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人做出的最重要的变动是把北京分成了外城和内城。这种双城模式最初见于辽代 ，1644年之前满族的所有都城皆仿此而建，甚至皇帝巡幸塞北时临时搭建的帐篷城的布局也不例外 (参阅前文关于承德和木兰的论述)。 北京的区域划分是与帝国的政治和社会分类相对应的。统治者和旗人住在内城 (外国人称之为 “鞑靼城 ”)；被征服的汉人住在外城。这种分区而住的做法始于满族军队进入北京城四年之后。早些时候 ，多尔衮曾通过禁止旗人抢掠平民而鼓励汉人接受满族的统治 (1644年)，并声称 满汉一家(1647年)。然而 ，民族冲突却迫使这位摄政王于 1648年 10月5日做出规定 ，让两个民族分区居住以 “各安生业 ”。所有的汉人都被命令迁往南城。此后清帝国一直奉行分区而居的政策 ，所以旗人总是住在城中之城。
外城
外城 (又称汉城 )是首都的商业中心 ，是中国最大的消费市场。最繁华的商业街都在内城与外城之间的宣武门、正阳门和崇文门。1744年，北京可能有六七百家店铺。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云集北京做生意 ，南城有不少会馆 ———由来自同一地方的官员和商人发起组织的追求互惠互利的地域性社团。经营书籍和古董的琉璃厂在 18世纪 80年代变得名闻天下 ，因为当时编纂《四库全书》的计划把全国的 160位文士召集到了北京。汉城也是旗人的娱乐中心。除了北边连接内城的二栅之外 ，娱乐区都在汉城。外城珠市口 (珍珠市场街 )以北前门与和平门之间的街道形成了青楼区。
内城
内城周长约 16英里 ，是清政府的中心。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内务府的一些机构和步军统领衙门都在这里。它也是征服者精英集团居住之地。据估计 ，19世纪中叶约有 13万旗人居住在内城和郊区的皇家园林周围 ：他们形成禁旅八旗 ，并组建禁军 ———一支三四千人的部队 ，负责巡视居住区和守卫内外城的 16个城门。八旗的驻地是根据各旗的颜色所代表的方向确定的。正黄旗在内城的西北部 ，镶黄旗在东北部 ，正白旗在东部 ，镶白旗在东南部 ，正蓝旗和镶蓝旗在南部 ，正红旗在西部 ，镶红旗在西南部。这些旗被分为两翼 ：左翼由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和正蓝旗组成，住在东半区 ；右翼由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和镶蓝旗组成。每旗各有一个满族、蒙古和汉军旗 ，分别由一个都统和两个副都统率领。
由于征服者精英集团逐渐包括了许多民族的人 ，所以北京内城居住的人也是多种多样。其中有籍隶镶黄旗的俄罗斯人 ，他们是在雅克萨战役中被俘虏的 ；有俄国东正教神甫 ，他们是《恰克图条约》( 1727年)签订后成立的一个布道团的成员。皇帝在内城赐给约 12至15名汉人大臣府邸以示皇恩浩荡。征服塔里木盆地后被带到京城的突厥穆斯林精英和能工巧匠均被安置在南海以南的维吾尔营中。藏族工匠于 18世纪 40年代被召至北京修建藏式的石头瞭望塔以供军队训练之用。当傅恒在第一次金川战役 (1749年)中取得大捷后 ，皇帝命这些工匠在北京西北郊修建西藏风格的实胜寺。到了 1776年，这些藏族人被编为隶属内务府的正白旗的一个包衣营。
皇帝是内城的最大地主。当汉人于 1648年迁出内城时 ，他们的房屋被分配给旗人。旗人逐渐确立了对这些住宅的产权 ，房屋的租赁和买卖合同就是产权的体现。从理论上说 ，这些房产仍属于国家 ，但实际上它们成了皇家财产 ：在 19世纪 ，内城的许多土地都归皇帝所有 ，由内务府管理。官房租库起初隶属于宫廷营造司，但后来变为由一名内务府大臣监管的自治机构。
