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奴仆的研究可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权力语境。从实践层面和象征意义来说 ，皇帝都需要奴仆。他们干仆人的活计 ，使庞大而复杂的皇家平稳运转。他们还是皇帝用来监控政治精英的工具。不过 ，宫廷奴仆的数量和性质主要不是由皇家的家务事或者政治事务决定的。正如 以统治精英对与生俱来的优越性的假定或宣扬为基础的其他统治形式 ”一样 ，清朝的统治要求皇帝保持奢华的生活方式。他的仆从阵容必须比其他任何人所能拥有的更大更壮观。
宫廷人员来自各种各样的家庭背景和社会阶层。许多奴仆是包衣或旗人 ，老百姓是不能雇用他们的。太监是另外一个群体 ，他们的雇用受到禁止奢靡的法令的约束。为皇室服务的人中还有藏族人、维吾尔人和欧洲耶稣会士。虽然耶稣会士也许认为他们在宫中的工作是传教的一种形式 ，但皇帝却把他们当做大清统治具有广纳天下贤士的特点的具体证明。因而 ，宫廷人员的规模和来源的多样性生动地强化了大清皇帝乃天下君王的说法。
帝王的形象一直受到宫廷奴仆的挑战 ，这些奴仆具有詹姆斯·C·斯科特在其关于控制和抵抗的经典分析中列举的从属阶层固有的许多特点。包衣和太监处于最低层 ，他们的地位不能轻易改变。在整个社会都可看到的主仆关系中 (参阅第一章 )，皇帝对于奴仆的权力是无限的。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专断行事 ，不受任何约束。他对奴仆的无限权力意味着无所不在的威胁 ，这使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阳奉阴违 ，暗中抵抗。
詹姆斯 ·C·斯科特关于造成主仆 “暗中较量 ”的环境的描述对研究清代宫廷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詹姆斯 ·C·斯科特的分析表明 ，宫廷的自我描述策略和对奴仆的描述策略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清朝的正统结构。内务府关于宫廷奴仆的档案中有大量 私(“) 人记录 ”和关于奴仆情感和行为的记述 ，它们与皇帝设想的威严主子 —忠顺奴仆的 “公开记录 ”迥异。①关于统治集团及其属下的 “私密 ”记述在内务府和宗人府的档案中随处可见 ，这些材料记录了与团结和睦的第一家庭的形象 ———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的模范家庭 ———相矛盾的行为。只要统治集团成功地表现出其势不可挡的强制力量 ，对公开的话语权的抵制就只能在暗中进行。在帝王的话语中 ，太监和包衣应该高效率地努力做事 ，并对皇帝忠心耿耿，但是 ，犯罪案例却显示了懒惰、偷盗、背叛皇帝信任散布流言飞语等恶行 ，与大清社会秩序的核心信念 ———皇帝身边的人最恭顺 ———正相矛盾。
主仆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植于宫廷的管理结构中 ，根植于抑制和平衡的内在体系中。由于奴仆办理各种差使 ，在内廷收发文书 ，并能控制他人接近自己的主子 ，所以他们能够操纵这个体系为自己谋取利益。皇帝对如何控制奴仆也是煞费苦心。他们担心太监和其他奴仆利用自己所处的位置阴图私利 ，或者把对皇帝的忠诚转移到他们伺候的男女主子身上。最为重要的是 ，太监首先必须是皇帝意志的实践者。对后妃或王公的恭顺必须从属于对皇帝的忠诚。王公和后妃如有违法意图 ，太监应报告给皇帝。宫里的任何人如不遵守宫规 ，都将得到严惩。
皇帝借助由奴仆遵行的宫规以控制皇室成员行为的意图 ，在名义上与实际上的权力尊卑关系中制造了不和谐的音调。太监实际上变成了他们侍候的主子的外延部分。太监不但在他们中间重建了主子的社会等级关系 ，而且 ，他们在宫中办差事时还体现了爵位和权力的等级。皇帝的太监在宫中是最有权势的 ，不但在其他太监中 ，而且在后妃和宫中居住的其他人中都有权有势 ———他们为了皇帝的利益而监督或 “控制 ”皇室王公、公主和后妃。太监低下的地位与实际代表的权力极不对称 ，是宫中居住者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经常性因素。由于这是皇帝的意愿 ，朝臣对此无能为力。当太监对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有任何不敬时 ，他们就会遭到严厉申斥。太监的这种行为是对皇帝和清王朝的严重威胁 ，因为它是对专制秩序的挑战。皇帝认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实现 ：任何僭越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 ，因为它意味着皇帝的这个看法不真实。