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宫廷物质文化的研究揭示了许多有关统治者自我形象和治权政治的内容。清代宫廷社会是数种文化传统的折中融合体 ，并非出于偶然。大清帝国是以多民族联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其统治者试图通过用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自己的文化语汇与他们打交道 ，从而使这些联盟长久存在。在决心保持满族 ———金代女真统治传统的继承者 ———特性的同时 ，清朝统治者努力在他们视之为主要臣民的汉族和内亚民族文化模式中突出其统治形象。他们最初和最强有力的联盟是与蒙古人的结盟。他们用儒学的语言取悦汉族文人士子。把满族统治者塑造为藏传佛教传统中的法王以迎合蒙古族和藏族。征服塔里木盆地后 ，他们资助穆斯林的清真寺，力图 (尽管不太成功 )充当伊斯兰教信仰的保护者。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清代宫廷物质文化中得到了体现。
都城北京不仅是前朝 ———明朝 (1368—1644)———帝都 ，而且是辽、金和元朝的首都。满族人还把盛京当做故乡满洲的象征 ，至少在清朝前半期把热河 (1824年以后改称承德 )当做非正式的避暑之都。与早先的内亚征服者政权一样 ，满族人也采取了让征服者精英集团单独居住的政策。在语言、服饰和其他文化政策方面，统治者竭力使其独特的民族认同保持久远 ，这延续了 16世纪末期开始的自我界定历程。努尔哈赤让人创造了满文。他的继承人于 1635年下旨采用 “满洲 ”之名 ，详细说明了统治集团的历史渊源 ，以尚武传统强化了满族认同。本章集中探讨清代宫廷有意识地展现其统治者的非汉族文化渊源的许多标志的方式 ，以及促进满族政权的大都市政权和多民族政权之代表性的方式。
多个都城
清朝多个都城的体制是模仿 10—14世纪统治华北的契丹辽朝 (907—1115)、女真金朝 (1115—1234)和蒙古元朝 (1272— 1368)这几个非汉族政权而建立的。傅海波对这种模式的意义做了如下总结 ：“与一般只有一个首都的汉人朝代不同 ，辽朝有五个都城 ，清朝也有五个。二者皆可被解释为统治者居无定所时代的遗存 ，但也是随季节而迁徙的仪式化制度的遗存。在更实际的层面上来说 ，多都城制也提供了在不止一个地方建立中央集权机构的手段。”
都城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迁移 ，以加强军事进攻和巩固对新占领地区的控制。辽朝和金朝的都城史为这些政策做了很好的注解 ，其都城均随着军队向华北的推进而不断南移。一旦这些政权的政治中心被统治者及其军队所选定 ，都城的名称 (采用汉人的主要词汇 )就会发生变化 ，这在汉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所以 ，金朝的 “上京 ”最初为林东 (1138—1150)，继而是宁城 (1153—1215)；“中京 ”最初为宁城 (1120—1153)，继而是北京 (1153—1215)，蒙古人占领北京后则为洛阳 (1215—1233)。与宁城和北京一样 ，原为辽朝都城的辽阳 ，在不同时期是金朝的 南京(1132—1153)和 “东京 ”(1117—1132、1153—1212)；辽朝的 “西京 ”大同也是金朝的 “西京 ”。
