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哲学为“阴柔的进取”奠定了理论的基础，而这种阴柔的进取，包含在他对于物质的转化、人生态度、处世策略、治国方针和古往今来治乱兴亡的分析之上，这其中所体现的辩证思维，两千五百年来成了中国的重要的思想宝库。老子的哲学是一座崇山，当你走进老子思维的王国，那里有茂然森林，净琮流泉，云翳翳以出岫，月冉冉而巡天，那是灵动、空明而智慧的天地。一切生长着的、滋荣着的生命是柔软的；而一切死亡着的、枯萎着的生命是僵硬的。水，平静而和缓地从深山流出，润物无声，泽被遐迩，那是柔和的象征；然而水却能无坚不摧，可以载舟，可以覆舟，使巨石危岸崩塌，日星隐耀、山川变色。当柳条抽丝吐绿，拂面迎人时，你知道这是春的消息，而当霜露既降，木叶尽脱时，那萧条的冬天也将降临。
老子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看尽人间繁华，探究治乱兴亡，从他的宇宙观出发，提出了睿智的、全面的判断。他是包容广大、万象森罗的预言家，他是博学雄辩、疏而不漏的政论家，也是启迪王侯、心忧社稷的大策士。
天地间的所有事物都在发生着、变动着、荣枯着，成功中包含着失败的危机，失败中也潜藏着成功的吉兆，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而这两面的转化，则是事物嬗变的原因。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即是说相反方向变化，正是体现着那宇宙本体“道”的运作。于是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在老子的心目中，那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的道是浑然不辨美丑善恶的，那里连空间和时间的概念都没有，属于人类的美丑善恶判断，则更不可能存在。因为那时候没有所谓存在。当人们遵循着人道而生活的时候，也就是古朴先民之世，一切还都顺理成章，没有那么多的是非曲直。为什么有了美?那是因为大道废弃了，有了丑陋的恣肆。为什么有了善?同样由于大道废弃，有了恶行的浸淫。所以以老子的宏观，他不认为美和善的出现是一件好事，他更希望的是丑和恶的根本不出现，这和他的另一个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在老子的心目中，仁义和慧智的出现同样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会有仁义?因为大道废弃，不仁不义之徒出现。为什么摒弃慧智?因为随着慧智的出现，与它孪生的大伪也应运而生。老子所希望的是仁义和大伪的根本不出现。
当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禾粟，神鬼哭泣，因为知道人类从此有了慧智，相应的大伪出现，惰怠取巧，不事耕耘，所以天降下禾粟，知道饥荒会降临人间，神鬼也为了人类的堕落哭泣。(《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王充以为这是因为“文章兴而乱渐见”，这文章非指今之作文，而是言社会藻饰华彩，远离了远古的淳朴。近世诗人黄侃有句云：“雨粟哭从仓颉后，散花妙近维摩侧”，这雨粟不正是苍天的哭泣吗?仓颉的慧智是人间的小慧智，而演教的维摩则代表着宇宙的大慧智。黄侃之意是远离人类的小慧智，而去接近宇宙的大慧智。
人类对核能的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那是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发现的宇宙奥秘，纯属慧智的科学家们出于对物质内部结构奥秘的好奇，在1938年发现了重核可以经过裂变而释放出大量能量。
当这能量的魔鬼一旦从魔瓶之中挣脱而出，理论物理学家们就再也无法控制世界各国对它的急剧需求，目的性是再清楚不过的，那是为了正义的或非正义的战争。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幸美国的科学家(指的是应用物理科学家)比德国的科学家先走了一步，才使原子弹掉在了广岛和长崎，***主义遭到了最后的毁灭性打击。当然，这其间千万无辜百性在轰然一声中灰飞烟灭，理论物理学家们吓呆了!前面提到“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产生了强烈的罪恶感，未曾想他的理论竟有如此惨烈的后果。杨振宁先生在论述此事时则说：“作为物理学者，我只能祈求这罪不会导致全人类的灭亡”。让我们回到老子的“慧智出，有大伪”，人类的慧智还会继续前进，譬如20世纪50年代之后，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真正诞生，那么它会不会诱发出相应的人类的“大伪”？很难说。
科学的进步，使人类的文明昌盛，生活提高，然则，它也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人类如果不克制贪婪的天性，那么老子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危言，仍旧会得到历史的验证。