在主仆关系中 “守本分 ”是最为重要的。如果王公贵胄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皇帝的统治也不会长久。正如下文叙述的案例所表明的，皇帝对打击太监和包衣的骄横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不恭顺、偷盗和阴谋诡计而引发的事件威胁着皇帝对宫廷的控制。大清皇帝清楚地意识到 ，他们在外朝通过官僚系统得到的信息经常隐瞒了事实真相 ，有不少学者对他们追寻和发现 真(“) 相”的努力做了研究。当查明在宫里发生的一些事件中宫规被忽视或违反而皇帝毫不知情时 ，皇帝烦恼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正如一些事例所表明的 ，皇帝的反应常常是失望、严重的猜疑和一查到底的决心兼具。
宫廷人员
太监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汉族王朝依靠太监而统治 ，因为太监在帝王与官僚系统之间围绕政治控制权力展开的长期斗争中一直是皇权的代言人。太监是被阉割的男子 ，他们是贱民 ，因为他们无法履行儒教社会最根本的一项个人责任 ：不能传宗接代。让他们成为贱民的原因同时也让他们成了帝王的宝贝。正如陶博指出的 ：“太监 ……愿意执行最卑劣或者最该受天谴的命令 ，同时又不对帝王构成任何威胁。”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对一直与母系姻亲或大臣的政治影响力作斗争的帝王而言 ，他们是 “理想的奴仆 ”。但是 ，唐代特别是明末太监专权乱政的臭名昭著的事例又给满洲人敲响了警钟。
满洲人进入北京后 ，继续使用明朝皇帝的太监。多尔衮摄政时期 ，太监被禁止经手皇庄的收入 ，被禁止参加朝会 ，但1653年顺治皇帝福临创办十三衙门 ，取代内务府成为管理宫廷的一个机构。福临也许是想利用太监制衡旗主的独立行事权。他对明朝的制度做了改动 ，让包衣和太监共同掌管宫廷事务 ，再委派满族大臣掌管十三衙门以控制管事太监。他驾崩以后 ，十三衙门被撤销 ，但是太监继续在宫中留用。
据说雍正皇帝曾规定 ，旗人不得充任太监 ，但档案材料显示这项禁令从来没有被完全遵守。从 1740—1911年升平署 (又称南府 )的太监名册上可以看出 ，许多太监是旗人。1811年，嘉庆皇帝抱怨说 ，宫中太监的数量虽然有所减少 ，但当太监的旗人却越来越多。他试图通过提高补偿金的办法从汉族百姓中招募更多太监。
19世纪 20年代 ，充当戏子太监的百姓开始多起来。升平署的 441名戏子太监中 ，超过 30%来自北京附近的 3个县。京郊宛平县的人数最多 ，在道光和同治两朝 ，升平署中来自宛平者分别占 41%和509%。人数仅次于宛平者为北京东郊 (译者注 ：应为南郊)的大兴县。位列第三的是直隶南部的青县。
1949年以后中国搜集的一些太监的生平资料显示了人们当太监的种种原因。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太监李莲英 1848年出生在直隶南部的一个村庄 ，是 8个孩子中的第二个。虽然他们的祖上有人当过官 ，但他的祖父是个商人 ，父亲是个皮匠。1854年，年仅 6岁的李莲英掉到一个洞里扭伤了膝盖 ，成了瘸子。当地的大夫治不好他 ，父亲便带他来到北京。北京有他们家的一个皮货店 ，名叫永德堂。看病的大夫说李莲英 “不是凡品 ”，将来不是皈依佛门，就是进宫当太监。父母发誓说 ，如果李莲英被治好 ，他们就遵从大夫的建议。③
李莲英的故事重复了送儿子当和尚的惯常说法。生病的男孩可能被父母承诺送给神佛以表示对治好病的谢意 ：父母的想法似乎是 ，脱离正常的生活圈子是这些孩子的 “命”。庄亲王府上的太监于春和出生于河北东部的一个村庄 ，他的例子是另外一种模式。于家数代都是王公祖坟的守墓人。于春和被村里的大族赶出村后 ，于1898年流落到北京找事做 ，结果受骗被阉 ，当了太监。于春和落入这个圈套的直接原因也许是天真无邪 ———据他自己说 ，当他表示同意阉割时 ，他根本不知道阉割意味着什么 ，但根本的原因还是贫穷 ，没有其他谋生之道。
多数人都认可当太监的原因是 “命”和贫穷 ，但是 ，也有一些人是主动选择当太监的 ，为的是获得权力和财富。张祥斋似乎就是在这个动机的驱使下当太监的。他于 1891年进宫 ，先后伺候两位皇太后达 20年之久。张祥斋于 1876年出生于河北南部的一个村庄。在1888年的大旱中 ，他和兄弟逃难到一户人家 ，户主碰巧是宫里的太监。当他发现这个家庭何以如此奢华舒适时 ，就说自己愿意受阉当太监。他的决定显然引起了一阵轰动 ，因为这个地区虽然盛产太监 ，但此前从未有男孩主动追求这种命运的例子。
并非每个太监都能立刻进宫。当张兰德发现自己被阉后却进不了宫时 ，他就到一个旗人家里当差做杂役 ，每月挣两盎司散碎银子 ，直到 3年后宫里有了空缺。尽管禁止奢靡的法令禁止普通人雇用太监 ，但似乎没有人告发这家人。
