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国交通优势与秦的统一
考察秦文化的特征，可以发现其中具有某些利于交通发展的传统因素。
秦人早期习于游徙生活，与此相关，传说中秦先祖事迹多以致力于交通活动著称于世。“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孟戏、中衍亦才技不凡，“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而“蜚廉善走”，“以材力事殷纣”。其后造父更是交通史上著名的人物，《史记·秦本纪》：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史记·赵世家》：“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造父又成为天际星名《晋书·天文志上》：“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而后来居于犬丘的非子，则以“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为周孝王“主马与汧渭之间”，以“马大蕃息”深受信用。秦人立国，也直接与一次重要的交通活动有关，即“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史记·秦本纪》）。
《诗·秦风》中数见体现秦人“有车马之好”（《毛传》）的诗句。所谓“有车邻邻，有马白颠”（《车邻》），“驷孔阜，六辔在手”，“游于北园，四马既闲”（《驷》），以及“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骊是骖”（《小戎》）等，都表现出秦人对车马出行的专好。
《史记·封禅书》记载秦时四方诸祠，唯地处关中者有车马之祭，谓“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骝驹四”。雍有四畤，“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司马贞《索隐》：“禺，一音寓，寄也。寄龙形于木，寓马亦然。一音偶，亦谓偶其形于木也。”木禺应同木偶，实即木制模型。《汉书·郊祀志上》则作“木寓龙一驷，木寓车马一驷”。 。汉文帝十三年（前167），以“方内艾安，民人靡疾，间者比年登”，于是“增诸神祠”，“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唯关西诸畤不同，“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这一祭祀方式，应是继承了秦人的传统。
献物用车马，意义并不在于“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而实际上是“且因秦故祠”（《汉书·郊祀志下》匡衡语），沿袭统一前秦国本土的制度，西汉一仍其旧，表现出对秦地传统风习的尊重。秦人祭祀天帝时奉献车马或车马模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其传统观念中对于交通的重视。
《华阳国志·蜀志》记蜀地风习，说到“工商致结驷连骑”，“归女有百两之从车”，并指出“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认为这种讲究车骑队列规模的习尚，是受秦风影响所致。作为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壁画资料的秦都咸阳三号宫殿遗址发现的秦宫壁画中，残存表现车马仪仗的图像。参见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地区文管会：《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0（2）。秦宫廷装饰以车马出行作为画面主题，可谓开汉代风气之先。
秦国僻处西北，居于山河环护的四塞之内，必须在交往中取得主动，方能接受中原文化的积极影响，并不断张大国势，逐步东进。
据说蜀卢帝攻秦，曾至于雍（《华阳国志·蜀志》）。又有关于蜀王曾猎褒谷，遇秦惠文王的历史记载。《汉唐地理书钞》辑《蜀王本纪》：“蜀王徙万余人传猎褒谷，卒见秦惠王。”《华阳国志·蜀志》：“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阚骃《十三州志》：“昔蜀王从卒数千，出猎于褒谷，秦惠王亦畋于山中。”《水经注·沔水》引来敏《本蜀论》：“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艺文类聚》卷九四引《蜀王本纪》、《史记·留侯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及阚骃《十三州志》略同。而《汉唐地理书钞》辑《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以及《述异记》等，则谓秦献五美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可见秦岭川陕古道的最初开通，曾经秦人和蜀人共同努力。至于战国时期，有关秦国势的论述已见“栈道千里，通于蜀汉”语（《战国策·秦策三》、《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秦人对蜀道的经营为世人瞩目。由于秦人修筑通往巴蜀的栈道，显著改善了秦岭巴山道路的通行条件。秦军循栈道据有巴蜀，取得这一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改变了与东方强国的实力对比，形成了对主要敌国楚国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对于最终实现统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参见王子今：《秦兼并蜀地的意义与蜀人对秦文化的认同》，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2）。
春秋时期，秦晋之间的黄河水面曾架设临时的浮桥。秦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左传·昭公元年》）。《尔雅·释水》郭璞注：造舟，“比舩为桥”。邢昺疏：“言造舟者，比舩于水，加版于上，即今之浮桥。”《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二》：“（朝邑县）河桥，本秦后子奔晋，造舟于河，通秦、晋之道。”黄河历史上第一座常设的浮桥，也是秦国修建，即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初作河桥”（《史记·秦本纪》）。《燕丹子》卷上记述：燕太子丹质于秦，欲求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所谓“机发之桥”的故事得以流传，似乎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秦国桥梁建造技术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