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团体是做日常杂役的劳工 ，即苏拉。苏拉是个满语词汇 ，意思是 “无所事事的、无业的 ”，特指没有官职的旗人。从17世纪末开始 ，苏拉也指依附于包衣牛录且能领到少许薪俸的职位。1708年，每个管领下设立了 150个苏拉职位 ， 1735年减少了一半。尽管薪俸很少 ，但还是有许多人谋求苏拉的职位。④苏拉是短期雇用的 ，工期按天计算 ，承担各种杂务。1757年以后 ，内务府大臣每月报告一次雇用苏拉的人数。例如 ，1779年7月，苏拉端着点心盘子和其他供品前往佛堂 ；从一个地方往另外一个地方运送祭祀器皿、乐器和家具 ；清扫殿堂 ；给皇帝的金鱼池换水。那个月雇用的苏拉非常之多 ，比6月份多出 794人，因为需要苏拉帮助八皇子仪亲王永璇和乾隆皇帝的孙子定亲王绵德布置王府。搬运皇帝赏赐给永璇的硬木家具和其他物品就用了 246名苏拉 ，另有 30名苏拉把礼器搬到他的神堂 (萨满教祭堂)。 搬运绵德的礼器和家庭用品用了 284名苏拉 ，另有 64名苏拉搬运祝贺他乔迁之喜的果盘和点心盘。
宫廷还根据季节雇用一些临时工。农历正月事务繁多 ，有大臣一年一度的宫廷朝会 ，有招待蒙古贵族的宴会 ，有春节 ，所以一般都需要大量人手。皇帝、皇后和皇太后的生日庆典也是如此。夏季 “三伏天 ”需要增加劳力除草。冬至前后皇帝要祭天 ，每年的最后一个月宫廷要举办许许多多庆典 ，所以 ，这段时间清宫需要的人手更多。内务府为皇孙举办婚礼时 ，也需要增加劳力，这至少是 1779年12月增雇 1167人的原因之一。天降暴雪也可能需要增雇人手 ，这是 1781年 12月增雇 3471人的原因之一。
临时工是乾隆皇帝关注的一件事 ，例如 ，1774年他降旨要求内务府各机构重新审核对临时工的需求。内务府大臣复奏说 ，有8个领域的临时工人数可以削减 ，但其他领域的临时工 刚“够用 ，不能削减 ”。1778年4月5日，皇帝在谕旨中说 ，每年雇用的苏拉总数不得超过 5万名 ，每年年底都要报告全年雇用苏拉的总数。1778年的谕旨一直延用到 19世纪末。实际上 ，宫廷使用的苏拉从来没有达到过定额 ，即每天 133—141人。到1848年，宫廷雇用的苏拉人数比此前有了大幅度减少。
分配给宫中皇室成员的宫女一般是紫禁城的短期住客 ，她们的地位取决于她们的男女主子的地位。皇室的每位成员都分配有宫女。宫里地位最高的女性是皇帝名义上的母亲 ———皇太后 ，她有12名宫女 ，皇后有 10名宫女 ，依次递减 ，级别最低的妃子 ———答应可能只有 1名宫女。宫廷档案显示 ，尽管有一些例外 (如慈禧太后有 20名宫女 )，但在清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 ，这些规定都得到了遵守。孀居妃嫔的宫女人数可能少于配额。例如 ，1751— 1752年度寿康宫的主子和奴仆名单显示 ，慈宣皇太后 (乾隆皇帝生母 )满额拥有宫女 ，但豫妃只有 6名宫女而不是额定的 8名，几位答应只有 1名宫女而非名义上的 3名宫女。
宫女的数量取决于皇室成员的数量。在后妃和子女比较多的时期 (如康熙朝 )，宫女的数量也多。档案材料显示 ，1734年宫里有500多名宫女 ，是历史最高峰。在乾隆朝 ，随着皇帝的老迈 ，皇室的规模也越来越小。到18世纪 90年代 ，宫里的宫女只有 100名出头。嘉庆朝以降 ，宫女的数量有所增加。19世纪下半叶慈禧太后当权时 ，宫女数量在 150—200名之间浮动。