1751年的一道圣旨规定宫中的太监以 3300名为限。实际上 ，太监数量是随着宫中皇子皇女和后妃数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每个后妃、皇子和公主都能按照爵位高低和年龄大小分到一定数量的太监。王公和公主成婚后仍被允许使用太监。乾隆时期宫中太监数量达到最高峰。太监数量最大幅度的减少发生于 19世纪下半叶 ，当时后宫的规模因数位幼帝登基而缩小。
太监社会等级分明。等级顶端的是太监官员 ，他们于 1722年获授官衔。1742年以后 ，任何太监都不能升到四品以上 ，以防其干预朝政 。在18世纪 ，宫中大约有 3000名太监 ，其中只有 10% (约300名)属于太监精英 ，拥有官衔。
作为太监的首领 ，敬事房总管太监处在太监圈子的顶端。敬事房负责处理皇上关于宫廷事务的谕旨。除管理太监外 ，敬事房还负责举办庆典和在内务府各部门之间传送文件。总管太监通常由入宫超过 30年的资深太监担任 ，这个人往往是把亲王伺候成皇帝的老太监。尽管受到内务府的管辖 ，尽管会计司掌控着财务管理权 ，但总管太监还是享有很大的自主权。③他掌管着 44名太监 ， 包括读清字书房和读汉字书房的满汉文太监笔帖式。总管太监往往格外受宠 ，常常获得礼物和宫外住宅等赏赐。
低级别的首领 (七品和八品 ，共有 124名)被分派到紫禁城的各个城门 ，以及御园、别墅、重要的坛和庙、皇陵、宫殿和仓库等处。他们还被分派到御药房、御茶房和御膳房。另有首领专门负责皇太后的茶、药和膳食 ，以及高级别太妃的事务 ，并掌管皇帝儿女的仆从。还有首领看管狗舍和鸟舍。这些首领太监向总管太监负责 ，总管太监则向内务府大臣和皇帝负责。
与官僚品级制度并行的还有地位等级制度 ，它是根据与皇帝的亲近程度而定的。负责皇帝寝宫养心殿和如意门的高级太监拥有相当大的权力 ，经常能与总管太监分庭抗礼 ，因为他们经常能陪伴皇帝左右。负责皇帝经常驾临的其他宫殿的太监也形成了一个精英团体 ，地位高于侍奉皇后、妃嫔和皇室子孙的太监。虽然伺候王公的太监在宫中的地位相对较低 ，但是 ，如果他们的主子当上皇帝 ，他们就可以一步登天。
宫里的太监比派往各处的太监的地位高。普通太监分为三级 ，各领一定数量的银子和米面作俸禄。有些太监是理发的 ，有些是按摩的 ，有些太监被培养成了宫里的大夫。还有一些太监成了藏传佛教的喇嘛 ，有些则成了道士。太监轮流侍奉皇上 ，皇上就寝后，也有太监 “值夜班 ”，以备皇上随时招呼他们传递信息、取放东西或传召大臣。太监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他们是唯一被允许在夜间留在内廷的男性。
包衣
清朝发明了解决不服管束的太监问题的巧妙办法。他们利用另外一个地位较低的团体 ———包衣 ———控制和监督太监。通过把包衣引入宫廷管理体系 ，清朝最高统治者扩大了宫廷的监管和平衡机制。包衣是征服者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因此与降服的汉人明显地区别开来。由于他们在旗人中地位最低 ，他们被禁止 (至少在法律上 )与其他旗人通婚。他们在清代社会处于边缘位置。大清皇帝发现包衣有用处 ，正是因为他们的边缘化使得他们只能完全依靠皇帝而生存。
包衣是世袭的在旗奴仆。包衣的地位与奴隶的地位差别不大，后者在满语中被称为阿哈或者包衣阿哈。在清代 ，包衣和阿哈在法律上都属于奴仆。他们大多数是征服时期被俘虏并像其他战利品一样被分配给八旗贵族的汉人或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其他居民。②阿哈在田间劳作 ，包衣在家里干活。在征服时期 ，他们中的一些人拿起武器 ，与主人一同作战。到1636年，他们作为单独的作战单位被编入日益扩大的各旗。
当上三旗 ———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 ———被皇帝掌控以后 ，三旗中的包衣成为皇帝的家奴。在追随满洲人四处征战的过程中 ，他们的行动 “从家庭的层面上升到国家的层面 ”。包衣被编入特殊的包衣牛录中 ，由管领 (满语为包衣大 )和佐领掌管。按照完整的建制 ，一个包衣旗由 29个 (后为 30个)牛录组成。包衣管领 (及其下属 )被派去管理皇帝后妃和成年皇子的事务。皇太后和皇后每人有 30名管领 ，他们轮流值班。皇子夫妇有 1名管领。其他的管领则在皇帝和后宫出巡承德、往祭祖陵和驻跸御园时处理相关事务。尤其在清初 ，由包衣组成的护军营被派去守卫紫禁城的不同区段。
包衣在宫中的职位拜唐阿一词最初显然是指 “适用的、有用的 ”，而后来词意发生变化 ，专指 “跑腿的、打杂的和下属 ”。叶志如认为 ，这个词泛指政府部门中无官衔的小吏、工匠和大夫。许多拜唐阿是包衣。档案材料显示 ，拜唐阿的差事是多种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