官房租库负责维护、出租和管理北京的所有国有财产 ，其中包括分配给爱新觉罗皇室宗亲和八旗贵族的府邸 (参阅第三章)。由于府邸的大小、结构和装潢皆受节约法令的管控 ，所以住宅被分配给王公贵胄而不管其籍隶哪一个旗 ，当其子孙的爵位被降低后，府邸即被收回。亲王府很少被同一个家庭世世代代占有。 1750年、1846年和 1911年前后的三幅内城地图显示 ，同一个家庭一直拥有的王府仅有五个。令人毫不惊奇的是 ，这五个家庭都拥有王府的永久继承权 (参阅第二章)。
官房租库掌管的大多数房屋都是中等大小的。1800年，嘉庆皇帝准许将这些房屋售予爱新觉罗宗亲。1803年的一份奏折列举了10所此类房产及其买家 ，其中一半少于 20间，只有 2所超过 100间。没有资料显示究竟有多少贵胄得到了购房的机会。一项研究表明 ，在1855年末至 1856年初不到两周的时间里 ，共有 18处房产被分配给了贵胄。由此判断 ，官房租库在北京内城的房屋市场仍保持着中心地位。
皇城
内城之内是被 6英尺厚、15英尺高、8英里长的城墙隔开的皇城。皇城中有御马厂、仓库、作坊、内务府各办事机构和皇室成员的居所。皇城中有北海、中海和南海 ，清朝统治者在三海修筑若干亭台楼阁以增其景观。康熙皇帝在修建西山别墅之前 ，每年都到位于南海中央的瀛台避暑。1898—1900年以及义和团运动之后 ，瀛台也是光绪皇帝 (1875—1908)的居所。南海西岸是康熙皇帝修建的紫光阁 ，1761年之后 ，这里成为新年庆典时以盛宴款待蒙古姻亲的地方。与紫光阁毗连的是一个训练场 ，皇帝在此举办射箭比赛。
皇城中有在儒家礼仪中使用的两个重要祭坛。太庙位于紫禁城正门的东南。满族人进入北京四天后 ，努尔哈赤夫妇以及逝世不久的皇太极的牌位就被安放于太庙。太庙不仅供奉皇室祖先的牌位 ，在一个偏殿中还供奉着功勋卓著的文臣武将的牌位。太庙正西是另外一个高墙环绕的庭院 ，里面是社稷坛。社稷坛是用石头砌成的一个方形坛 ，在举行祭祀大典前要在坛上安放五色土。明清两代的祭祀专家似乎把社稷当做丰收之神。在古代的封地仪式上 ，君王要从社稷坛上取一块土赐给诸侯 ，所以社稷似乎代表着统治者所管辖的领土。在后来的各朝各代 ，当取自各省的土被放到社稷坛上时 ，这种关系就得到了象征性的延续。
皇城中还有其他一些与清政府有关的祭坛。佛教寺庙 (其中几个是清朝皇帝所建 )散布于街巷和湖岸。几座藏式寺院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积极支持。其中包括 1651年修建起来以纪念达赖喇嘛访问北京的白塔 ；位于东南角的玛哈嘎拉庙 ———体现清王朝与藏传佛教具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历史建筑 (参阅第七章)；景山附近的法源寺 ———康熙皇帝修建起来以容纳翻译和印刷西藏和蒙古礼仪典籍的蒙古喇嘛的寺院之一。或许是由于耶稣会传教士进入皇家体制的缘故 ，从18世纪开始 ，皇城中也有了一座天主教堂。
紫禁城
皇城中央的这组宫殿群既是皇帝的行政中心 ，又是他的居所和由内务府掌管的一系列活动的中心 (参阅第五章)。由于宫廷建设是由明清更替之际存留下来的传统方针指导的 ，所以建筑风格和宫廷建设在清代没有什么变化 ，尽管做了许多整修和翻新。建筑的继承性掩饰了许多殿堂的用途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清朝的统治策略。
