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后妃怀了身孕，清廷即采取特殊措施确保母子平安。准妈妈会得到额外的食品供应；在她怀孕期间，太医和产婆至少每月探视她一次，最后阶段去的次数更多；婴儿的衣服会准备整齐；奶妈和婢女都会事先安排好。1821年的档案材料有关于咸丰皇帝生母全贵妃的怀孕和生育记录，这些记录表明，医疗方面的关照以最后 5周最为精心 ，一名太医和一名产婆随时守候 ，等着接生。迄今为止 ，研究最多的是懿嫔 (未来的慈禧太后 )怀孕时的情况。据档案记载 ，当懿嫔 (慈禧 1856年时的称谓 )怀孕后 ，皇帝降旨让她的母亲在储秀宫陪她 ，一直到婴儿诞生。春节过后 ，内务府开始为慈禧的寝宫增加仆人 ：怀孕第二个月的第三天 ，增加了两名婢女 (参阅第五章 )和四名杂役。当慈禧怀胎九月时 ，两名产婆奉命前去照料她 ，两名太医则随时等待召唤。后来又派出四名太医 ，全天候轮流值班。
母亲身份通常会带来晋升 ，虽然很少有人会升为高高在上的皇太后。皇太后称号一般都是由新登基的皇帝敬奉给生母的。如果他的生母死得早 ，新皇帝也许会把皇太后称号敬奉给养母。在清代的 24个皇太后中 ，只有 11位进宫时就是皇后 ，其余都是皇帝的生母或养母。
寡妇身份和摄政
征服时期 ，当统治者没有指定继承人时 ，女性就会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在努尔哈赤去世后的权力斗争中 ，几位资深贝勒可能有过强迫努尔哈赤的正妻阿巴亥 (乌拉那喇氏 )“为主子殉葬 ”的举动，因为他们担心她可能利用她的影响力支持亲生儿子多尔衮和多铎———他们也是可汗的候选人。殉葬习俗是在顺治朝被废除的。
皇太极成为满洲可汗时 ，他的生母已逝世 ，他在位期间 ，来自母亲一方的影响不大。有关他听从后妃 “建议 ”的说法很可能是后来的人补加到历史档案中去的。皇太极驾崩 (1643年)后，登上龙位的年幼的顺治皇帝的生母成了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布木布泰是科尔沁蒙古贝勒宰桑 (据说是成吉思汗后裔 )之女 ， 她是 1625年约 12岁时嫁给皇太极的。布木布泰为皇太极生了 3个女儿 ，还有他的第九子。她从未被皇太极封为皇后。1636年皇太极创建新体制时 ，布木布泰被立为妃 ，她的姑姑哲哲被封为皇后。豪格和多尔衮之间的皇位继承斗争 (参阅第三章 )导致各方达成妥协 ，选择布木布泰所生皇子福临为帝 ，她则被尊为孝庄皇太后。哲哲逝世 (1649年)后，布木布泰成为宫中的女主角。她在福临年幼时期发挥的政治作用和在康熙初年的摄政生涯 ，使她堪与清朝最后 50年主宰朝政的慈禧太后相提并论。
在顺治朝 ，摄政制度一直持续到多尔衮去世 (1651年)。在此期间 ，孝庄太后与摄政王 (她的小叔子多尔衮 )密切合作。她是否真的嫁给了多尔衮 (下嫁意味着违背了禁止寡妇嫁给亡夫兄弟的禁令 )，以现有证据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判断。1651年后布木布泰对儿子福临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是有疑问的。有些学者把福临废掉第一位皇后并疏远第二位皇后 (她们都是布木布泰的科尔沁蒙古亲戚 )作为他们母子关系紧张的证据。当皇帝迷恋来自董鄂部的一位妃子后 ，局面就更加恶化了。1660年这位妃子去世时的详情仍在引起学者的思考。第二年皇帝驾崩使布木布泰再次成为引人注目的摄政者 ，这次是为她的孙子玄烨摄政。多尔衮 (他是 1643年竞争皇位的候选人之一 )的摄政凸现了王公摄政的危险性。1661年布木布泰与著名的满洲贵族结盟 ，他们都是征服时期的风云人物 ，而且没有一位是皇族成员。玄烨的生母于 1663年去世以后 ，由布木布泰抚育他。与 1669年被废黜的四位摄政大臣不同 ，布木布泰对康熙皇帝的影响一直持续到 1688年她逝世为止。
