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后的数十年间 ，皇帝在紫禁城、三海和南苑之间轮流居住。当京城出现天花时 ，顺治皇帝迁居南苑 ，甚至迁居京城东北的遵化 (而他还是死于这种疾病)。1681年种痘以后 ，皇帝冬、春两季就不再因为健康原因而离开北京避居他处了。但是 ，全国的平定 (1683年 )使皇帝得以扩大居留处所的选择范围。 1681年，康熙皇帝只在北京住了半年多 ：8月和 9月的大部分时间在瀛台 ；4月、5月和 10月巡幸东陵以及东北地区 (这是他第二次巡幸中原以外的地区)。康熙皇帝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京郊的畅春园和承德北边的新围场。1714年，他只在紫禁城住了 18天，而在畅春园住了 131天，在承德及周围地区住了 139天。乾隆皇帝也经常随季节迁居。正如蒋友仁神甫所写的 ：
皇帝每年只在北京住大约三个月。通常 ，他在冬至 (农历十一月的某一天 )之前会在那儿呆一段时间。春分一般在翌年农历二月 …… 正月十五之前 ，皇帝会带领随从迁居位于北京西北 5英里处的圆明园 ……除了去塞外狩猎外 ，其余时间他都在圆明园度过。有庆典时他才去北京 ，一旦庆典结束 ，他就立即返回圆明园。
1762年，乾隆皇帝有大约半年时间是在畅春园或承德避暑山庄度过的。他在紫禁城只住了大约 3个月 ，其他时间都在路上。
文化政策
自进入北京开始 ，满洲统治者就刻意笼络汉族文人士子 ，但同时又采取了永远保持满族文化特性的政策。这个特性是什么 ，它是如何产生的 ，这些问题将在第七章加以论述。本节集中讨论作为大清统治精英集团象征符号的满族语言、服装、弓箭和食品的保存问题。
语言政策
“满洲 ”一词是皇太极于 1635年采用的 ，他声称 ：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 ，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 ，统绪绵远 ，相传奕世。自今之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 ，不得仍前妄称。
通过此举 ，皇太极达到了好几个目的。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民族认同 ，涵盖了女真和东北其他部族的种族特征 ———其中的许多部族是通过武力降服的。第七章将描述把这个新的认同糅合进一个古老神话中的各种策略 ，以及利用萨满教仪式为新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各项政策。这个新的民族认同随着满文的诞生而得以最终完成。
文字的创造与清国的形成是同时发生的。女真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民族。虽然金代女真人创造了一种文字 ，但努尔哈赤 的祖先 ———建州女真却放弃了这种文字 ，转而使用蒙古文。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两个人创造 “民族文字 ”，他们以蒙古文字为基础创造了无圈点满文 ，又称 “老满文 ”。1632年修改了字体 ，创造了有圈点满文 ，一直延至清末。
在八旗精英中 ，蒙古语仍是很重要的一种语言 ，但此时的文书都用满文书写 ，正在茁壮成长的大清政府新设立的机构也以满语命名。1644年以后 ，满语 (汉人称之为 “清文 ”)成为两种官方语言之一。事实上 ，由于顺治时期许多官员不懂汉语 ，在 17世纪 70年代之前 ，清政府高层使用的主要是满语和满文。此后 ，满语成为统治者的一种安全语言。满族官员被要求用满语交流 ，与宗室、旗务和内亚军务有关的文件往往只能用满文书写。许多研究表明 ，这些《满文老档》对清史专家是非常重要的。
