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行用字和字的偏旁可看出宗室近支的名字排行顺序。四代帝王 ———玄烨、弘历、旻宁 (1826年 )和奕 (1857年)———实际上拥有选择这些字的特权。据资料记载 ，康熙皇帝 “选择 ‘日’、‘ ’偏旁之字 ，载入红折 (爱新觉罗氏的出生簿)”。他的孙子的名字第一个字都是 “弘”，第二个字都以 “日”为偏旁。下一辈名字的第一个字是 “永”，第二个字以 “”为偏旁。乾隆皇帝把能用皇家名字偏旁的人的范围缩小 ，只限于自己的子孙。内务府 (负责皇帝、后妃和皇子皇孙日常生活的机构 )下属的敬事房显然存有适合的名字清单供皇帝选择。
在18世纪 ，通过按辈排名之法 ，宗室被分为若干支脉 (参阅表图一)。康熙皇帝的子孙都有共同的排名 ，因而与以前的帝王的后代区分开来。玄烨的后代形成宗室的近支。在近支中 ，乾隆皇帝的后代因名字的第二个字共用一个偏旁而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他们形成近派宗支。后来这项特权被扩大到嘉庆皇帝的第二代至第四代子孙。
要亲自为他兄弟的儿子和孙子 ———他们与他本人的子孙共用一个偏旁——起名字。近派宗支之外的宗室 (比如他兄弟的曾孙 )由该支脉的长者起名字。
嘉庆皇帝很重视违反起名规则的案例。1808年他指出宗室后人绵瑚在名字中错误地使用了 “”字偏旁 ，那是 “永”字辈的近派宗支用的。绵瑚的名字从两个方面违背了命名规则 ：第一 ，他采用了近派宗支起名用字 ；第二 ，他乱了辈分。皇帝谕命绵瑚把第二个字改掉了。
1806年，颙琰降旨处理他的侄子绵亿没有让皇帝为他的两个儿子起名之事 ，这清楚地体现了颙琰维护他的起名权的严肃态度。由于绵亿的长子奕铭生于 1801年之前 ，绵亿未让皇帝起名应该说没有错 (尽管皇帝批评他给孩子起的名字的第二个字错用了偏旁)。次子奕生于 1802年，本来是应该向皇帝报告的。皇帝斥责宗人府没有把命名新规则通知所有王公贵族 ，并降旨对责任人进行了处罚。但此事并没有完。皇帝指出 ：
至绵亿之次子奕 ，未经奏请命名 ，系因 (绵亿 )未曾接阅谕旨 (，其咎尚属可原。惟奕字辈命名下一字用纟字偏为他儿子辈的近派宗支起名 ，以把他们与继续使用 “纟”偏旁的宗室近支区分开来时 ，他再次想限制近派宗支的规模。把近派宗支的命名特权扩大到嘉庆和道光皇帝的四世孙，是对影响皇族成员身份的起名政策的最后一次调整。
皇帝的起名政策形成的宗室团体与汉族五服内的任何宗族团体都不一致。近派宗支与汉人基于亲戚关系远近程度而形成的五服也不同。五服制度把往上数或往下数的四代人及他们的后代与其他所有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勾勒了出来。一个人必须为第一个团体中的死者服丧 ，而不用为其他更远一些的宗族成员服丧。通过起名规则形成的近派宗支的规模比通过五服制度形成的服丧宗族团体要小得多。
通过起名形成的近派宗支与通过皇帝选择姻亲的特权而形成的团体也不相同。所有的宗室后代起初都要得到皇帝的批准才能结婚 ，但1801年嘉庆皇帝降旨说 ，他将遵循父亲只为雍正皇帝的后人选择新娘的成例 ，为他父亲的同父异母兄弟赐婚。后来他决定仅限于对他的儿子辈使用这项特权 ；只有乾隆皇帝的后代可以继续要求皇帝赐婚 ，但也只能到第三代。有资格让皇帝亲自选择新娘的皇族团体仍比近派宗支团体要大一些。