1861年，当咸丰皇帝驾崩导致另外一位幼帝继位时 ，宫廷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18世纪初皇权对八旗旗主的胜利使皇帝与其亲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合作阶段 (参阅第三章)。在同治朝和光绪朝的摄政时期 ，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与亡夫的同父异母兄弟恭亲王、醇亲王密切合作。1908年，当又一位幼帝溥仪登上龙位后 ，他的父亲 (第二代醇亲王 )为摄政王 ，与慈禧去世后升格的隆裕皇太后分享权力。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 ，隆裕迫使醇亲王退休。颁发上谕宣布清朝末代皇帝逊位的正是隆裕太后。
有清一代 ，太后和幼帝生母在每个摄政时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即使在康熙年幼登基、皇亲未被委任为摄政大臣时期 ，皇权也是由八旗官员而非皇后家族成员行使的。慈禧的例子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慈禧出生于满洲镶蓝旗 ，祖上数代在八旗和政府中担任中级官员。她的父亲惠征担任的最高职位是道员。1853年 ，他因在太平军进攻期间擅离职守而被免职 ，此后不久便去世了。幸而慈禧赢得咸丰皇帝的宠爱 ，她的家人在西直门内得到了一处住宅 (1856—1857)，他们的旗籍也被转到更有名的满洲镶黄旗。然而即使在她成为太后以后 ，她的娘家人也没有被擢升为高级官员。
这不是说清朝皇帝不在重要职位上安排母系亲戚或姻亲。康熙皇帝的舅舅佟国纲就是与俄国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官员之一。他和弟弟佟国维都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皇帝把佟国维的两个女儿纳入了后宫 ，其中一个在死前不久被晋升为皇后。然而 ，在他们漫长的官宦生涯中 ，没有证据显示佟氏兄弟不是皇帝忠实的奴仆。
佟国维的第三子隆科多也许是最接近于冒犯皇帝特权的人。在顺治和康熙两朝 ，隆科多有一位姑姑和两位姐妹被纳入后宫 ，他通过多重婚姻关系与康熙皇帝联系在一起。他从侍卫开始了官宦生涯 ，曾担任步军统领多年 (参阅第二章)。隆科多显然参与了康熙末年围绕皇位继承权展开的派系斗争。当康熙皇帝驾崩 (1722年)时，隆科多对步军的掌控是至关重要的。学者怀疑隆科多策划了胤禛的继位。无论这些指控是否属实 ，隆科多没有活到雍正朝结束。他于 1725年遭到清洗 ，被剥夺了荣誉和爵位 ，被软禁在家中 ，于1728年去世。隆科多的失宠留下的教训是明确的 ：皇帝不打算分享权力。
与平民社会中的女性一样 ，深居内宫的女性也只有在儿子成年后才会登上高位。负责监管宫廷女性事务的女家长一般都是先帝的遗孀 ，是皇太后。皇帝驾崩后 ，后妃将调换住处。根据传统习惯 ，皇太后将与其他嫔妃一起迁居某个宫中。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原来住在慈宁宫 ，1689年宁寿宫建成后就搬过去住了 (译者注 ：此句有误。孝庄皇太后于 1688年逝于慈宁宫)。 19世纪嘉庆皇帝的遗孀迁居到了特为她们重新装修过的寿康宫。宫廷也为搬出紫禁城之前就去世的王公的遗孀提供住处。据 1774— 1775年的一份宫廷账单记载 ，皇帝长子永璜 (死于 1750年)、三子永璋 (死于 1760年)和五子永琪 (死于 1766年)的遗孀继续从宫廷银库领取月俸银。
孝道
