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国家级祭祀场所的祭祀活动为的是统治 ，清朝的宗教保护为的是政治 ，那么私下的祭祀仪式为的就是作为一个家庭的宫廷。宫廷的祭礼是萨满教、道教、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各种民间宗教的混合物 ，是在内廷范围内举行的。这些仪式或者是为了标明皇帝和皇室的各个重要阶段 ，或者是为了祭祀他们的祖先 ，或者是为了象征性地把他们与臣民联系起来。作为本章主题的这些仪式和活动 ，不但揭示了宫廷生活中不为外人所知的一个侧面 ，而且说明了这些仪式创造出一个跨越其他社会边界的稳固圈子的方式。
私人礼仪和公共礼仪
皇帝主持的大多数公共仪式都是在北京郊区和紫禁城城墙之外的国家级祭祀场所 ，或紫禁城外朝的三大殿举行的 (参阅第一章和图三)。虽然皇帝和其他皇室成员也在内廷的祭祀场所举办祭礼，但此类活动大部分不见之于公开的记载。关于皇帝在农历旧年底新年初的一些活动的若干记载填补了这项空白。
据《大清实录》记载 ，光绪十年十二月三十日 (1885年 2月 14日)，光绪皇帝 “诣保和殿宴请蒙古王公、额驸、文武大臣、朝鲜正使和副使 ……寅时诣慈禧太后处请安 ”。但是 ，记载同一天皇帝公开活动的一份档案列举的礼仪活动却多达 20多项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宫廷的家庭或私人仪式与公开仪式是多么的不同。
据档案记载 ，1885年 2月 14日 (农历年的最后一天 )，皇帝首先祭拜了 “天和地 ”———不是在郊外的国家级祭坛 ，而是在养心殿的祭坛。这个祭坛在皇帝大婚时也发挥重要作用。在皇后入宫的第二天 ，这对新人要在这个祭坛前跪拜。皇帝要在散处在宫中的各个佛堂上香礼佛。他在御花园和钦安殿的道观祭拜道家的神祇 ，他在天穹宝殿祭拜 “昊天上帝 ”(满语为德尔吉阿布卡汗)。他在坤宁宫的萨满教祭坛和灶君 (灶神 )的牌位前上香致祭。
灶神的祭坛位于墙角的炉灶上方。在民间宗教中 ，灶神在超自然的官僚体系中是级别最低的官 ，被供奉在厨房里保护和观察家庭成员 ：这个位置特别合适 ，因为对汉族百姓来说 ，共用一个灶称之为家。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 ，汉人家家户户都要用糖果送灶神上天庭 ，让他在玉皇大帝那儿报告家庭成员过去一年的所作所为时尽量说好话。清廷遵循这个风俗 ，也在每年的那一天向灶君献上肥羊、蔬菜、水果、点心、汤、茶和粮。宫廷中这些祭礼的和善气氛反映在关于乾隆皇帝的一项记载中 ：乾隆皇帝 “亲自祭拜灶神 ，打鼓 ，吟唱名为《皇帝寻找诚实官员》的民间小曲 ，让宫人分成两列唱歌 ，最后燃放爆竹送灶神上路 ”。在除夕和新年的第一天 ，内廷各个大门口和其他地点燃放大大小小的爆竹 ，以强调对灶神的送别 ，庆祝新年的开始。
皇帝在正月初一要举办许多礼仪活动。除了再拜前一天祭拜过的许多祭坛之外 ，皇帝也到乾清宫东侧的孔子像前叩头。他还要到御药房的药神前叩头。用过早膳后 ，他到神武门外大高殿里的道家祭坛前上香。在除夕之夜和正月初一 ，列位先帝的画像被打开后悬挂在寿皇殿。该殿是 1749—1750年仿照太庙的样子在景山的东北角修建的。皇帝在此殿敬献特殊的祭品。
早膳前活动共有 22项，我们可以把这个长长的清单与《大清实录》中的记载再做一次比较 ：
