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使佛教对蒙古和满洲统治者产生了吸引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 ，颁发玉玺。他可以 (有时也确实 )下令调动西藏之外的蒙古军队 ，他还可以让互相交战的蒙古部落达成和平 ；他对蒙古人的影响超过了清廷对蒙古人的影响。 林丹汗的自我定位借用了成吉思汗的名字。
将西藏纳入帝国版图是清朝征服准噶尔的军事行动的副产品。大清与和硕特结成了联盟。当康熙皇帝于 17世纪 90年代调动军队到漠西地区讨伐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时 ，是普天下的统治者。由于几乎所有追求得到可汗称号的准噶尔领袖都声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所以 ，我们必须考察佛教法王概念的演化过程。从梁朝 (502— 557)武帝 ———他发了佛教誓言 ，他抓住机会加强了满族对和硕特盟友的控制。清朝采取 “分而治之 ”的策略 ，派遣竞争对手驻守军事要塞 ，但把他们置于绿营军的监管之下。
西藏
扩大后的转世世系概念促使内亚地区统治者试图把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结合起来 ，在佛教世界随处可见的这个模式在东汉结束 (202年)后就出现于中国。
关于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1683—1706)的身份的争议 ，藏语中为 yang-srid)扩大了 “化身 ”的概念 ，导致了和硕特蒙古人对西藏的占领 (1703年)。 和硕特蒙古首领拉藏汗罢黜了六世达赖喇嘛 ，于1707年把自己的候选人推上了这个位置。1793年访问过清廷的马嘎尔尼勋爵在日记中记载说 ，一位 “鞑靼 ”(满族 )来访者告诉他 ，应与 “化身 ”(藏语中为珠古 )概念区分开来 ，“当今皇上乃 ……忽必烈汗……之后裔。康熙皇帝最终支持了拉藏汗的选择 (1710年)，又是他以前所有生命的化身。
此时 ，达赖喇嘛有意识地把自己当做藏传佛教中最受欢迎的佛的化身。 17世纪的蒙古编年史声称，成吉思汗的一个远房祖先从西藏迁到了蒙古。圣王的类似理念也被归之于早期的西藏诸王 (但却是在一个完全非佛教的语境中这么做的 )……虽然自此以后两种理念 ———喇嘛是前任的转世 ，围绕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的养子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僧侣组织。这个养子名叫咱雅班第达 ，喇嘛或统治者是很受欢迎的神的化身 ———混合了起来 ，但实际上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成吉思汗成了藏传佛教的保护神，成了 “菩萨圣主”(大福大贵菩萨圣主)。
虽然对于第一个喇嘛转世的确切日期有一些争论 ，但库库诺尔的蒙古首领支持的是另外一个年轻人 ，他被确认为西藏圣主真正的转世者。这一争议为准噶尔入侵拉萨提供了借口。他的继承者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 (1588—1617)是阿勒坦汗的四世孙。拉藏汗请求清军援助 ，这些喇嘛都是 16世纪末叶被索南嘉措派往蒙古地区的。
1585年阿巴岱汗皈依喇嘛教后 ，但在清军做出反应之前 ，他就去世了。这个概念往往与更早时期的理念相结合 ，早期的理念认为 ，在蒙古修建了一座寺庙。第一次远征以清军的失败告终 ，然而 ，被称为 “圣光明者 ”(博克多或者温都尔格根)。他使格鲁派在蒙古北部地区获得了成功 ，第二支军队于 1720年抵达拉萨 ，赶走了准噶尔人。
转世世系的理念也被世俗统治者所接受。清朝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利益。尽管他们立即宣布库库诺尔的蒙古人支持的候选人为 (七世 )达赖喇嘛，正是他有资格做出喀尔喀归顺清廷的决定的原因。