满语因入主中原而发生了变化。当努尔哈赤及其族人使用的口语———建州女真语被书写成文字并成为 “标准 ”满语时 ，官僚体制的发展促进了汉语词汇在满语中的直接使用 ，如 “都城 ”、“皇城 ”、 “紫禁城 ”等诸多汉语词汇。从17世纪 20年代开始 ，满洲统治者下令翻译大批有关儒家思想、中国法律和历史的汉文著作。
用满语进行统治催生了人们对辞典的需求。辞典既能满足汉臣学习满语的需要 ，又能用做新建立的八旗官学的课本。最早的满汉辞典完成于 1682年，是由汉人沈启亮编著的。他的第二本著作《大清全书》初版于 1683年，重版于 1713年。有学者指出 ，此书保存了康熙朝满语中的许多方言和不标准的词汇翻译 ，而这些东西在奉旨编撰的《御制清文鉴》于 1708年出版以后就消失了。 1772年的修订本《御制增订清文鉴》成了八旗官学的标准课本。这本书最终发展成乾隆皇帝确认的五种语言 ———满语、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和汉语 ———合为一体的辞书。
乾隆时期 ，满语中许多来源于汉语的词汇被清理掉了。乾隆皇帝抱怨有太多的汉语词汇渗透进了用满文写成的奏折中 ，所以谕令以大学士纳亲为首的一个小组选列一批满语新词汇以代替借自汉语的旧词汇。1747年，新词语表被广为散发 ，官员被要求从此以后 “以满语书写 ”。当时 ，都城变为满语的 gemunhecen，皇城变为 dorgihoton，紫禁城变为 dabkuridorgihoton。地名也有变化。弘历本人似曾提出满语译词以区分同音不同义的两个地名 (发音都是 “Jinzhou”，隶属于盛京)。他下旨强调用汉文翻译满洲和蒙古地名应有统一的标准 ，并完整译出 ，以免出错。这个计划最终创造了 1700个满语新词。
净化满语词汇的行为出现在用于正式交流的书面语言和对萨满神的祷告文中。满语的书写或者 “标准 ”形式一直被保留到 1911年，而满语口语则一直在演变中。北京旗人口语的发音变化反映了其他女真方言的影响 ———这是被讲方言的土著旗人传入都城的 ，同时也是满人与汉语社会长期接触的结果。不管怎样，标准满语还是变成了官僚集团进行沟通的工具 ，这是其得以保存下来的主要原因。由于满文的格调影响了口语 ，所以满语的方言特色被丢掉了。句子越来越长 ，婉转迂回的表述越来越多。但是 ，满语在驻扎于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八旗军中作为活的语言存续下来了。
17世纪初 ，满族人降服了生活在东北亚讲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民族。为了反击俄罗斯人对黑龙江流域的渗透 ，清政府把这些民族中的许多人编入旗籍 ，称为 “新满洲 ”(伊彻满洲 )，让他们驻扎于在该地区修筑的城堡中。与其他八旗军一样 ，新满洲也实现了 “满洲化 ”。这些城堡中建立了八旗官学 ，教学生学满语 ，让那些以渔猎为生的民族融入官僚体制中。第一所学校是由吉林将军于1693年建立的 ，最后 ，东北地区重要的城堡中都有了学校。 “满洲化 ”对达斡尔蒙古语的影响极为长远 ，已有数位学者对此做了研究。