“我朝以孝治天下 ”。康熙皇帝的声明在清朝历代帝王中激发出了康无为所说的 “真正的孝心 ”。不只场面宏大的南巡和庆贺生日的盛宴表明清朝帝王是孝子 ：通过每天早晨到母亲寝宫请安 ，帝王还把孝道体现在了日常生活层面。
皇帝不但尊敬自己的生母 ，而且尊敬儿时善待他们的太妃。弘历离开父亲家搬到康熙皇帝的宫中时只有 10岁半。在后来的岁月里 ，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曾经照料过他的两位太妃的感激之情。孝全皇后逝世时 ，其子奕年仅 9(岁，改由静贵妃抚养。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旗人花郎阿 最高职位是刑部员外郎 )的女儿 ，是以贵人身份进宫的 ，1826年她生下一位皇子后得到晋升。她一共生有 3个皇子和 1个公主。
奕登基成为咸丰皇帝后 ，给予了养母丰厚的回报。他像对待亲生母亲那样 ，天天前去给养母请安。她病危期间 ，他常陪伴在她身边 ，并于 1855年8月她临终前尊封她为皇太后。她逝世后 ，奕委派两位亲王 (其中一位是她的亲生儿子恭亲王奕 )主持操办葬礼 ，并宣布自己在养心殿服丧悼念。他对她的追思超越了死亡的界限 ；她获得了宫中的祭祀牌位 ，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受到祭拜 (参阅第八章)。
尽管每代后妃中只有一人能够幸运地成为下一代皇帝的生母 ，但通常会有数人有幸成为亲王的生母。太妃不能轻易离开皇宫与儿子住在一起。雍正皇帝特别批准玄烨第十二子的生母定妃住在儿子家 ，但她每年春节必须回皇宫请安。在她 90岁生日时 ，乾隆皇帝曾到她儿子家为她祝寿。她活了九十七岁。弘历本人不愿意开这个先例。1736年，他的叔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请求允许他们的母亲离开宁寿宫与他们同住。乾隆皇帝谕曰 ：
朕闻奏 ，心甚不安。及奏闻太后 ，亦以为尤不可行 ，是以未允。今再四思维 ，人子事亲 ，晨昏定省 ，诚欲各遂其愿。若不允其迎养之请 ，则无以展二王之孝思。若允二王之请 ，迎养太妃于府第 ，则朕阙于奉养 ，此心实为歉然。自今以后 ，每年之中 ，岁时伏、腊令节、寿辰 ，二王及各王、贝勒 ，可各迎太妃、太嫔于府第。计一年之内 ，晨夕承欢者 ，可得数月 ，其余仍在宫中。
孝道也是晋升先帝嫔妃的一个理由。这种做法似开始于康熙朝，他晋升了父亲的 5位嫔妃。胤禛登基之初 ，就晋升了康熙皇帝的 12位嫔妃 ，其中只有 2位没有生过孩子。13年后 ，当弘历坐上龙位后 ，她们当中的 6位再次获得了晋升。此外 ，弘历还宣布 ，他将遵从母亲的愿望 ，晋升 服侍先皇有年且生育现已成为亲王之五阿哥 ”的裕妃。裕妃和六皇子的生母谦嫔都晋升了一级。太妃的晋升成为一种与母亲身份无关的惯例。咸丰、同治和光绪朝伊始 ，都晋升了许多无子嗣的太妃 ，包括级别最低的太妃。
晋升父亲的遗孀 (有时包括祖父的遗孀 )既满足了长辈的要求，又表达了帝王对父亲的孝心。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嫔妃都得到了纪念。档案和其他资料都表明 ，与平民社会一样 ，多数级别低且无子嗣的嫔妃都成了湮没无闻的深宫怨女。
无儿无女与湮没无闻
《大清玉牒》尽管质量颇高 ，但与汉族百姓的家谱一样存在缺点：它没有记录无儿无女的妃嫔。这一结论的证据来源于唐邦治对《大清玉牒》和最后出版的《爱新觉罗宗谱》的比较和对皇族后裔的重构。档案材料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特别是每年一次的功封名单 ，这份名单收录了宫中的每一个人及其奴仆 ，记录了葬于每个皇陵中的所有妃嫔。
