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紫禁城的皇室家庭只有一个首领 ，那就是皇帝。皇帝是同辈男子中唯一一个住在宫里的成年人。新皇帝登基以后 ，他的已婚兄弟都要迁出皇宫 (未婚兄弟不被当做成年人)。试举一例：1821年道光皇帝登基后收到一份奏折 ，内务府大臣在奏折中建议赏给旻宁的兄弟绵恺 (惇亲王 ，1795—1839)和绵忻 (睿亲王，1805—1828)府邸 ，让他们搬出阿哥所 ———他们和家人住在那里。大臣说 ，让两位亲王长期居于皇帝寝宫附近 ，殊与国家体制不合。
清朝皇帝还在热河和北京西北郊的御园中为皇子提供居所。康熙皇帝及其继任者在畅春园、圆明园和避暑山庄里给已婚皇子分配了住处 ，让他们能够随他迁居。档案和史料表明 ，皇孙及妻子、特别亲近的兄弟的养女以及关系更远一些的堂兄弟也住在皇宫。①因而 ，皇子可以朝夕相处 ，还能与父亲亲密接触。共同居住不但能培养亲情 ，还能使皇帝掌握儿子的活动情况 ，评估他们的个性、才能和道德品质。
礼仪参加者
宗室王公也被委以宫廷职任 ，像大臣一样六天一轮班。皇帝在宫中时 ，他们天天陪伴皇帝左右。当皇帝出巡或到社稷坛祭祀时，他们伴驾随行。这些职任都要严肃对待 ，免于当班的例子极少见。有这样一个例子 ：1801年9月9日，嘉庆皇帝的兄弟永璇、永瑆和侄子绵恩没有出席奉先殿每月举行一次的祭祖仪式 ，因为他们 “太忙 ”了———他们在忙着清算和珅。
皇子也被委任为社稷坛的巡视员。宗室王公要轮流看守 2处皇陵 ，在3年当班期内居住于皇陵所在地。在盛京当班的王公有 6人，负责祭祀该处的 3座祖先陵墓。在祖先的忌日和一年中的另外4个重要日子 ，皇帝会另派王公前往祭陵。每逢阴历初一和十五，王公也被派往太庙行祭礼。事实上 ，王公常常被委以参加各种各样礼仪的任务。他们协调皇帝大婚的准备工作，筹备皇家葬礼，护送棺椁前往陵墓。他们和萨满一起在 “堂子”举办萨满教仪式。他们代皇帝出席各个级别的国家祭礼，包括最重要的祭天仪式 (参阅第六章)。
皇权的保卫者
在有清一代，皇子和其他宗室王公一直积极参与军务。例如顺承郡王锡保，他率领清军参加了平定厄鲁特叛乱之役 (1731年)，并在此役中 “一举成名”，他还担任过满洲镶蓝旗都统，也在宗人府任过职。另一位宗室平郡王福彭也曾一度 (1733年)担任征讨厄鲁特的清军主帅，他也先后在宗人府、八旗任职，并曾一度担任军机大臣。
到了18世纪，宗室的官宦生涯有了定制。年轻的时候，王公贵族在侍卫的宗室队任职 (参阅第二章)：皇室直系后代中有 90人按照惯例被派到宗室队。在19世纪，皇族成员如卢康、耆英、奕经和第五代定亲王载铨等都担任过步军 (京城的宪兵)统领。
爱新觉罗氏经常出任八旗都统和副都统之职。康熙二十一子允禧和二十四子允祕 (—1773)在雍正和乾隆朝历任八旗各种要职。允禧先后出任满洲镶红旗都统、汉军和满洲正白旗都统 ；允祕则担任过蒙古镶白旗都统 (1752年)。这项传统在先后和满洲正白旗都统 (两种版本的《八旗通志》中都有记载 ，而且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当时礼亲王世铎历任多旗都统。睿亲王、顺承郡王和其他宗室在清王朝的最后 50年中占据着许多旗的都统之位。
在战争的紧要关头 ，王公也扮演军队统帅的角色。1813年紫禁城遭反叛者围攻时 ，未来的道光皇帝旻宁 ，还有他的兄弟、伯伯、叔叔、堂兄弟都参加了战斗。宗室在 19世纪中叶中国抗击英国、美国和其他欧洲列强的战争中也颇为著名。1842年朝廷选派奕经统率清军反击英军对长江下游地区的侵略 ，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选择。他是经过考试进入官场的 (参阅下文 )，在被任命为盛京将军务府各种官职和吏部尚书 (1835年)之前历任内（1836年)。奕经在浙江的灾难性失败导致他被监禁于宗人府) ，1843年获赦免后 ，他被派到清帝国的内亚边疆任职。他曾担任驻扎于伊犁的各支军队的统帅流放到黑龙江。1852年他应召回内地任职 ，死于徐州 ，他是奉旨前往该城领兵抗击太平军的进攻。1853年，嘉庆皇帝的五子惠亲王是保卫天津和北京免受太平军进攻的清军的统帅。
