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青铜器纹饰已常见反映舟战的图像，说明造船及航行技术已经可以为水路航运提供条件。《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载，“晋荐饥”，“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河运的记录。史籍还可见近海航行的资料。《左传·哀公十年》：吴大夫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国语·吴语》：越王勾践袭吴，命范蠡等“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范蠡在灭吴之后，“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孔于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也反映近海航运条件的成熟。
战国时期的商业运输更为发达。“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荀子·王制》）商人为了“市贾倍徙”，不顾“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墨子·贵义》），“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管子·禁藏》）。
战国时期，列国都注意开拓境内的道路，国际交通的条件也有所改善。《战国策·魏策一》说到魏地交通，“魏地方不至千里”，“埊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当时各地区间，已经有“巨途”、“小途”等不同等级的道路相联系。《荀子·荣辱》：“巨途则让，小途则殆。”唐人杨倞注：“谓行于道途，大道并行则让之，小道可单行则后之。”见诸史籍的已有定名的交通要道，有从成皋至函谷关的“成皋之路”（《战国策·秦策三》），楚国从南阳东出伏牛山通往中原的“夏路”（《战国纵横家书·公仲倗谓韩王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秦国由汉中入蜀的“石牛道”（《华阳国志·蜀志》），赵、魏、齐之间的“午道”（《战国策·赵策二》、《史记·楚世家》及《苏秦列传》、《张仪列传》），上党通达河内的“太行之道”（《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称之为“南阳太行道”，《张仪列传》称之为“屯留之道”。等。
当时有些地方的交通优势，已经非常突出。这样的条件，或者促进了空前的区域繁荣，或者提升了当地的政治地位。参见史念海：《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见《河山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9月；王子今：《论战国晚期河洛地区成为会盟中心的原因》，载《中州学刊》，2006（4）。
《考工记》列述百工技艺，首先说到制作车轮、车舆、车辕的轮人、舆人、辀人。所谓“周人上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也说明车辆制造技术与其他手工工艺的关系。据《墨子·鲁问》，当时的工匠已经能够制作“任五十石之重”的运输车辆。《墨子·鲁问》：“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同一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作：“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
《战国策·魏策一》记载，张仪说魏王，有“粟粮漕庾，不下十万”语。鲍彪注：“漕，水运。庾，水漕仓。”大约开通于魏惠王十年（前360）的鸿沟是继邗沟之后又一条著名的运河。鸿沟沟通河、淮，促进了南北交通往来。出土于安徽寿县的鄂君启节是可以说明当时水运发展水平的实物资料。鄂君启节年代大致为楚怀王六年（前323），除包括铭刻有关陆运内容的车节外，又有舟节。舟节规定，“屯三舟为一舿（舸），五十舿（舸），岁一返”，所通行的水路以江、汉两水系为主，东至邗沟，西至汉江上游，南则沿湘、资、沅、澧、庐诸水分别可至上游。参见殷涤非等：《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4）；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黄盛璋：《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见《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由此可知楚国地域内水运开发的成就。由水运限定150船与陆运车50乘相当，可以推想当时每艘运船的排水量还是相当有限的。
《禹贡》是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学名著参见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见《河山集》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5月。，其中论述各地风土物产及贡输通路，体现出作者在当时交通条件下所掌握的丰富的地理知识。很可能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逸周书》等文献，也提供了同样的信息。通过《穆天子传》的记载还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包括现今新疆以至中亚地区在内的广阔地方山川形势与风土人情的初步了解，也反映交通进步的史实。战国时期中原与阿尔泰地区的文化交往，已经有考古资料作为实证。参见［苏］CN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载《考古学报》，1957（2）。
以交通事业的发展为条件，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即士的兴起和游说之风的形成。列国游士“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庄子·胠箧》）。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苏秦始而“羸縢履，负书担橐”，终则“伏轼撙衔，横历天下”（《战国策·秦策一》）。
《战国策·赵策一》说到“雒阳乘轩车苏秦”开始游历生活的艰苦情形：“家贫亲老，无罢车驽马，桑轮蓬箧羸幐，负书担橐，触尘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茧，日百而舍。……”士的活跃与世袭贵族的没落相联系，标志着束缚社会活力的血缘与地缘的羁绊终于被斩断。当时的士游历四方，促进了各地区间的文化交往，也直接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当时比较著名的士，大多“率其群徒，辩其谈说”（《荀子·儒效》），身边有众多的追随者。而这些求学从师的“群徒”，往往千里负笈，不辞远道，由各地集聚而来。以春秋末年开聚众讲学之风的孔子为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列孔子弟子77人。除原文著明者外，又据注引郑玄说及《孔子家语》，可知籍贯者共59人，其中鲁人不过29人，其余则为齐人、卫人、陈人、宋人、晋人，以至来自僻远之地的楚人和秦人。
在富于流动性的士异常活跃的情况下，原有的政治结构也发生变化，各国高级官员都已未必任用本国人，“客卿”受到信用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以秦国为例，自秦武王二年（前309）初置丞相起，历任丞相已知籍贯者凡14人，而其中可确定为秦人者仅任职于武王、昭王时代的樗里疾1人。据马非百：《秦集史·丞相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8月。
战国时期，多有“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强国（《史记·张仪列传》），兼并战争往往动员数以10万计的军役。不仅调集大量运输力量用于军运，削弱了整个社会正常的交通经济，而且战争常常致使已有的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遭受破坏，使车船及人力畜力等运输力量至于毁废。即使在战事暂时平息，各国相互对峙的相对和平的时期，闭关而相互戒备的各国仍往往断绝交通，“守四封之内”，竭力“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吕氏春秋·孟冬纪》）。各地区的交通系统相互隔绝，也限制了全国交通的发展。这一状况，直到秦翦灭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王朝之后，才得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