宇宙本来极其美好，极其和谐，我们欣然从理论物理学家那里得到了近乎神话般的启示，这些学者和艺术家一样，他们原来的追逐是了解宇宙的和谐。彭加说：“我的意思是那些更深邃的美，它来自各部分和谐的秩序，而且它能为一种纯粹的智慧所掌握。理性的美对自身来说是充分的，与其说是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倒不如说或许是为了理解理性本身，科学家才献身于漫长和艰苦的劳动。”好了，倘若人类的慧智这样真诚地趋近着宇宙的大慧智，那么，我们应受到的启示正应是老子哲学和谐的追逐，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对人类的天敌—“大伪”群起讨伐。
春秋之世列国争雄，齐楚晋秦吴越加上诸侯小国的并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老子眼看着和谐的失落，不免兴悲天悯人之想：宇宙本无事，它自然而然地存在着，本来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它有着自身的规律，圣人的使命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第二章》)。这段话的大意是，宇宙之中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相生相存，相谢相灭，有着本来的井然秩序，那就是大和谐的秩序，不用你圣人操心，不需你有什么特殊的作为，也不需你滔滔不绝于耳的训导。万物的运作，亘古已然，你难道还能为天下先吗?你不见万物生长，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它们所企盼于你的是：做了事不自恃尽力，虽有成功也不要居功傲人，惟有这样的不居功自傲，你才不会被抛弃。
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这段话的标点，历来之学者作“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使自己的解释陷入困境，其实老子的意思是必须和前面一章连起来看，才能明白，《老子·第四十七章》讲：“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老子十分重视心性的感悟，那种学而知之的“学”，不是老子的追求，苟每天拘于小慧智而学，虽能得益，那是世俗的功名利禄之益；而倘能探求道之所在，那必会有损失，所损者也不过是世俗的功名利禄之损。
老子以为，你必须把世俗的功名利禄损失殆尽，就庶几达致“无为”的境界；也只有在“无为”的境界，才能作到“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阴柔的进取的最典型的命题，是后代不少贤主明君用以治世的大策略，也成了不少昏君“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大遁词：前者如汉代的文帝景帝，后者如安史之乱前后的唐明皇、靖康北狩前的宋徽宗。前面我称老子是春秋的“大策士”，主要是基于他有这样不凡的思维。
老子阴柔的进取，最有名的话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十六章》)。这里老子不仅包含了对自己的警惕性自励，使自己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也是对敌手的一种策略，促使对方在膨胀之中自行走向反面，而且促使矛盾的转化。想收缩时，故意地张大它；想削弱它的时候，反使它强大；将废除它的时候，使它兴起；将夺取它的时候，先给予它。这是“无为而无不为”在策略上的论述，这种思想对春秋战国以后的策略家有重大的影响。
有了“无为而治”的大纲领、大策略，那么需要有什么样素质的统治者，或老子书中所称的“圣人”呢?什么才是强有力的统治术呢?老子又相应地提出了柔弱、不争、居下的一系列命题以说明。这些命题的提出，仍旧依据着老子对宇宙万物的观察，他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第七十六章》)。人活着，筋骨富韧性而肌肉柔软；人死了，则僵硬挺直不复酥软；万物草木欣欣向荣时，迎风摇曳、柔和脆嫩，生机盎然，而一旦死亡，则破败干枯，不忍或睹。
那么，坚强是死亡的一类，而柔弱则是生命的一类。老子以水为例说明柔弱的力量，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七十八章》)。天下最柔弱的莫过于水，而它攻击坚强的事物，没有任何东西能战胜它，它是无与伦比和无可替代的了。柔弱战胜坚强，天下人都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人甘居柔弱。一个统治者，只有悟“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第四十三章》)的道理，才能驾驭天下。真正守柔，才能真正强大(“守柔曰强”见《老子·第五十二章》)。