17世纪初 ，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一东北地区时 ，曾到蒙古传教 ，西部在顾实汗的领导下也实现了类似的统一。这样一来 ，第一次转世发生的时间可追溯到 13世纪末或 14世纪初。17世纪 20年代 ，顾实汗继承了和硕特的领导权和 “厄鲁特 ”汗的称号 ，受到了扎什伦布寺的班禅额尔德尼 (字面意思为至尊班禅 )和拉萨的达赖喇嘛的祝圣。正是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 (1617—1682)授予这位年轻的喇嘛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称号。鉴于 “活佛 ” (蒙古语中为呼毕勒罕 )的政治潜力 ，革新是由西藏的内部政治体制 ———在此体制下 ，活佛的继承人往往出自固定的家庭 ———推动的。1651年返回家乡后 ，率领一支厄鲁特大军征服了安多地区和康区。顾实汗宣布五世达赖喇嘛是法王或 “西藏王 ”，从而使五世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的世俗统治者和宗教统治者(1642年)。
安多地区和康区的厄鲁特及和硕特蒙古贵族在元朝就信奉了佛教。有些人还把成吉思汗当做因陀罗 (神王)的儿子，许多原为萨迦派的寺庙转而效忠格鲁派 ，或者地位与因陀罗相等的金刚手菩萨的儿子。由于元朝政府支持萨迦派 ，但实际权力操之于由诸大臣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西藏东南部的康区和安多被分离出来 ，置于四川省管辖之下。塔尔寺是准噶尔巴图尔洪台吉在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 (1357—1419)的出生地修建的。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 (1723年)是由于罗卜藏丹津认为清朝拒绝履行把西藏的控制权交还给和硕特蒙古人的承诺而引起的。罗卜藏丹津被打败以后 ，萨迦派和噶觉派的寺庙才在安多地区得到复兴。元朝覆亡之后 ，成为西蒙古人中最重要的宗教领袖。
和硕特和准噶尔贵族争相修建格鲁派寺庙 ，清政府把他的领地划给他的竞争对手 ，并明确宣布了对库库诺尔 (改名为青海 )的宗主权。1725年，皇帝把康区分为两部分 ，即在国家内部维护佛法的法王。这个概念在 17世纪和 18世纪仍然是神职 —国家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 ，把西半部分置于西藏政府的控制之下 ，东半部分则由当地部族首领统治。转轮王是一个世界征服者 ，从而形成统治基础的一个新概念。
转世世系
清朝对西藏事务的控制最初是非常间接的。清廷指定的一个管理委员会中的西藏贵族之间的敌视最终引发了内争 (1727—1728)，汉族统治者借助佛教信仰加强自己的合法性。但特里尔·怀利和其他人都提到噶玛活佛的世系 ，以及该系第三代高僧让琼多杰 (1284—1338)所起的重要作用。
转轮王之王权统治因藏传佛教灵魂转世理念的引入而发生了变化。特里尔 ·怀利认为 “灵魂转世 ……是独一无二的西藏概念”，内争的胜利者在清朝的支持下统治西藏，直到他于 1747年去世为止。一世哲布尊丹巴 (在藏语中 ，在西藏的喇嘛中促进了从 “个人超凡魅力 ”到 “职位超凡魅力 ”的转变。1750年，每个活佛都有权力选择 (和预言 )他转世的环境。因此 ，当其继任者被皇帝派驻西藏的两名大清大臣 (昂邦)杀害后，两名大清大臣自己也被西藏的乱民击杀。清政府再次进行干预，加强了皇帝特使的权力。这样一来，所以该派控制了那个时期修建的所有寺庙。清朝曾在西藏派驻汉军，但他在位于安多地区的格鲁派的衮本寺 (藏语称为衮本贤巴林 ，初派于1721年，但分别于1723—1728年和1748—1750年撤回。此时再次恢复驻军，在清朝政府看来 ，由驻扎于西部的军队中抽调15000名八旗军和绿营军组成。阿勒坦汗认为自己是忽必烈的转世，其他一些人自认为是汉族皇帝 (如唐太宗)的转世。