紫禁城有东南西北四个门 。南墙正中的门是午门 ，用于大型的庆典礼仪 ，平常都是关闭的。一般来说 ，除了殿试中名列三甲的进士以外 ，只有皇帝可以使用午门。来紫禁城办事的文官走东门 (东华门 )，武将走西门 (西华门 )，后妃走后门 (神武门)。紫禁城分为外朝和内廷。有幸进入紫禁城的人会发现自己在一个高墙大院中 ，看到位于南北中轴线 (主导着外朝)上的三个大殿。太和殿是举行重大国事庆典的主殿 ，中和殿是清朝皇帝行耕种礼之前视察农具和在太和殿举行庆典之前休息的地方 ，保和殿是皇帝接见藩属使节、主持殿试和召见进士的地方。三大殿坐落在三层大理石平台上 ，四周都是高墙。在没有重大庆典的日子里 ，通往三大殿的午门和太和门都是关闭的。
三大殿规模宏大 ，雄伟庄严 ，目的在于使官员和使节感到敬畏。他们必须在午门外下马步行。三大殿的雄浑在黎明时分皇帝早朝时最为动人心魂 ：“庄严的大象雕像被摆放在午门的门洞里 ， 在六七米高的门洞里 ，它们显得很矮小 …… 太和殿前的广场是普通官员最接近皇帝的地方 ，地上铺着条石 ，官员们在石头上向皇帝磕头。他们确实需要敏锐的视力才能看清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在以往的各朝各代 ，外朝是处理政务的场所。清朝皇帝则把大部分政务活动从外朝移到皇帝的内廷 ，即大内。
大内外朝的公共空间与内廷的私密居所只是从 1669年以后才区分开来的 ，当时 ，年轻的玄烨 (康熙皇帝 )把他的寝宫从清宁宫 (后改名为保和殿 )移至乾清宫。他和他的父亲 (也在保和殿住了 8年)似乎都喜欢乾清宫的华丽和雄伟。1669年乾清宫被翻修之后 ，紫禁城的公私场所就永远分开了。除了少数王公大臣外 (在内廷工作的太监、宫女和其他杂役当然不论 )，任何人不得进入内廷。内廷不仅包括皇室成员的居所 ，而且包括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
如果说外朝是汉族文臣理所当然的活动中心的话 ，内廷就是满人为主的御用顾问团的堡垒。白彬菊描述了满蒙高官把持康熙皇帝的内廷而汉臣大多在南书房的情况。通过宫廷奏折制度和任命特别小组商议军事策略和其他重要政务等办法 ，康熙皇帝竭力消除外朝的官僚政治文化给他的皇权造成的压力。虽然内廷的成员在雍正和乾隆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满汉分立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亡 ，这是满族统治的一大特点。
东边的景运门和西边的隆宗门是外朝和内廷的界线。这两个门开在保和殿后面的宫墙上。景运门内是奏事处 ，负责向皇帝呈送那些绕开常规官僚体制渠道递上来的奏折。奏事处由一位侍卫 掌管、一位副将监督 ，还有一个由太监组成的办事处 ，就在西边的乾清门内。奏事处起着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 ：它向外朝官员传达皇帝口谕 ，要他们写成文字 ；处理准许王公大臣觐见皇帝的所有签批 ；管理外朝奏事处与乾清门的日常轮值 ；接收呈送皇帝的所有贡品。
乾清门直接通往乾清宫。乾清宫是与外朝三大殿对应的内廷三大殿的第一殿。在明代 ，乾清门内的宫殿是皇帝居所 ，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才被用于处理政务。然而 ，康熙皇帝把乾清宫改成了处理日常政务的办公场所 ，而把大内东西两厢的房屋当做居所。到雍正时期 ，皇帝也在养心殿召见大臣和举行御前会议。养心殿是大内的一处大庭院 ，位于乾清宫西面 ，是皇帝的寢宫。