因此圣人必须做到居卑处微，与世无争，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六十六章》)。这几句话，几乎是老子对所有统治者的谆谆教导了，他以为江海之所以为天下川流所归，就是由于它们处于最下游，所以想身居王者之位，必有谦卑之言教；想率领大众，则必须有退让之身教。倘若这言教、身教都做到了，虽然他不与任何人争夺权位，他却功成名遂，天下臣服，那他所得的尊贵则是无与匹敌的，也就不能与之争了。这段话是老子阴柔进取的大策，他所想象的圣人是能遵循天道那种：“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即能做到不争而取得胜利，不费口舌而应对自如；能像天道一般“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不须号召，天下云集而景从，宽大为怀却善于谋划的人。老子谈到此，为统治者描画了天道威力无穷的雄奇瑰丽的画图，便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七十三章》)。穹宇便是你牢笼天下社稷的无形的网，它宽弛而疏松，然而却无可逃遁，统治者能遵循天道，那他的权力便无所不在，威力便无所不至。
有了大的策略，还应有个人的修养，老子书在这方面同样有辩证的论述，他说为人处世应清楚地知道祸福相仍的道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灾祸啊，福泽就依靠你的旁边；而福泽啊，灾祸也正就在你自身潜藏。”这真是警世危言，人们在幸福之时不可乐极而悲生，要有所克制；而人们在逢遇灾难之时，也不必颓废沉沦，应该心存幸福的追求，光明即在前面。祸与福的相互转化，不仅体现于个人，也同样体现于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而人们最容易生在福中不知福，那就会有种种恣肆、猖狂、张扬之态，忘却了前面所说的“知荣守辱”；也容易在遇到灾难挫折时有自抛自弃，自戕自残的行径。总之，以上两段的论述，归纳言之，还是要追求生命的和谐、自身和社会的和谐。老子在陈述福祸相转化时，在处世哲学上进一步提出“知其雄，守其雌”，是说一个人虽有雄才大略，亦当韬光养晦，甘于“雌伏”；“知其白，守其黑”是讲知道光明之所在，而又能难得糊涂，大智若愚；“知其荣，守其辱”是讲既有荣耀与享受，又能谦卑下人，不辞羞辱。那么这样的人就是那些能“复归于婴儿”(婴儿最柔弱，又最有旺盛的生命)，能“复归于无极”(无穷尽的天地等待其发挥才能)，能“复归于朴”(大朴不散才能包容万物)的圣人(《老子·第二十八章》)。
老子在这里教导人们进取退守的策略，这样做任何事都游刃有余，都会适度，留有充分的余地，这和前面所引述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尘”是同样的道理。过分锐猛地进取往往过犹不及，把力量用尽、用透则失去回旋的余裕。天下一切大小事，能做到无过无不及，其力量将是适度的。而度的掌握则是凭个人的长期修养，做到并不轻而易举。唯有这样的圣人，能知人知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三十三章》)，你能知人善任，则是智慧；能自知短长，则是清醒。老子要求圣人“常无欲”(《老子·第三十四章》)，能排除身内身外的种种欲求，这是内省的小事，是最低的要求；进一步则要求你把更大的欲求克制：“万物归焉而不为主”(《老子·第三十四章》)，这是说即使天下归心了，你仍然淡泊自处，这就近乎道了，就具有了伟大的品格，因为从内心深处不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那实际上却真正成为伟大的圣者(《老子·第三十四章》：“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如此看来，老子的所谓不争、柔弱和居卑处下，目的是为了最大的进取，是为了不能与之争，为了柔弱胜刚强，实际上成为真正的尊贵崇高的圣人。
那么为什么老子又提出了“绝圣弃智”的命题呢?这里的“圣”，指那些以仁义礼法统治人民，而不能遵循天道之人，这里的“智”，是前面所讲的“慧智出，有大伪”的智，因为在老子看来，只要大道行于天下，那么繁文缛节的礼法仁义之类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浑然天成的大道本身是没有仁义和不仁义的，只有大道废弃之时，才会有仁义。在圣人无为而治的天下是不用“仁”治的，因为没有“不仁”之徒。在老子书中还有两句容易引起误解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刍，草也；狗，寻常小兽也。这里老子绝无骂天地与圣人的意思，他是讲刍狗这些浑然大朴而无慧智也无大伪的生命，只须有“道生之，德畜之”，则它们会“尊道而贵德”(《老子·第五十一章》)。而且它们对道和德的尊重，纯任自然，不受命于任何人(“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既然刍狗不是骂人的话，就进一步知道“天地不仁”是指天地遵循大道，故没有仁，万物却自在地生存着；圣人不仁，是遵循大道的统治者，也没有仁，百姓却自足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