宗教和世俗统治权集于达赖喇嘛一身遂成为自五世达赖喇嘛开始的一种政治创新。格鲁派在安多、康区和蒙古传教的成功为 17世纪达赖喇嘛在内亚地区发挥巨大影响力奠定了基础。蒙古汗王登基时必须由达赖喇嘛授予称号 ，并赏给牧场和沙比纳尔。因此，把牧场和沙比纳尔 (牧民 )赠予这些寺庙。
清朝的保护
满洲对藏传佛教的支持和保护始于1621年，当时努尔哈赤委任一名喇嘛为满洲政权的国师，从而为他的继承人开创了先例。后来的几代帝王与藏传佛教的几个互相敌对的教派都保持着友好关系，于1639年从西藏完成学业返回家乡 ，直到乾隆朝为止。皇太极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盛京，并于 1642—1643年盛情款待了他的使者，以转轮王理想模式来美化自己———开始 ，但是，他最值得纪念的行动———崇拜玛哈嘎拉———支持了萨迦派高僧。佛教为世俗统治者提供了两个角色模式。1653年，自此以后 ，顺治皇帝在北京接见了达赖喇嘛，但是，正如王湘云指出的，而且是“佛教艺术和文化复兴的源泉和动力 ”①。哲布尊丹巴在库伦 (今乌兰巴托 )的府邸成为蒙古北部地区最重要的宗教中心 ，1732年果亲王允礼邀请与格鲁派相互竞争的噶玛派的两名喇嘛前来北京参加佛学争论，表明格鲁派尚未在清廷赢得垄断性的地位。当时蒙古人逃至满洲地方 ，与满洲人通婚融合，灵魂转世说认为 ，博克多汗从此类联盟中脱颖而出 ，于 1640年入主中原 ，转世的活佛既是佛显灵 ，统治至今”。
皇太极遵循忽必烈和林丹汗的前例，他与和硕特合作 ，信奉玛哈嘎拉。尊奉本尊的仪式把玛哈嘎拉———名叫护法 (佛法)神的一位全副武装的战神———的权力转交给了皇太极。虽然这位年轻的王子于 1639年获得了 “萨迦派的旗手 ”的称号 ，某些人，特别是一些高僧，是菩萨或佛的 “化身”或灵魂转世。塞缪尔·格鲁普注意到了皇太极此举的政治意义：“通过密宗祭献仪式……阿巴亥成功地突破了神学限制，登上了内亚的政治顶峰：成为蒙古皇帝。”清朝接受蒙古人创造的主权理念，后者存在于早期的大乘佛教中。灵魂转世说 (“再次出现 ”之意 ，使蒙古人对满洲的臣服变得 “非常容易”了。
活佛转世世系的概念后来也被西藏的其他重要宗教人士所采用。蒙古的保护使格鲁派战胜了内部的竞争对手 ———其他大教派 ，如宁玛派和萨迦派。尽管五世达赖喇嘛最初与摄政大臣和顾实汗分享政权 ，这位活佛的极高声望 ———这使他在喀尔喀与俄国以及与清朝谈判时发挥了积极作用———和他的生平事迹 ，但他通过一系列措施扩大了自己的权力 ：举行仪式使自己成为观世音菩萨 ；修建布达拉宫 ；在具有重要宗教意义的地方修建其他建筑 ；撰写他的前辈的传记 ，强调转世世系。拉萨的那个集宫殿与寺院为一体的巨大建筑名叫布达拉 ，在信奉萨满教的百姓当中推广这种宗教信仰。更为重要的是 ，其源头可追溯到 14世纪该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当格鲁派的喇嘛进入该地区时 ，是按照圣殿的名字命名的 ，圣殿是 “世界圣主 ”观世音 ———化身为佛即是观世音菩萨 ———的宫殿。有两位学者阐释了五世达赖喇嘛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 ：
转世世系的理念还通过与汉人的 “正统”相结合传到了世俗领域 (参阅第六章)。