宫女是由内务府主持的每年一度的选拔活动中挑选出来的 ， 备选者都是上三旗包衣的女儿。牛录佐领每年都要将本牛录中年满十二岁的女孩向上报告，并带到宫中备选。1735年后，离京城很远的家庭可免于报选。1801年后，皇室奶妈的女儿可免于报选。父母越来越不愿意把女儿送到宫中，有材料为证：
我们的女儿中选入宫后……就一直杳无音信，直到 25岁被允许回家。如果她们能力差或者反应迟钝，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她们可能染病而亡，但我们甚至得不到她们的死讯。如果她们很能干，得到主子的赞赏，她们就会被留在宫里，我们可能再也看不见她们，再也听不到她们的音信了。
尽管如此，应召前来参选的女孩还是非常多的。1736年共有 2092名旗女参选，1742年是1165名，18世纪70年代至1831年在650—850名之间浮动，此后降到500名以下。
可以想见，参选宫女的女孩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是苏拉的女儿 (其中的一次占 82.3%)。另外一个人数较多的群体是父亲为披甲(指八旗军队中的步卒)的女孩。不到 5%的女孩属于其他家庭。1885年9月中选的 110名婢女的名单只显示出一些细微的差别：33%是苏拉的女儿 ，35%是披甲的女儿 ，17%是护军的女儿。
入选的宫女按规定的期限在宫里侍奉主子 ，在此期间 ，她们能得到俸禄和食物。宫女一般都在 13—15岁之间。除极少数成为皇帝的妃子 (尽管这是受到禁止的 ，参阅第四章)外，宫女做满 5年 (后来是 10年)就离开皇宫。康熙皇帝命令让三十岁和三十岁以上的宫女都回父母家准备嫁人。雍正皇帝把宫女出宫年龄下限改为25岁。宫女出宫时可以得到 20两银子的恩赏 ，回父母家备办婚事。有时候 ，皇帝会亲自为旗人和宫女配婚。
包衣社会也很复杂 ，且等级分明。上三旗的包衣可以参加护军和前军。他们可以成为八旗军官 ，参加科举考试并进入官僚体系，还可在内务府担任重要职务。由于苏州和杭州的织造工场受内务府管辖 ，所以包衣并不全在北京当差。一些包衣位高权重 ，富甲一方 ，且蓄有家奴。清代小说《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描写了这类包衣精英的生活方式。其他包衣则处在仆人的位置上。内务府包衣旗民中地位最低的是官奴 ，或曰辛者库。
官奴
满语辛者库一词最早出现于 1622年的一道命令中 ，它规定把在抚顺俘获的汉族官兵编入特殊的辛者库牛录。1644年后 ，被贬为辛者库成为对犯有重大经济和政治罪行的人的一种惩罚。在大清的刑法中 ，被贬为奴是最严厉的惩罚方式之一。与包衣 (他们可能被主人解除奴隶身份 )不同 ，辛者库是公共财产 ，领用他们的主人无权出卖他们 ，也无权给予他们自由。虽然 1738年的刑法给予辛者库的地位与包衣的地位相同 ，但是 ，他们的级别仍然低于包衣。康雍乾时期 ，所有的旗中都有辛者库 ，但只有籍隶上三旗的辛者库有资格到宫里当差。
辛者库的来源很复杂。许多辛者库是因欠债不还被贬为奴的无业旗民或披甲人 ，其他则是为官时财务有亏空的旗人。有份档案罗列了 1661—1735年间 170个人的案例 ，他们的妻子、儿子、儿媳和其他家庭成员 (共计 762人)被贬为辛者库。除两个人外，他们都是旗人。在官位上犯罪的人中有 70%是汉军 ，也许是由于他们更喜欢在当地为官 ：这些旗人中有 64%在当地或本省做官，而满族人只占 16%。与此相反 ，政治犯主要是满族人 ：64%属于满洲八旗 ，只有 14%是汉军。一些声名最显赫的贵族家庭也有子孙被贬为辛者库。当官时财务有亏空的罪犯有平南王尚可喜的两个后人，有努尔哈赤的伙伴额亦都的一个后人。