上诣奉先殿行礼 ，遣官祭太庙后殿 ，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诣慈宁门 ，庆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礼成 ，御太和殿受朝贺 ，诣大高殿、寿皇殿行礼 ，诣储秀宫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安。至庚午皆如之。御乾清宫赐近支宗藩等宴。
正月初一皇帝所有活动的计划表显示 ，公开仪式并非必须在私人仪式之前举行。在这一天 ，皇帝午夜过后不久即起床。1时30分至2时，他举行私人仪式 ；2时，他在奉先殿祭祖。公开仪式结束后，他在养心殿、坤宁宫和乾清宫举行私人仪式 ；4时，他在堂子举行公开仪式。公开仪式和私人仪式继续在繁忙的早晨交替举行 ：先到内廷的各个佛堂拜佛 ，然后公开出席太后寝宫前的庆典 ；先到大高殿举行私人仪式 ，到各个佛寺拜佛 ，然后接受王公大臣的朝贺。
皇室女性参加仪式是宫廷的私人仪式不同于公开仪式的另外一个侧面。国家级仪式是男人的特权 (由皇后主持的敬蚕神仪式除外 )，而私人仪式既涉及皇室的男子 ，又涉及女性成员 ，她们由地位最高的女性 (一般是太后 )率领。她们祭拜的场所都在内廷。其中的大多数也列在皇帝的活动清单上。但是 ，太后的礼仪清单远没有皇帝的长。宫廷女性举行的仪式比皇帝举行的带有更明显的家庭祭拜的特色。我们可以拿 1885年最后一天和 1886年第一天宫廷女
性举行的仪式做一个比较。1885年的最后一天 ，慈禧太后率领一批太妃先到天穹宝殿祭拜 “昊天上帝 ”，继而到钦安殿上香祭拜玄天上帝。接下来 ，她到婆婆 (她丈夫的养母)、丈夫咸丰皇帝 (庙号文宗 )和儿子同治皇帝 (庙号穆宗 )的画像前上香。她还到花园的庙里上香 ，太妃 (慈禧不在其中 )在同治的皇后和慈安太后的牌位前上香祭拜 ，从而结束了全部仪式。
在正月初一 ，慈禧太后首先前往寿皇殿上香 ，其他的仪式与头一天的仪式完全相同。种痘成功以后 ，太后即率领宫廷女性上香恭送天花女神。她们也举行家庭祭祖仪式。与皇帝庆祝母亲生日和纪念母亲忌日一样 ，先皇的遗孀也这么做。在文宗生日那天 ，太后率领一些太妃在东暖阁文宗的画像前上香祭拜。在文宗的忌日 ，太后和太妃在寿皇殿和东暖阁上香致祭。之后 ，她们到储秀宫的遗念龛前上香祭拜。同治皇帝的遗孀也在他的忌日举行类似的祭拜仪式。
把1854年和 1885年的仪式计划表加以比较可知 ，每位皇帝除在养心殿、坤宁宫和乾清宫的重要祭坛行祭礼以外 ，还选择一些不太重要的祭坛。在正月初一 ，皇室王公和宫廷大臣被派到宫里其他 6个地方上香祭拜。在一年的其他日子里 ，在内廷的各个祭祀场所上香是宫廷固定的私人仪式的一部分。
清朝最高统治者及其后妃给北京和京郊各种各样的寺院和庙宇捐钱和提供祭品 ，让这些寺庙在皇帝的生日和忌日举行祭礼 (参阅下文)。他们发起祈雨活动 (参阅第六章 )和祈福祈寿仪式。实际上每个寝宫和皇家御园都有佛堂 ，有的甚至有寺庙。畅春园西北角围墙外的恩佑寺是一个佛寺 ，是胤禛为纪念他的父亲而修建的。恩佑寺旁边是恩慕寺 ，是1777年弘历为纪念她的母亲而修建的。为补充紫禁城和雍和宫 ———其部分功能是用于祭祀雍正皇帝的 (参阅下文 )———里的藏传佛教佛堂的不足 ，在西北郊的皇家御园中修建了延寿寺和正觉寺。雍正皇帝和他的继承者为北斗七星修建了道家的斗坛 ，为雨神修建了龙王庙 ，还为关帝和华北
民间女神 ———娘娘修建了关帝庙和娘娘庙。宫里的土地庙也是宗教景观的一部分。
这些宗教活动使用了大量的人力和其他资源。据1796年的账册记载 ，当年仅在紫禁城内就有 26次上香祭祀活动 ，到 19世纪 ，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增加。到清王朝覆亡前 ，宫廷总共要纪念 48个生日和忌日 ，每次都需要僧人和祭品。皇帝开始削减祭礼开支 ，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1753年，弘历谕命把圆明园的道士人数减少一半 ，这些道士是雍正朝从担任苏拉的旗人中招来的 (参阅第五章)。 1839年，在圆明园祭祀场所做事的道士和太监僧人都被遣散了。