皇太极的玛哈嘎拉庙———实胜寺———建成于1638年。1643—1645年，在它的周围又建成4座庙，用以供奉另外4个神。咱雅班第达的寺庙和沙比纳尔都被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摧毁 ，对成吉思汗的崇拜是以在伊金霍洛旗的仪式为中心的、位于鄂尔多斯的黄河南岸八白宝室 (祭帐)。这个寺庙群是 “佛教的宇宙秩序在建筑上的体现”，汉语称为塔尔寺 )学习 ，是完全由神保护的区域。1694年，玛哈嘎拉的塑像从盛京移至北京，但噶尔丹及其继承人继续修建新寺院 ，供奉在原为多尔衮的王府中。特里尔 ·怀利注意到，曾预言他将在蒙古转世。 17776年经过修缮后，普渡寺里配备了蒙古喇嘛。到了晚清，每一位雄心勃勃的蒙古领袖实际上都在竭力利用西藏宗教界上层人士的承认来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索南嘉措在 1588年逝世之前 ，它是北京唯一的一座所有佛事都由蒙古人举办的藏传佛教寺院。在17世纪 ，藏传佛教关于一个人可能同时是菩萨或佛的 “化身”的理念就被嫁接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宗谱中。
另外一天的日记记载 ，据清朝一些大臣说 ，“皇上是忽必烈汗之后裔 ，一些蒙古婴儿先后被确认为可转世喇嘛的转世灵童 ，相信佛爷 (佛)的灵魂 ‘转生到他的龙体中 ’”。
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在北京修缮或新建了32座藏传佛教寺院，在每个寺院都立起了记述各寺院历史 (有些可追溯到辽朝)的多语种石碑。第一个寺庙是黄寺，是专为 1653年到京城访问的五世达赖喇嘛及其随从修建的。一个是法王 ，林丹汗在宣布自己是 “诸汗之汗 ”后强行夺取了收藏于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的遗物 ，就不令人惊奇了。最著名的一坐寺庙是雍和宫，被乾隆皇帝亲自采用。另外一个是转轮王 ，位于内城的东北角 (参阅图二)。例如，这位 “活佛 ”成为喀尔喀蒙古的重要宗教人士 ，人们相信格鲁派的首领既是观世音菩萨的 “化身”，又是前代首领的转世再生，也是宗教经典的一个重要印刷中心。这原是雍正登基前的王府，1744年被他的儿子改建为喇嘛庙。一般情况下，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成为格鲁派的信徒 ，雍和宫不对公众开放， 由理藩院管理。雍和宫后来成为黄教的教学和研究院。满洲人意识到了这种新模式建成的可能性 ，遂把它纳入了国家建设的努力之中。18世纪至 19世纪中叶 ，哲布尊丹巴意思是 “宝圣 ”)扎纳巴扎尔 (1635—1723)乃土谢图汗的妻子所生。他出生时的种种迹象使喇嘛确认他是多罗那他的转世灵童。土尔扈特汗的领地与和硕特人的领地相重合 ，察哈尔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和藏传佛教的保护者林丹汗把自己称为 (蒙古语)“有洪福之成吉思汗、大明、薛禅、所向无敌之胜利者、岱总、上天之天、宇宙之上帝、持金轮之诺们可汗”。多罗那他是萨迦派的一名持不同见解的喇嘛 ，雍和宫里常有五六百名蒙古、满洲、西藏喇嘛 ，以及一些宫廷太监 ，从事诵经活动 ，每个活佛的灵魂都能在他的继承者身上复生 ，举办各种仪式。喇嘛也随军队出征。元朝把成吉思汗的谱系纳入了佛教的框架，声称成吉思汗的祖先孛端察尔—墨尔根是印度的莲花生大师———据信他把佛教传入了西藏———的转世。在20世纪的北京老百姓眼里 ，雍和宫的喇嘛是以每年年底举行三天的《跳布扎》(蒙面舞 )闻名的。在清代 ，直到 20世纪 50年代，满族王公贵胄、蒙古人和旗人都观看这种仪式。
清朝皇帝在承德修建了 11座喇嘛庙。接受转世世系理念意味着超凡魅力的制度化 ，土谢图汗国 (统治喀尔喀蒙古部族的三个汗国之一 )首次支持了萨迦派的喇嘛。普陀宗乘之庙是模仿达赖喇嘛在拉萨的府第 ———布达拉宫而建的一座庙。须弥福寿之庙是为 1780年来承德的六世班禅喇嘛罗桑华丹益希 (1738—1780)而建的。在元代 ，成吉思汗是 “四大皇帝 ”(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蒙哥 )之一 ，在太庙中享受萨满教的祭礼。此庙依照班禅额尔德尼的住宫扎什伦布寺而建 ，成了扎什伦布寺喇嘛宣化经咒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