在明代 ，先皇与继任皇帝都是同 “宗”的，或者说都是长子一系的 ，但是 ，清朝皇帝的谱系不但与此不同 ，选择载湉为皇帝还偏离了汉族的辈分排行制 (参阅上文)。近支和近派宗支与汉人的任何一个宗族团体都不同 ，与有资格让嘉庆皇帝选择新娘的宗室团体也完全不同。
18世纪至 19世纪初 ，从近支到近派宗支的历史演变是由削减供养爱新觉罗氏的财政负担的需要所推动的 ，这与削减王公贵族年俸数额的努力是相同的 (参阅第二章)。朝廷为宗室创设了许多工作岗位 ，他们可以被征召到侍卫的宗室队 ，可以到宗人府供职 ，六部和理藩院也有他们的位置。弘历在都察院为宗室特别增设了职位。颙琰特设了一种考试 ，选拔宗室中的翻译人才。①但是 ，宗室能做的事还是有限制的。正如嘉庆皇帝在 1813年指出的 ：“世祖入关敉乱 ，定鼎京师。诸王、贝勒、贝子、公及众宗室 ，随至北京屏藩辅翼 ，于今百七十余年矣。八旗生齿益繁 ，亿万黎民 ，辐辏京邑 ，物产昂贵 ，此必然之势。设官分职 ，经费有常 ，岂能岁增禄糈 ，亦未能尽用宗室 ，置满洲、蒙古、汉官于闲地。”
宫廷中的宗室过多 ，必须削减他们的人数。1802年的一道上谕对此做了非常明确的表述 ：
近来呈递者太多 ，不可不示以限制。自本年万寿暨明岁元旦为始 ，亲王、郡王、贝勒 ，无论内廷、外廷行走 ，俱准呈递。贝子、公，惟内廷行走者 ，准其呈递。
这些措施背后的主要动机在于削减吃皇粮的宗室的规模 ，同时降低人们对这个团体的关注程度。在康熙朝 ，皇帝在春节举办大型宴会宴请八旗贵族、蒙古王公、外国使节和文武大臣 ，不为皇帝近支单独举办宴会。为直系子孙和亲王单独举办宴会的做法始于乾隆皇帝。弘历还决定只由直系后代在太庙祭祖。嘉庆和道光皇帝邀请皇子和 “亲藩 ”赴宴 ，咸丰朝以降 ，这些后代成了 “近支亲藩 ”。
皇子
通过追溯一个阿哥 (皇子 )的生活经历 ，我们可以体会一下王公在清代意味着什么。虽然皇子通常可与生母一起生活到 6岁，但从他出生开始就有了仆人。年幼的皇子至少有一个奶妈 (满语称嬷嬷 )和多名保姆 (满语称玛玛里 )负责照料。不过 ，与百姓一样 ，皇子的社会存在也始于出生一个月举办过 “满月 ”庆典并在广储司登记之后。内务府为每个皇子定量供应日常所需的肉、蔬菜、米面、取暖和做饭用的煤炭 ，还有蜡烛。每个皇子每月可得10两银子、一定数量的茶叶 ，每年可得金、银、绸缎布料和毛皮等赏赐品。
许多满族人和蒙古人对天花没有免疫力 ，他们认为住在汉城会增加传染这种可怕疾病的可能性。天花是婴儿的主要杀手。 1681年康熙皇帝 (其父死于天花 )采用汉人的方法为他的皇子皇孙种痘之后 ，这种担忧有所缓解。此后 ，种痘似乎成为宫中的通行做法 ，1747年还往太医院简派了一位天花专家。我们知道 ，成功的太医可获得金钱、红色绸缎和一束金花 (汉语种痘的意思是 “种花 ”)等赏赐。
皇子生活中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进学校读书。满族人没有很快采用汉人的习俗 ：在孩子 6岁时正式送到学校读书。康熙皇帝直到 1670年16岁时才正式开始学习儒学课程 ，但他从很小就开始读书了。例如 ，他的第一个满语老师是他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婢女苏麻喇姑 (参阅第五章)。太子允礽是在父亲玄烨的指导下开始读书写字的 ，直到 12岁才跟着官派的老师学习。皇子皇孙和皇侄一起学习的学校是在雍正朝建立起来的。