语言学家把满语分成了 4个地区性亚种 ：其中标准的北京口语被称为西部方言 ，1644年以前的都城盛京是南部满语的中心 ，宁古塔是东部满语的中心 ，黑龙江两岸人民使用的口语被归为北部满语。语言学家认为，南部满语与其母语———女真语最为接近。新满洲军队奉派驻守盛京，有些新满洲后来被派到新疆，所以讲满语的人离开故乡，生活在边远地带。新疆的锡伯人和黑龙江偏远地区的满族人把满语一直保持到 19世纪末。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东北三省的所有民众都把汉语当做母语，但一些研究者声称他们发现在黑龙江的某个村庄，人们仍然在讲满语。
直到大约1750年，清朝统治者才认定满语是 (或者对非满族人而言应该是)旗人的本族语。八旗教育起初把重点放在如何培养旗人统治下说汉语的民众学说满语，此时则转而重视传授传统武术和提高说写满语的效率。虽然也为普通旗民设立了一些学校，但从办学地点与潜在就学人口数量的关系来看，特别有利于皇室宗亲。宗学和努尔哈赤兄弟的子孙后代所上的觉罗学定期举行考试，在学生中选拔人才，分派到管理八旗事务、宫廷事务的相关机构以及政府文职部门去做官。
满族姓名
满族人被禁止按照汉人的习惯使用姓氏，标准的官方信函中不提满族人的宗族名 (相当于汉人的姓)。皇帝对那些采用三字名的人严加斥责，因为用汉字写出三字名时，第一个字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姓氏。在名字中使用 “满”和 “觉罗”也不行。1767年，皇帝降旨曰：“昨吏部带领引见之满吉善，系满保之子。其名满吉善者，竟以满为姓矣。朕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吉善乃系觉罗，甚属尊贵。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等，理应留心查禁。”18世纪末 和19世纪 ，皇帝谕令八旗官员和宗人府确保不让皇室宗亲采用三字名。不过 ，宗室一脉的最初四代人都按照汉人的习惯采用了汉名 (参阅第三章)。而在觉罗一脉中 ，满族取名法似乎得到了存续。
服装
与 “穿戴肥大宽松的长袍和脚尖上翘的便鞋的定居的明朝人 ”不同 ，满族人穿 “牧民的靴子、裤子和马褂 ”。满族服装的特点与以前的少数民族征服者所建朝代的服装基本相同。风帽使头免于挨冻 ，在东北亚的冬季是必不可少的。汉人那种袖子长长的宽松袍服束缚了人的身体 ，而满族服装却能让人活动自如。马褂非常合身 ，四边的开衩能让骑手在马背上自由摆动。长及手腕的结实袖套形似马蹄 ，用以保护手背免受寒风之苦。男女都穿的裤子可保护骑手的双腿不被马腹擦伤 ，不受风吹雨淋。鞋底坚硬的靴子能让骑手在铁制马镫上站立起来 ，从而使骑马射箭更加容易。马镫 “也许是人类自二进位制以来最有技术含量的发明 ”，它使上马成为易事 ，可使骑手站立起来 ，这样就扩大了马匹所能发挥影响的范围。此外 ，站在马蹬上还可使弓箭手使出更大的力气 ，射得更加准确。
满族服装体现了尚武的气魄。1636年以后皇太极制订了服饰律，他把辽、金和元朝的衰落与他们采用汉人的服装、语言和定居的生活方式直接联系了起来。在1636年和 1637年，他两次告诫八旗王公和满族大臣 “时刻牢记 ”满族人的天下是骑射得来的。
他认为明朝人的 “长袖宽袍 ”完全不适合满族的生活方式 ，并担心他的子孙后代忘记根本 ，转而采用汉人的服装。
满族征服者坚决拒绝采用明朝的宫廷服装。早期归服满族的明朝人陈名夏于 1654年受人弹劾 ，并被处死 ，罪行之一是他建议清廷采用明朝服装 “以给帝国带来和平 ”。乾隆皇帝旧事重提 ，他引述皇太极以史为鉴之遗言 ，告诫子孙后代保留满族服装 ，所有旗人 ，不论籍隶满洲八旗、蒙古八旗还是汉军八旗 ，都得穿满族服装。
清廷还强迫汉人改留满族发式。自1645年起 ，所有汉族男子都得学满人的样子剃发留辫 ，作为他认可满族统治的标志。东北亚的这种发式与明朝人的习俗截然不同 ，明朝男子精心梳理他们的长发并盘起来 ，隐藏在马尾帽下面。1645年满人的剃发令激怒了汉人 ，尤其是在华中和华南 ，文人和农民联合起来进行了愤怒的抵抗。