内廷的第二殿是交泰殿 ，康熙时期三枚玉玺收藏于此殿。这些玉玺在乾隆年间曾被重新雕刻 ，它们有不同的用途 ，如选定太子、颁布宣战诏书或授予王公贵族爵位等。交泰殿北边是坤宁宫 ，明代一直是皇后的寢宫。虽然清代仍把此殿当做皇帝大婚后的洞房 (参阅第五章 )，但清代的皇后却住在其他地方 ，坤宁宫中则有了神房和祭坛 ，有萨满每日礼敬祖先灵位。
乾清门两侧有东门和西门 (内左门和内右门 )，门外是较窄的 巷子 ，有门通往皇太后、皇后和嫔妃居住的各宫。这些建筑的随意和精巧与外朝大殿的肃穆和宏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宫的房屋排列有序 ，面向南而直通内院 ，复制了普通民居的私密性。紫禁城分为外朝和内廷 ，因而与欧洲的王宫和贵族府邸大不相同 ，后者把办公场所和私人空间合为一处 ，所以贵族不得不住在透风的大房间里。
在17世纪和 18世纪初 ，乾清宫东西两边的庭院也被用做皇子皇孙的住所。乾东五所都是独立的庭院 ，其中一些带有小前厅和寝室。道光皇帝的所有儿子都住在乾东五所 ，同住的有太监、奶妈、保姆和宫女。特设的一个茶膳房为他们准备饮食。
雍正前期 ，弘历夫妇住在乾清宫西边西二所的一个院子里。当上皇帝以后 ，他改变了西二所的用途 ，而代之以内廷外面的南三所。位于乾清宫东南的毓庆宫是太子允礽的府邸。弘历成婚前，一直与弘昼住在这里。弘历的众多兄弟和侄子自从进入上书房读书以后也住在毓庆宫 ，他的继承人嘉庆皇帝在 5—10岁时也住在这里。颙琰后来对他的兄弟永瑆和永璘回忆毓庆宫的生活时说：“每日趋诣上书房 ，执经共课。”然而 ，颙琰在继承皇位以后，决定不再继续把毓庆宫当做皇子的住所 ，他担心该宫成为皇储人选的某种暗示。
南三所又称撷芳殿、阿哥所或三所 ，位于外朝三大殿以东明代一处建筑的原址上 ，有院墙。弘历年轻时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 间。嘉庆皇帝颙琰于 1775年移住此处 ，当时他只有 15岁，一直住到1795年被明确宣布为太子。他的继承人旻宁出生于南三所 ，成婚以后仍与兄长住在此处 ，其他堂兄弟也住在这里。1831年道光皇帝的长子奕纬去世以后 ，南三所暂遭弃用 ，后来被奕 (未来的咸丰皇帝 ，1851—1861)启用。
清廷把紫禁城各殿的用途做了重大的变动。自康熙朝以降 ，最高决策被移到内廷 ———皇室成员的私人活动区域。在明代 (以及在普通的汉人家庭 )，这是女眷起居之所。即使在清代 ，被准许进入大内的也只是极少数王公大臣。空间的变化反映出皇帝对 “内圈 ”———主要来自征服者精英集团并绕开汉臣的一个小圈子———的依赖。
清廷做出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动是对皇子和兄弟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 (参阅第三章)。明朝皇帝都是在皇子年幼时选定太子 ，并封其他皇子于各省 ，而清廷则让所有皇子都备选太子 ，让他们都留在北京。皇帝让王公担负行政管理和军事职责 ，以此加强兄弟之间的团结。所有皇子同居紫禁城 ，延长了皇帝评估他们的品德和通过政务活动检验他们的能力的时间 ，同时还能增进兄弟之间的感情 ———此乃清朝国力维持不衰的保障。
季节性迁居
与其他非汉族统治者一样 ，清廷也坚持季节性迁居的生活方式。皇帝在京城西北郊的御花园度过了大量的时光。在清初的 150年里 ，皇帝还在夏季和初秋巡幸塞外的承德和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