因职务犯罪而被贬为奴的汉军旗人中，只有8%被分派到内务府，而满族罪奴则100%被分派到内务府。政治犯的情况也是如此：汉军旗人被分派到皇庄，满族人和蒙古人则被分派到皇室控制的京城各牛录，而且很少有例外。这更突出地表明满族和蒙古族罪奴比汉军罪奴更受偏爱———在宫里当差意味着更容易得到较好的生活条件，更容易因蒙受皇恩而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1718年，朱天保因请求年事已高的康熙皇帝把允礽重新立为太子而丢了官，他还连累了正红旗的两个满族人。朱天保的父亲、常赉被罚永远戴枷———戴在脖子上的重木板，是一种便携式的颈手枷。他们的24名家属被贬为辛者库，不得在紫禁城当差，而是发配到边疆去服苦役。
在雍正朝，汉军辛者库被分派到皇庄的各旗分管领，在菜园和瓜园干活。他们干的是 “最繁重的农牧业生产劳动”，在包衣旗中的地位也最低。官奴转到内务府的旗营，也是为皇家提供劳力。大多数变成官奴的汉军被分派到皇庄，而所有的满族和蒙古族辛者库都被分派到内务府管领的帐下，成为皇宫的后备劳力。女辛者库则被分派给后妃和皇室子孙，为他们点灯，取脸盆，做针线活，准备面条、点心或祭坛上的供品。1723年和 1736年，在紫禁城干此类活的女辛者库共有 5193名；1750年人数略有增加，达到5440名。这些数字不包括在皇陵和盛京皇宫干
此类活的女辛者库 ，1681年这两处共有 4232名。
旗奴
女性下人中奶妈和保姆的地位最高。每位皇子和公主至少有两个 (有时有三个 )奶妈。②主仆关系往往会非常亲密 ，这使奶妈有可能得到向上爬的机会。奶妈 (满语是嬷嬷额娘 ，1736年皇上降旨缩写为嬷嬷娘 )是从旗人 (包括包衣 )的妻子中挑选出来的。根据规定 ，奶妈的名字由八旗佐领和管事人呈报。一旦某位妇女被选中 ，她自己的孩子将由另外选出的奶妈喂养。奶妈一般都比较年轻 (例如 ，一份候选人名单上的 72名妇女平均年龄是三十岁多一点)，她们的丈夫的地位似乎涵盖了八旗的各个层级 ，从无业游民到上层都有。
奶妈的待遇很好。1651年，顺治皇帝给他三位奶妈的丈夫赏赐了第六等贵族爵位 ，并给予传承三代之权。康熙皇帝也给他父亲的一位奶妈赏赐了爵位 ，并降旨按王公之妻的规格厚葬她。奶妈可在皇陵附近得到墓地、墓碑、守墓人和田地 ，地租收入充作祭祀费用。乾隆皇帝赏给他的奶妈中等大小的宅院和 1000两银子。
奶妈的丈夫一般会得到纯粹的荣誉职务 ，只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虽然镶黄旗包衣满都礼通过战功赢得了自由 ，但是 ，他的荣誉头衔和内务府的职位恐怕还得归功于他的妻子———顺治皇帝的奶妈。《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先祖是曹玺。曹玺获得提拔并创建了曹氏家族，因为他的妻子孙氏是康熙皇帝的奶妈。曹玺夫妇的孙女嫁给了一位满洲亲王。