更靠近未来战场的欲望 ，促使满洲政权的创建人努尔哈赤在用武力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七次迁移其大本营所在地。这些早期的政治中心中只有两个在 1644年以后受到纪念。第一个是赫图阿拉城 ，1603—1619年是努尔哈赤的都城 ，他在该城宣布成立后金国 (1616年)。终清一代 ，他的继承人一直保持着对赫图阿拉的行政管理 (1636年改名为兴京)。沈阳 (1634年改名为盛京 )是努尔哈赤的最后一个都城 ，也是 1644年之前大清的都城。顺治皇帝 (1644—1661)迁都北京后 ，盛京仍被保留为陪都。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皇太极就葬在附近的陵墓中 ，所以清朝统治者定期前往盛京 ，盛京的宫殿在乾隆时期 (1736—1795)被翻修一新。
承德
如果说北京是首都 ，盛京是象征清朝 “龙兴 ”的都城 ，承德则是出于象征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原因而被选为避暑之都的。承德位于长城以北 ，处在华北平原和蒙古草原的交界线上。辽、金和元都在这个地区建立过都城 ，当康熙皇帝决定在此建立避暑之都时，他是有意识地仿效前人的。菲利普 ·弗雷特认为 ，清帝同时承担起汉族臣民的皇帝、满蒙居民的大汗和喇嘛教徒的菩萨的责任 ，这导致了三个首都体制的形成 ：一个在满洲 (盛京 )，一个在中原 (北京 )，一个在内蒙古 (承德 )，承德也是 西藏宗教之都。
在北方寻找一个避暑胜地的工作甚至在征服战争结束之前就开始了。在去世前不久 ，年幼的顺治皇帝的摄政王多尔衮援引以前的非汉族朝代帝王离开北京 “避暑 ”的成例 ，下令在承德建一个小型的避暑山庄。他死后 ，修建避暑山庄的工作停了下来 ，直到镇压了三藩之乱后才予以恢复。
承德和木兰是被康熙皇帝 (1662—1722)选为皇家场所的 ，当中国南方完全被平定以后 ，他把注意力转向俄国对大清帝国北部边疆的入侵上。玄烨喜欢从军事战略出发亲自巡视帝国领土 ， 1675年察哈尔领袖林丹汗的孙子布尔尼的反叛 ，凸显了培养蒙古盟友的重要性。1681年，在第二次巡视长城以北地区途中 ，康熙皇帝冒险进入卓索图盟喀喇沁旗 ，狩猎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科尔沁、敖汉、翁牛特蒙古人的领地。这个地方变成了木兰———清朝的皇家围场。玄烨还巡幸了位于吉林的都统治所 ，构筑这个要塞是为了更密切地监控东北边疆地区。朝廷还修建了一条官道 (沿途有驿站 )，以加快东北各要塞、盛京 (奉天 )巡抚衙门与北京之间的官方联络速度。
木兰皇家围场位于承德以北 117公里处。其名称源于满族词语 “木兰 ”(对鹿的称呼 )，意指满族人模仿雄鹿的求偶鸣叫声猎鹿的方法。历史上的先例把这个巨大的狩猎场与辽、金时期的皇家围场联系在了一起。起初木兰是由蒙古亲王管理的 ，1706年后由隶属于理藩院的一位总理大臣管理。围场是普通官民的禁地 ，四周环绕着柳条边 ，共有 800名 (后来增至 1400名)满洲和蒙古旗兵分屯于 40个哨所 ，在四周巡逻。这个广袤的围场被分成 67个 (后来增至 72个)狩猎场 ，每个场都有一个蒙古名。
从 1681年到去世为止 ，康熙皇帝几乎每年秋天都到木兰狩猎，只有两年除外 ，当时他正忙于重大的军事行动。因容易感染天花而免于到北京朝觐的蒙古贵族被轮流邀请到木兰陪皇帝进行每年一次的秋狝 ：这是 “围班 ”，与之相对的是到北京的 “年班 ”。围猎活动平均持续 30天时间 ，在此期间 ，皇帝及其扈从会猎杀鹿、野鸡和老虎。狩猎时采用的方法有若干种 ，但最具特色的是满族的行围 ：骑手包围一块地方 ，将猎物从山上驱赶至山谷 ，以供等候在山谷中的皇帝和蒙古贵族猎杀。
1702年之前 ，康熙皇帝及其扈从在往来于承德的途中都住帐篷。后来 ，随行的皇室成员 ，包括后妃、皇子和公主逐渐有了休息的房屋。在北京经古北口 (出走中原的一个关口 )至木兰的官道上建起了 “行宫 ”，从仅供小憩和饮茶的简易建筑 (茶宫)、供中途吃饭的简易建筑 (尖宫 )到供夜晚住宿的大型建筑 (住宫)，不一而足。这些建筑可能只供皇室成员用 ，其他人仍用帐篷。