仪式日程
留存下来的档案表明 ，19世纪末宫里的许多宗教活动早在顺治朝就出现了。1659年5月21日祭拜灶神的满汉双语祭文是档案中保存的最早的材料之一 ，其文曰 ：“顺治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致祭于司灶之神曰 ：日用饮食 ，必资乎灶爨有常所 ，神实司之。时维孟夏 ，谨以牲帛醴斋致祭 ，神其鉴知尚享。”
祭拜灶神是百姓遵守的仪式日程的一部分。顺治朝的其他祭文表明 ，春季的第一个月祭拜门神 ，祈求门神认真监督进出之人 ，保证白天开门 ，黄昏关门 ；冬季的第一个月祭拜井神 ，祈求井神让井 “源泉清洁 ，其用日新 ”。
这些早期的祭文 (不仅是祭拜家神的祭文 ，而且是祭拜皇室祖先的祭文 )中经常出现 “观镜 ”一词。“观镜 ”(满语为布勒库舍密 )似乎与萨满使用镜子与神沟通有关。镜子装饰在通古斯人中的萨满的服装上 ：20世纪初俄国学者史禄国注意到 ，“如果没有服装 ，萨满可以单独用镜子表演 ；如果没有镜子或替代品 ，就无法表演 ”。镜子可以 “安置 ”被招来的神灵 ，使萨满能够与神沟通。1670年在奉先殿祭祖的祭文最后是这样说的 ：“愿奉先殿神灵观镜。”这句话在 1688年向祖先禀报皇太极第二个皇后的谥号的一篇祭祖文中再次出现。在18世纪初的一些祭文中 ，也能看到这句话的汉文译文。
考虑到满族的宗教传统 ，萨满教对宫廷仪式的影响就不令人奇怪了。虽然在整个清代 ，宫廷都举行萨满教仪式 ，但其重要性逐渐降低。从顺治朝开始 ，皇帝新年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堂子祭拜 ，但乾隆皇帝把它变为第二件事。当萨满教仪式淡出宫廷后 ，祭祖活动代之而起。正是乾隆皇帝把奉先殿的祭祖仪式变成皇帝在新年的第一件大事 ，他是第一位在寿皇殿和太庙的后殿所供奉的先帝画像前祭拜的皇帝。这些祭礼在康熙朝和雍正朝是没有的。
也是乾隆皇帝第一次在正月初一祭拜了大高殿的道教祭坛。位于景山 (紫禁城正北 )西南角的大高殿最初名为大高玄殿 ，始建于明代 ，1730年和 1746年修缮过 ，道教的最高神祇玉皇大帝在此殿被当做能够掌控雨雪的神来祭拜。在大高殿行祭礼遂成为皇帝新年活动表中经久不变的一个事项。
到19世纪末 ，北京的许多辞旧迎新的风俗习惯都被宫廷效仿了。皇室在各宫各园到处贴 “福”字，立门神避邪 ，在十二月初八日给神佛供腊八粥 ，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神 ，在旧年三十和新年初一燃放爆竹以净化内廷。像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 ，皇帝也在正月初一吃饺子 ，正月十五在各祭祀场所献元宵以表明新春佳节的结束。
新年的家庭仪式是受风俗习惯影响的全年活动计划的一部分 ，为的是让乾清门后面的内廷的居民得到护佑和福祉。他们在清明节要在内部的祭祖场所献上特殊的祭品。春分和秋分两个节气要举行私人祭礼 ，呈献特殊祭品。在七月十五日的 “鬼节 ”(乌兰巴拉)，要在内部的祭祖场所上香祭拜 ，还要在畅春园和圆明园的水面上放特制的灯。正如老百姓家的家长的地位或身份发生变化会对家人的宗教活动产生影响一样 ，皇帝更换后也是如此。当皇帝大婚时 ，要更新家神 ，以表明他已成年。当皇帝薨逝后 ，正月初一的私人仪式要暂时停止。服丧百日后 ，灶神才会回来。
