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1卷，17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2月。陕西武功出土的作于周宣王十八年（前810）的驹父，铭文记载驹父被派遣往南淮夷索取贡赋，往返历时三个月，那里的“尖邦”（小大之邦）无不接受王命。可见当时东南地区已经与中原地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参见吴大焱等：《陕西武功县出土驹父盖》，载《文物》，1976（5）；唐兰：《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载《文物》，1976（6）；李学勤：《兮甲盘与驹父——论西周末年周朝与淮夷的关系》，载《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
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人不准发魏襄王墓所得古籍中有《穆天子传》，前卷记周穆王西巡狩事迹。周穆王十三年，穆王乘造父所驾八骏之车从镐京出发进入犬戎地区，又溯黄河登昆仑，抵达西王母之邦。西王母所居，有说在青藏高原，有说在帕米尔高原，有人还考证远至中亚地区甚至在波斯或欧洲。参见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8月；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2月。这部书虽多浪漫色彩，然而又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以为根据。史籍记载，周穆王曾“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左传·昭公十二年》），“西巡狩，乐而忘归”（《史记·秦本纪》），并曾征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记·周本纪》）。据说是强迫图腾为白狼、白鹿的八个部族内附。周穆王会西王母于瑶池的传说得以产生，正是因为他曾经对于推动与西方各族的交往有积极的贡献。关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历来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曾经把它归入“起居注类”，有人则将其列入“别史类”或者“传记类”之中。大致都看做历史记载。然而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却又将其改隶“小说家类”。不过，许多学者注意到《穆天子传》中记录的名物制度一般都与古代礼书的内容大致相合，因此认为内容基本可信。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仍然把《穆天子传》归入“史部”之中。事实上，周穆王西行事迹，在其他史学经典中是有踪迹可察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说到周穆王“周行天下”的事迹，与《穆天子传》同出于汲冢的《竹书纪年》也有周穆王西征的明确记载。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中，也记述了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西行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的故事。参见王子今：《穆天子神话和早期中西交通》，载《学习时报》，20010611。
春秋时期的交通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大致在这一时期，太行山、秦岭等险山峻岭都已经有车路通行。《国语·晋语四》：“襄王避昭叔之难，居于郑地汜。使来告难。”“（晋文公）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左传·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周定王时，单襄公奉使自守赴楚，途经陈国，看到道路不修，馆舍不整，于是预料陈国将亡（《国语·周语中》）。可见交通设施是否修整，是体现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晋平公当政，晋国道路馆舍失修，也受到郑国政治家子产的批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春秋时期，一些较开明的君主采取“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国语·晋语四》）的政策，促进了经济生活的活跃。当时的商人“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国语·齐语》）。以交通运输为条件的商业的发展，甚至不因政治军事局势之多变而停滞。在晋、楚两国对抗的时候，楚地的木材皮料仍可贩运入晋，即所谓“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五年》）。
春秋时期交通发展的另一突出特点，是传遽邮驿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周礼·地官司徒·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管子·大匡》：“三十里置遽委焉。”遽，就是传。由政府沿交通要道设立交通站，置备车马及专职管理人员，遇紧急情形，则乘传疾驰，次第相继，以迅速通达。秦军袭郑，郑商人弦高途中以十二牛犒秦师，又“使遽告于郑”（《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国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以求“捷之速也”（《左传·成公五年》）。郑国内乱，子产闻之，“惧弗及，乘遽而至”（《左传·昭公二年》）。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当时中原各国大致都已经建立了这种邮驿之制。
《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邗沟的开通，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此后，吴王夫差为了引舟北上，称霸中原，又把邗沟向北延伸，沟通了淮河以北的水路。《国语·吴语》：“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于岁，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