雍正皇帝奶妈之子海保被擢升为内务府大臣和苏州织造。他因在苏州织造任上贪污20万两银子而被捕下狱，本应受到严厉惩处。罪行比他轻得多的旗人都被处死或监禁，家属被贬为奴。但是，乾隆皇帝审慎地说：“朕念伊母奉乳皇考之功，若将赏给世职，遽行革除，不令承袭，于心实有不忍。再海保家产，若全行抵赃入官，则伊妻子毫无生业，无以为奉祀伊母之资。”将近两年之后，皇帝最终办结了海保的案子：“论海保之案，理应从重治罪。但将伊治罪，朕心有所不忍。海保之罪，著宽免释放。”保姆 (满语为玛玛里)起的更多的是监护作用。宫廷所有主子包括皇太后在内)的下人中都有保姆。按照规定，玛玛里应从内务府包衣没有子女的妻子当中招募，但实际上，有些保姆是有孩子的。保姆的位置一般分配给年纪大一些的女子，她们继续留在宫中，期限不定。与对奶妈的了解一样，我们对于玛玛里的了解也来自一些伺候过未来皇帝的幸运者的生平，她们因当年的精心照料而获得了住宅、银子、墓地、祭祀场所和守墓人等赏赐。
保姆也可能与她们照料的主子建立亲密关系。苏麻喇姑就是一个例子 ，她是一位满族女子 ，是康熙幼时的满文启蒙老师。她后来又服侍康熙皇帝的儿子允祹。苏麻喇姑原是伺候玄烨的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宫女 ，当康熙被抱到宫外抚养时 ，苏麻喇姑奉令前去照料他的饮食起居。满文档案显示 ，皇太后称苏麻喇姑为格格 ，这也是称呼公主的敬辞。康熙皇帝称她为额娘 ，他的子女称她为 “嬷嬷 ”(玛玛 )，这是对祖母辈女子的尊称。1705年苏麻喇姑去世后，允祹坚持亲自为她吊丧 ，行礼如仪 ，并说 ：“阿扎姑自小把我养大 ，我未能回报。”
伴当
当皇室子孙进入宗学学习时 ，会分到伴读郎 (哈哈珠塞 )和谙达 (两个都是满语词汇)。伴读郎的年龄实际上要大一些 (一般在 17岁以上 ，在满洲社会已属成年 )，与陪伴皇室子孙上课的书童不太一样。哈哈珠塞都选自八旗 ，轮流值勤 ，甚至在主子结婚和建立单独家庭后仍不中辍。1821年 3月 30日的一份奏折表明 ，皇帝允许祥贵 (皇四子绵忻的伴读郎 )离开绵忻 ，以便到吏部任职。呈递这份奏折的时候 ，绵忻已将近 16岁 ，业已成婚。
满语词汇谙达最初意为 “拜把子兄弟、挚友、发小 ”。在清代，谙达是指选派到宗学教皇室子孙学满文、蒙古文和骑射术的旗人。到19世纪初叶 ，会武术的谙达一般都选自东北地区 ：“虽其弓马纯习 ，然人率皆举止犷野 ，众素轻之。”语言教师 “称为内谙达 ……一般选自八旗中获得进士衔的翻译 ”。
谙达也是皇帝亲自从八旗军官中挑选的。这些谙达的作用与英国贵族家庭的家庭教师颇为相似 ，他们负责监督皇室子孙的行为。清代似乎有内谙达 (多尔吉谙达 )和外谙达 (图勒尔吉 )之分。由于外谙达陪伴皇室子孙前往皇陵行祭祀大礼 ，所以他们发挥的也许更多的是礼仪方面的作用。1774年的一份奏折显示 ，虽然35岁的四皇子和他 22岁及 14岁的两个弟弟是由外谙达陪伴着 ，但是 ，两个年轻的皇子还有内谙达相伴。这说明内谙达起的更多的是监督和家庭教师的作用。谙达的地位相对高一些 ，这使他们与皇室的其他下人区别开来。例如 ，18世纪中叶奉派担任谙达的就有二等侍卫 ，以及护军参领和佐领。
艺术家和工匠
织造局成立于 1661年，生产宫廷使用的衣服、工艺品和宗教用品 ，以及作为满洲人统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各种礼品 (参阅第八章)。 1693年，内务府隶属的造办处被扩大为 14个处 ，分别负责纺织品、金属制品、玻璃器皿、珐琅、皮革、画像、绘画和书籍等的生产。在乾隆朝的鼎盛时期 ，造办处共有 38处作坊 ，不仅坐落于紫禁城 ，而且见之于各处皇家御园。苏州、杭州和江宁的丝绸制造局也是同一种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