皇子皇孙在上书房 (宗学 )上课 (参阅图三)。上书房位于皇帝处理日常国务的乾清宫的东侧。西苑和圆明园也有教室 ，这样皇帝全家移住园中时课业就不会中断。一年四季由翰林们授课 ，每天从凌晨 5时到下午 4时，课程包括满文、蒙古文和汉文 ，以及骑马射箭和其他军事科目。
在宗学中，皇子与堂兄弟及挑选进来的八旗高官之子 (满语称为哈哈珠塞)混杂相处。经皇帝批准，已经迁出紫禁城的王公之子亦可到宗学学习。在教室里，宫廷礼节较为宽松，但衣着和考勤有严格的规定。宗学的学期不定，许多学生似乎不得不一直学到成年。嘉庆皇帝回忆说，他和兄弟永璘在宗学里学习了 二十余年。道光皇帝写道，他在教室里度过了 “三十余年”。咸丰皇帝奕一直学到登上皇位，他的兄弟奕过继给了惇亲王绵恺，但一直在宗学学习。
参加庆典的皇子皇孙在完成任务后必须回宗学上课，无故缺席或早退将被汇报给皇帝。上宗学也是一种罚戒方式：1855年恭亲王奕完成生母葬礼后，谕旨命他放弃所有职位，重回宗学学习。令人有些惊讶的是，确实有违反纪律者：1770年乾隆皇帝派人到宗学去叫四子永珹，结果被告知他因参加祭礼而不在学校。但皇帝注意到，祭祀时间是在黎明，永珹应该到校上课，不应该以参加祭礼为借口不上课。当时永珹是31岁。
皇子皇孙进入宗学后就离开女性住宿区，搬到 “童子房”。他们有时共居一室，有时与仆从单独住在一起。清朝初年，内廷有若干庭院供这些皇子皇孙居住 (参阅第一章)。最初用于居住的乾东五所和乾西五所 (从父亲的角度看)有利于很好地控制孩子们的活动，因为这些居所背靠着紫禁城的北围墙，只能从一个小巷深处的东门和西门进出。
皇子皇孙十四五岁的时候 ，要由皇帝为他们在符合条件的女孩中挑选新娘 (参阅第四章 )，从此时起 ，他们就开始了下一个阶段的生活。婚姻意味着他们能得到更多的赏赐。进宗学后他们每月的津贴由 10两银子增加到 50两，婚后会再度增加。他们的妻子会得到婢女、食物和单独的津贴。1826年的条例规定 ，皇子婚后每月可领津贴 500两银子 ，皇孙可领 200两，皇曾孙可领 100两。然而，档案材料显示 ，19世纪初只有一小部分津贴发放到皇子皇孙手中 ：19世纪五六十年代 ，已婚皇子每月似乎只领到 100两银子。旻宁回忆说 ：“朕居阿哥所时 ，自奉极约 ，每晚只置烧饼五个 ，朕与孝穆皇后各食二个 ，余其一给大阿哥食之 ，盛饭不过用三桃碗耳，安用此盛设为耶 ！”
皇子皇孙一直生活在紫禁城或御园中 ，直到皇帝赐给他们府邸另立门户。单独的宅院是一个重大的难题 ，赏赐日期经常被拖延。尤其是在 19世纪 ，有爵位的已婚皇子仍与妻子儿女一起住在皇宫达数年之久。弘历、颙琰、旻宁和奕四位皇帝登基之前从未搬出过皇宫。在搬入分配给自己的私宅之时 ，永璇已婚达 18年，永璘已婚达 14年。弘历十一子永瑆得到属于自己的宅院时已43岁。另外一些皇子 ，如已婚的永璜和永璋 ，在获得恩封之前就死了 ，所以 ，永璜的儿子绵德和绵恩是在宫里长大的。绵德于 1765年结婚 ，在宫里一直住到 1779年。绵德的儿子奕纯在获得
自己的私宅后 ，仍住在寿康宫。绵恩在宫里也一直住到 17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