清朝统治者没有对所有臣民颁行同样的法规。相反 ，他们仿效辽、金先辈的做法 ，对不同的民族颁行不同的法规。统治者用明朝成法统驭汉人 ，用塞外形成的完全不同的八旗法规管理旗人 ，至于蒙古人、藏族人和维吾尔人 ，则用他们各自的习惯法加以统治。学者注意到 ，蒙古人、藏族人、维吾尔人和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没有被要求剃发留辫。即使在雍正朝 (1723—1735)同化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图谋日趋急迫的时期和 18世纪 70年代金川叛乱被平定之后 ，剃发政策的推行也仅仅是名义上的。
八旗女性被禁止仿效汉人的缠足习俗 ，她们也被禁止穿宽袖的明式服装 ，汉人一只耳朵戴一只耳环的习俗被满人戴三只耳环的习俗所取代。从18世纪中叶开始 ，皇帝屡屡斥责违反了服饰律的人。正如乾隆皇帝所言 ：
此次阅选秀女 ，竟有仿效汉人装饰者 ，实非满洲风俗。在朕前尚尔如此 ，其在家时恣意服饰 ，更不待言。此虽细事 ，然不加训诫 ，必至渐染成风 ，于满洲旧俗大有关系。将此交八旗大臣晓谕各旗人等。
八旗女性仍在违反服饰律。1775年选秀女时 ，乾隆皇帝看到包衣的女儿每只耳朵上只戴着一只耳坠而不是三只穿耳的耳环。1804年选秀女时 ，汉军镶黄旗的 19个姑娘缠了足。1839年的一道谕旨宣布了对一些父亲的惩罚 ，因为他们的女儿在选秀女时穿着汉式宽袖外衣 ，这表明皇帝仍抵制这些同化的征兆。
朝服清朝官员在宫廷穿着各式各样的满族服装。1651年，有位御史上奏要求采用明朝的皇袍和皇冠 ，顺治皇帝降旨曰 ：“一代自有制度 ，朝廷惟在敬天爱民 ，治安天下 ，何必在用冠冕。”皇帝、贵族和朝臣的服装分为三类 ：举行庆典时穿的宫廷服装 (礼服、朝服 )，半正式的服装 (吉服 )，平常穿的服装 (常服、便服)。朝服是最正式的服装 ，在 “保存满族入关前的民族服装的特点方面 ”是 “最守旧的 ”。宫廷男男女女所穿服装的颜色和图饰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规定 ，以与穿衣人的身份相符合。补子———文臣武将所穿半正式服装上的方形标记 ———是明朝的一种 做法 ，被清朝所沿用。
作为半正式服装的龙袍于 7世纪末期初次出现于汉人宫廷。龙是汉族文化和非汉族文化中都流行的一种图腾。自宋代以降 ，龙变成了皇帝的象征 ，并被用以指皇帝本人 ：他的身体叫龙体 ，他的手叫龙爪 ，他的首都叫龙池。宋、辽、金、元各朝都禁止臣民穿戴绘有龙图的袍服。但是 ，龙图腾并没有简单地把皇帝与普通人隔绝开来。龙共有九种 ，最高一级的是五爪龙 (龙 )，被醒目地绣在皇帝的朝袍上 ；四爪龙 (蟒)则被绣在拥有高级爵位的皇兄皇弟所穿朝服上。龙也被雕刻在皇后和妃嫔的印章 (宝)上。
女真人精心琢磨和修改了明代的爵位等级制度 ，后者以颜色和龙形图案来区分龙袍的等级。起初 (1636年)，皇帝和亲王可穿戴绣有五爪龙的黄袍。1636年的律条反映了一种平等的政治传统 ，皇帝是同辈中居首位者。随着皇权的提高和亲王地位的下降，服装等级也相应发生变化 ，以与新的权力层级相符合。在 1759年的服饰律中 ，五爪龙甚至没有被列入仅限于皇帝和皇后使用的 12种图腾内。绣有九条五爪龙的袍服只有皇帝、皇子和亲王、郡王有权穿戴。对男性而言 ，只有皇帝能穿明黄袍服 ，皇子穿其他色度的黄色 ，而其他王公和爱新觉罗则穿蓝色或蓝黑色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