朝廷重臣
在整个清代 ，王公贵胄也参加国家的最高决策。他们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 ，从1615年到 (至少 )1673年，该会议是满洲国家的重要决策机构。虽然后来它被军机处超越 ，到 19世纪名存实亡 ，但是 ，与王公商量国事的传统仍在延续。在登基后的前三年 ，雍正皇帝有4个总理事务王大臣 ，其中两个是他的兄弟允禩和允祥。奉旨监管户部后 ，允祥发现国库里少了大约 300万两银子。允祥还为平定厄鲁特 (1726年)出谋划策。直到 1730年他去世之前 ，皇帝几乎一直在与他商量重要国事。
允祥名动当时的官场生涯与他和胤禛的亲密关系直接相关。曾在八旗为官的允祹在他漫长的一生中 ，也担任过许多行政官职。他在不同时间担任过内务府、宗人府、礼部、工部的要职。在政治危机期间 ，兄弟的支持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嘉庆皇帝清除和珅时 ，得到了两个兄弟的支持 ：仪亲王永璇 (1746—1832)管吏部 ，成亲王永瑆 (1752—1832)管户部并一度出掌军机处。两位亲王接替了原来由和珅担任的这些要职 ，负责整顿吏治 ，清除和珅的党羽。永璇还曾同时兼任宗人府宗令、领侍卫内大臣和满洲正红旗都统。
嘉庆皇帝的这两个兄弟为 19世纪下半叶恭亲王奕 (1833— 1898)的官场生涯提供了先例。恭亲王在同治朝 (1862—1874)“为中兴名臣的各种想法提供了得到批准和实施的渠道 ”。他的官场生涯实际上是从他的兄长咸丰皇帝在位时的 1853年开始的 ，起步于重要决策机构军机处。
皇子没有独占官场。1724年为皇族成员开办了专门学校 ， 1744—1752年皇族成员被允许在没有通过低级别考试的情况下直接参加会试。1799年以后 ，皇族成员可以以优势比例报考举人 ，成功者可参加会试争取进士功名。除了进入官场的这个 “正式 ”渠道外 ，六部有许多笔帖式职位是专门为爱新觉罗氏准备的。
宗室耆英似乎是从 “非正式 ”渠道开始他漫长的官场生涯的。耆英籍隶正蓝旗 ，是皇族的远支。他先后担任理藩院和六部的笔帖式 ，还在步军统领衙门和内务府兼任过许多职务。在被委任为钦差大臣与英国 (后又与美国、法国、瑞典和挪威 )谈判签订条约以结束鸦片战争前 ，他是盛京将军。耆英是道光皇帝的宠臣 ，在咸丰皇帝奕时期丢了官 ，于1858年被勒令自杀。
许多爱新觉罗氏通过特殊考试 (“考封 ”，参阅第二章 )获得为官资格 ，但并非所有通过考试的王公都有为官之心 ：康熙皇帝的曾孙永忠 (1735—1793)于 1756年通过考试 ，获封第十等贵族爵位 ，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他只有名义上的闲职)。 宗室伊里布于 1801年高中进士 ，在被任命为两江总督 (1840年)前他在多个省担任过职务。英军侵占定海以后 ，伊里布奉旨与英国人谈判。皇帝继而令他进攻英军阵地 ，他因抗旨不遵而被剥夺爵位。他的命运起伏不定 ，因为朝廷对英国人的冥顽不化感到非常愤怒 ，把他当成了替罪羊。签订《南京条约》( 1842年)是伊里布的宿命 ，他死后被斥为卖国贼。