对玉牒中收录的每个帝王的妃嫔人数与皇陵旁边的妃嫔陵中埋葬的人数 (参阅第八章 )相比即可发现 ，在许多情况下 ，陵墓中实际埋葬的人数远远超过玉牒中记录的人数。葬于陵墓中的高级别妃嫔在玉牒中都有记载 ，无论她们有没有为皇家生过孩子。葬于陵墓却未见于玉牒的一般都是最后三个级别的妃嫔 (贵人、常在和答应)。由于玉牒记载出生时早夭的皇子皇女及所有皇子皇女的生母的名字 ，所以遗漏的妃嫔很有可能是没有生育孩子的。
如果把事情看得更复杂一些 ，并非收录于玉牒中的所有妃嫔都能够在葬于陵墓中的妃嫔名单中找到。例如 ，玉牒收录的康熙皇帝的妃嫔中有 2名嫔、6名贵人和 4名低级别的妃嫔在归葬名单中是没有的 ，所以 ，玄烨妃嫔的实际人数可能超过54人。嘉庆和道光皇帝的妃嫔人数同样有出入。
另外的一些资料还表明 ，并非所有的妃嫔都能归葬于皇陵。每年冬季农历十二月准备的功封名单中列出的许多第五、六、七级妃嫔的名字 ，在归葬名单和玉牒中都找不到。其中一个例子是出现于功封名单上的郭贵人。郭贵人初次出现于功封名单上是在 1734年，后来又出现在 1751年、1756年和 1767年的名单上。报告她于 1761年9月24日去世的一份奏折也保存在档案中。她是谁的妃嫔 ？她为何没有出现在康熙和雍正皇帝的妃嫔名单中 ？如果她不是上述中某个皇帝的妃嫔的话 ，那么她就不可能在 1734年得到贵人头衔。至少有 23名记载于档案材料中的妃嫔与玉牒和归葬名单中收录的妃嫔对不上号。
如果玉牒中遗漏了一些妃嫔的话 ，清宫中生育了孩子的妃嫔人数就被高估了 ，因为这种估计是以不完整的数字为基础的。当我们把遗漏的妃嫔增补到后妃名单中，再把后妃人数与生养了孩子的后妃人数加以比较 ，就会清楚地看到宫廷生活的一个真实面相。许多后妃 (在不少皇帝治下是大多数后妃 )都背负着不孕的恶名。各个级别的后妃中都有不孕者 ，从皇后到答应概不例外。毫无疑问 ，不孕的影响 (包括对不孕者在宫廷社会中的地位的影响 )是显而易见的。然而 ，高级别的妃嫔没有变得湮没无闻 ，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后 ，她们都有 “记载 ”。低级别的妃嫔死后无人纪念 ，她们的坟墓前也许没有墓碑 ，她们的名字也许从来没有被写进玉牒。
皇帝的第二个儿子生于1858年，也在同一天夭折。不幸没有生儿育女或当上养母的低级别妃嫔 ，不但生前默默无闻 ，死后也无人怀念。正如 E.范萨格瑞斯在关于清西陵的一项研究中指出的 ，只有皇后和前三个级别的妃嫔有资格在附属于道光皇帝陵的慕东陵的祭祀大殿里立牌位。在附属于嘉庆皇帝陵的昌妃陵 ，只有前两个级别的妃嫔的牌位可以立在宝座上 ，其他级别的妃嫔的牌位都排列在桌子上。在附属于雍正皇帝陵的泰妃陵 ，只有最高级别的妃嫔可享此殊荣。
死亡和财产权
皇帝对妃嫔的财产拥有明确且完全的处置权。皇后和妃嫔的妆奁是由内务府准备的 ，不是娘家陪送的。妃嫔没有 “私房钱 ”随意支配 ，这与百姓家的新娘不同。因而 ，她们的财产权尚不及她们的臣民 ，她们死后财产的处置情况就是例证。按照习惯 ，死者的心爱之物、衣物和日常用品将成为随葬品 ，由死者带往另一个世界。皇室要人的随葬品具有皇家的规模。据估计 ，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后陪葬在她棺椁中的珠宝总值达 500万两银子。另外一些财产则被烧掉 ，作为葬礼的一个组成部分 (参阅第八章)。皇后的陪葬品与她进宫时的妆奁是相等的。孝圣太后是著名的满族英雄额亦都的曾孙女 ，在胤禛还是王爷时带着父亲给的妆奁进了他的门。按照禁止奢靡的法令 ，她的妆奁远远少于内务府在皇帝 “大婚 ”时提供给皇后的妆奁。1889年2月15日孝定皇后 “大婚 ”时的妆奁清单如下 ：先是 3个金如意 ，随后是衣服、家具、碗碟、炊具、被褥等。这些妆奁由 200名男子搬运。内务府还用另外的金银器皿装饰妃嫔的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