玄烨及其扈从打猎时也住帐篷。围绕他的大帐形成的帐篷城的空间分布与都城的情况相仿。“其行营之制 ，中为黄幔宫城 (黄色为皇帝专用色 )，外加网城 ，外为内城 ，设连帐 75座，设旌门三 ；次为外城 ，设连帐 254座。外城东旁设内阁、六部、都察院、提督等衙门官帐 ”。
雍正皇帝从未巡幸木兰 ，但乾隆皇帝重新开始秋狝。弘历在木兰停留的时间比祖父少 (平均每次 20天)，但他在位期间举行秋狝仍达 40次之多。他从 1755年开始在围场内修建行宫 ，并使围场的面积最大化。虽然嘉庆皇帝 (1796—1820)在木兰举行了 12次秋狝 ，但他每次停留的时间甚至少于他的父亲。颙琰是举行秋狝的最后一位皇帝。他以后的几位皇帝统治时期 ，围场渐趋萎缩，而他们巡幸承德避暑山庄的次数却越来越多。
康熙朝和乾隆朝的大型狩猎活动需要在机动性、粮草和住房等方面做精确协调和计划 ，与军事行动非常相似。据说与弘历一起在木兰狩猎的王公、大臣、旗主 ，以及蒙古、哈萨克和维吾尔贵族有时超过 3万人。狩猎规则体现了正式的和礼仪化的办事次序：展示皇帝、皇子和皇孙的皇家弓箭 ；满洲和蒙古贵族分别统领的队伍之间进行战斗演习 ；向皇帝进呈每年一次的蒙古贡品 “九白 ”(九匹白骆驼或九匹白马 )；互相宴请 ，伴之以蒙古歌舞和赛马 ；摔跤比赛 ；皇帝赏赐蒙古贵族丝绸和金银等。
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始于 1702年，一直持续到 1792年。热河行宫 (最初的名称 )位于武烈河西南岸 ，占地约 5.64平方公里 ，面积超过北京城郊构成圆明园的三个园子的总和。山庄内有一系列复杂的人工湖和人工岛 ，为修建宫殿 (以北京的宫殿为蓝本 )和湖泊 (以江南园林中的湖泊为样板 )提供了合适的场所。山庄内还有山 ，与蒙古草原相似的草地 ，以及举行宴会和展示军威的场所。整个山庄被菲利普 ·弗雷特称之为一处 “皇家景观 ”：在佛陀显灵之地 ，高墙环绕的行宫与河对岸的几座大庙相映成趣。
康熙和乾隆皇帝还在避暑山庄外面修建了外八庙 (最初是十二座)。最初的两座是溥仁寺和溥善寺 ，都是藏传佛教寺庙 ，是宫廷支持和资助藏传佛教的具体行动的一部分 (参阅第七章)。乾隆皇帝在山庄外的山坡上修建了九座大庙 ，其中不少是为纪念特殊的时刻而建造的。普宁寺是有意识地仿照西藏的第一个寺庙桑耶寺修建的 ，为的是纪念清朝成功地平定了准噶尔叛乱 (1755年)；安远庙是仿照被准噶尔首领阿睦尔撒纳发动反清叛乱时毁坏的一座寺庙而建的。
菲利普 ·弗雷特和贾宁都指出 ，承德实际上是大清帝国的第三个都城 ，尽管它没有得到正式命名。18世纪 20年代 ，皇家山庄周围的地区在行政上被设为一个厅 (热河厅 )，1733年被升格为承德州 ，隶属于直隶总督。虽然它在 1742年被降为厅 ，但1778年又被升格为府。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 ，它是塞外之都 ，在理藩院的掌管下 ，蒙古人、维吾尔人和藏族人在这里实践宫廷礼仪。贾宁认为 ，朝觐皇帝的礼仪来源于穆斯林的朝圣传统 ，因此包含着 宗教意义。虽然藏族人不用朝觐皇帝 ，内亚的其他贵族每年都得分批前往清宫朝觐皇帝。朝觐常常被安排在承德的夏宫进行 ，正如另外一个宫廷礼仪 ———围猎 ———被安排在木兰一样。贾宁指出 ，西藏喇嘛、蒙古贵族和穆斯林阿訇 (伯克 )参加的围猎是源于蒙古族和满族传统的一种礼仪。围猎活动给头衔较低的内亚精英集团成员提供了在参加一种强化满洲和内亚联系的活动的同时 ，更亲密地接触皇帝的机会。