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代肃顺 (1815—1861)也有显赫的官宦生涯。他于 1836年通过考试 ，获封第十等贵族爵位。他先后在八旗、内务府、都察院、工部、礼部和户部任职 ，其中一些是最高职务 ，他还兼任内阁大臣 (1860—1861)。在与俄国人的条约谈判过程中 (1859—1860)，肃顺是颇为活跃的一位官员。咸丰皇帝驾崩承德时 ，肃顺随侍左右 ，是皇帝指定的摄政大臣之一。慈禧太后和恭亲王联手推翻了摄政大臣，肃顺被胜利者逮捕处决。
19世纪在各个衙门供职的皇族成员尤其多。爱新觉罗氏有时也被委派到各省当官。在雍正和乾隆时期，济尔哈朗弟弟的后代德沛历任中央和各省要职。他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担任过湖广总督、闽浙总督和两江总督。另一位皇族成员嵩孚担任过湖广总督 (1826—1830)。爱新觉罗氏更多是在中央各衙门任职。17—19世纪的非汉族内阁学士中有如下皇族成员：觉罗宝兴，四川总督；宗室敬征，户部尚书 (1842—1845)；宗室禧恩，户部尚书 (1852年)，道光皇帝还委他以各种各样的巡阅调查差使；宗室载龄，内阁学士兼吏部尚书 (1877—1878)；灵桂，1880—1885年在内阁历任各种职务；福锟，户部尚书兼内阁学士 (1885—1892)；麟书，吏部尚书兼内阁学士 (1892—1895)。
担任军机大臣的王公有：允禄和允礼 (1735—1736)、雅尔哈善 (17541756)、永瑆 (1813—1814)和桂芳。9世纪末期，至少有一位王公 (有时数位王公同时)担任军机大臣。恭亲王奕的任期是1853—1855、1861—18884、1894—1898年；礼亲王世铎的任期是 1884—1901年；庆亲王奕劻的任期是1903年至19111年辛亥革命爆发。
王公也担任六部的非汉族尚书、理藩院尚书 (这是专由满族人或蒙古人担任的职务)和都察院的非汉族都御史。1669年之前和1800年之后，皇族成员总是占据着他们有资格担任的8个最高职务的1至5个。1669年康熙皇帝亲政之后，皇族成员没有被委任这些职务 (只有极少数例外)。除登基后的最初几年 (1722— 1725)外，雍正皇帝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乾隆皇帝也是如此。
王公贵胄在对外事务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与非汉族地区的交往中。1727—1910年，共有 120人担任驻藏大臣或特使 ，其中有 7人是爱新觉罗氏。1653年亲王硕塞陪同达赖喇嘛来到北京 ，并陪他走了部分返程路 ；另一位亲王济尔哈朗则在清河迎接并款待这位活佛。1723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北京逝世后 ，康熙皇帝第十子允奉旨护送他的遗体返回西藏。1780年班禅喇嘛前往热河途中 ，也受到一位亲王的迎接和陪护。
在本章开头 ，我们对汉族建立的朝代与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做了比较 ，前者禁止皇族参与国事 ，后者则采取完全相反的策略。不少中国历史学家认为 ，皇族王公担任要职的代价是政治上的不稳定 ，兄弟之间的竞争的确是 17世纪宫廷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 ，清朝从来没有像明朝那样经历过篡夺皇位或王公叛乱等事。清朝成功地把汉族的官僚政治技巧与非汉族的兄弟同盟结合起来 ，以解决屡见不鲜的皇族成员对皇位的持续挑战 ，在赢得了他们的军事、政治和礼仪支持的同时削弱了他们的自主权。在这方面 ，清朝做得比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好。清朝王公成了皇权的支柱而非不可避免的竞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