除了按民间节气举行的仪式之外 ，宫廷还定期向各种各样的祭祀场所献祭品。光绪朝的仪式计划表罗列了 6个祭祀场所和最受重视的养心殿的东、西佛堂。农历十二月 ，在这些祭祀场所上香7次，农历一月上香 6次，其他各月上香 4—5次不等。农历十二月上香 4—5次、其他各月上香至少 2次的场所有太庙的后殿、乾清宫的东暖阁和西暖阁 ，以及梵宗楼 ———位于紫禁城西北部祭拜文殊菩萨的藏传佛教寺庙。祭祀太岁、天和地的场所只在每年十二月和春节才会受到关注。
宫廷要求许多此类场所诵经念佛。在农历十二月 ，西藏高僧和喇嘛在宫廷西北部供奉佛像的宝华殿诵经 4日。北京以南的大型围猎场 ———南苑有一座永慕寺 ，每年的最后一个月都有一位西藏高僧和 40位僧人念经 21日。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 ，在皇帝和皇后的生日和忌日 ，也让僧人念经表示纪念。
宫廷的资助
宫廷在按照民间风俗每年过各种节日的同时 ，对萨满教、道教、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宗教人员的资助规模也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在前文指出的 ，在皇宫天穹宝殿道教祭坛行祭礼是新年仪式中的必有项目。供钦安殿和大高殿使用的道教经典保存在天穹宝殿。在圆明园 ，当大光明殿于 1733年修缮之后 ，雍正皇帝为此殿配备了 44名道士 ，以娄近垣道士为首。皇帝赏给娄道士三品官的薪俸 ，让他在皇帝生日和一年中的另外 11个日子做法事。宫廷也资助位于皇城西部的光明殿 ，在明代 ，这个庙被称为万寿宫。乾隆皇帝重修此庙 ，并改称光明殿。道教仪式在此庙和东郊的东岳庙举行。
皇室为北京地区和承德的许多佛寺提供祭品。在正月初一 ，王公大臣奉旨代表皇帝到附近的十多个寺庙上香致祭。在佛教中，念经是积德的一条途径。在17世纪末 18世纪初 ，喇嘛念经处奉旨成立 ，并在宫廷西北角的中正殿办公。这是宫里第一个专门处理藏传佛教事务的部门。后来 ，这个处由王公监管 ，隶属于内务府掌仪司 (掌管仪式的部门)。中正殿成为宫内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 ，不仅在西藏高僧的主持下诵经 ，而且制作佛像和其他宗教用品。
一大批寺庙受到宫廷的定期资助。1854年的一份档案表明 ，宫廷一个月花 1267两银子支持 1516名藏传佛教僧侣从事宗教活动。在内廷 ，喇嘛 (其中一些是经过培训的太监 )在中正殿和相邻的雨花阁 (乾隆皇帝修建的藏传佛教佛堂 )念经。在这两个佛堂念经的喇嘛共有 1106名，他们分享这些经费。北海的永安寺、京城以北的汤山、乾隆皇帝在西山修建的昭庙、延寿寺和须弥寺也有诵经活动。
宫廷主持的一些活动也有季节性。每年正月初六 ，西藏喇嘛在位于北海西岸的弘仁寺身穿礼服为蒙古观众跳舞 ，赞美索尔巴领。正月初八在此寺祭拜弥勒佛的仪式似乎也是为蒙古人举行的。弘仁寺的僧人从正月初四到初八也念经，与恩慕寺的 400名喇嘛一样。此寺中的资深喇嘛在二十一日也念经，与慈佑寺的和尚一样。①四月初八是佛诞日，位于畅春园的永宁寺要举行祭典，宫里的戏班子要演戏。1798年纪念乾隆皇帝生日的诵经活动是在北京北郊的万寿寺 (始建于明代)、皇城内的法源寺、内城西北部的广济寺 (康熙皇帝曾重修)和同一地区的护国寺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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