乾隆时期承德是一个繁华之地。皇帝的生日庆典 (超过 40次)使这里宴席成林 ，歌舞升平。正是在避暑山庄 ，乾隆皇帝庆贺了杜尔伯特蒙古人的归顺 (1754年)，接见了六世班禅 (1780年)和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 (1793年)。
皇家山庄
明朝的皇帝一直待在紫禁城 ，而清朝最高统治者却经常离开北京 ，在郊外的避暑胜地处理政务。1667年亲政以后 ，康熙皇帝开始很好地利用明朝统治者在紫禁城外的各个花园。1682年，他在北京西南 6英里处的围场 ———南苑修建了一个行宫。1683年三藩之乱的最终平定 ，使他能够在北京西北的山上大兴土木 ，他可在那儿的胜景中休养歇息。1690年，畅春园竣工 ，金、元、明三朝统治者也曾在该地建园。畅春园成了康熙皇帝最喜欢的居所。由于他经常驻跸该园 ，中央政府所有重要的衙门都在园中开设办事处 ，以使政务能够照常处理。畅春园也是 1712年玄烨公开斥责太子允礽的地方。1722年疾病缠身的皇帝被抬进该园 ，并病逝于此。康熙皇帝去世以后 ，该园成为皇太后的居所。
1709年，胤禛在畅春园以北得到了一块地修建王府花园。他的园子名为圆明园。1716年和 1722年，康熙皇帝两度巡幸该园中的牡丹园。1725年以后 ，已成为雍正皇帝的胤禛增建园中房屋 ，以使各个衙门能随他入园。他广泛使用圆明园 ，并于 1735年逝世于该园中。他的继承者乾隆皇帝也很喜欢圆明园 ，在他青少年时代，这里一直是他的家 (他父亲活着时 ，他住在长春仙馆)。
弘历增建了更多的御园 ：静宜园 (1745年)和紧挨着圆明园东墙的长春园 (1749—1770)。郎世宁在长春园北部设计并建造了欧洲风格的喷泉和宫殿。到 1772年，圆明园、畅春园和绮春园 (后改名为万寿园 )已成为帝都西北郊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为庆贺母亲六十大寿 ，乾隆皇帝疏浚了园中湖泊 ，改名为昆明湖。他还翻修了清漪园 ———1749年建成的一个园子 ，位于昆明湖东岸。这些园林于 1860年10月被英法联军毁掉以后 ，清漪园得到重建和扩展 ，并被慈禧太后改名为颐和园。
北京
北京城主要的空间布局和建筑在清朝占领北京之前很久就形 成了。作为辽、元、明各朝的都城 ，北京城坐落在南北中轴线上 ，有宽阔的街道通往城中央的宏大宫殿群。北京被划分为棋盘一样的若干 “方”，更细分为无数条小胡同。甚至城墙内的湖也各具特色，700年后仍保持不变。
不过 ，大清为北京增加的东西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把北京城的重修归功于乾隆皇帝。明清两代的其他帝王对北京城的影响都不及乾隆皇帝。大清帝国国泰民安 ，国库的盈余被用于资助公共事务。1738年后的 30年里 ，弘历实施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他改善了京城的水利控制系统 ，整修了京城的道路和城墙，翻修了宫殿和御园 ，并修建宁寿宫作为自己退位后的颐养之所。1736年，坍毁的太庙得到重建 ；18世纪 40年代和 50年代初，北京建成了许多寺院 ，并重建了重要的国家级祭祀场所。
满族人保留了北京的儒家符号体系。北京是一座圣城 ，与皇天上帝之都一样神圣。由于国家的两项主要职能是祭祀 (例如宗教礼拜 )和战争 ，国家宗教中的重要祭坛就成为都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初这些祭坛都被建在城墙之外的郊野。从后汉 (公元25—220)开始 ，冬至日可在城南祭天 ，夏至日可在城北祭地 。北京的天坛坐落在内城最南边的一个有围墙的大园子中 ，地坛则位于内城以北。它们与位于内城城墙东西外侧的日坛和月坛构成了皇家在四个方向的祭拜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