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贺太后或皇帝的生日期间，正常的宗教活动将被扩大。“万寿庆典”在清代只举办过7次：康熙皇帝的六十大寿 (1713年)、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 (1790年)、乾隆母亲的六十和八十大寿 (1751年、 17771年)、嘉庆皇帝的六十大寿、慈禧太后的五十和六十大寿 (18884年、1894年)。还有一些特别举行的公开庆典，像玄烨和弘历为纪念他们长期执政的丰功伟业而举办的那些活动。特殊的或一般性的皇帝生日也举行公开或私人庆典，如诵经、演戏、赐宴和呈献奇珍异宝。
虽然一位皇帝去世后的服丧活动将主导宫廷三年时间 (将在下文讨论)，但新皇帝登基后要在他的生日那天增加特殊的宗教活动以昭示世人。1736年，宫廷虽然因举国上下还在为雍正皇帝服丧而取消了春节 ，但允禄和内务府的其他大臣仍然建议选派 24名道士和 1名信奉道教的官员于新皇帝生日前后在大高殿举行为期 36天的道教仪式。乾隆时期这些仪式一直在举行 ，后来得到了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仪式的补充。1796年乾隆皇帝让位于儿子之后的档案材料显示 ，乾隆生日前 4天 (包括生日那天在内 )共有 2000名西藏喇嘛在弘仁寺念《万寿经》。乾隆薨逝后每年都举行这样的念经活动 ，支出的费用为每年 1758两银子。后来 ，这成了每位新皇帝的例行公事 ，1799年和 1820年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生日时僧人在弘仁寺念同样的经 ，就体现了这一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生日庆典变得越来越繁复。1798年，弘仁寺以外 6个佛寺的 218名僧人也念经 9日，庆贺乾隆皇帝的生日。在道光皇帝的生日 ，不仅弘仁寺的僧人念经庆贺 ，而且有西藏高僧进入宫廷在养心殿和中正殿念阿弥陀经。
太后的生日庆典也念经。在为庆贺母亲六十华诞而修建的延寿寺 (延年益寿寺 )，乾隆皇帝召集僧众 “为母亲之福祉和长寿 ”而念经。在母亲的七十和八十华诞日 ，乾隆皇帝谕命在北京的级别最高的藏族高僧章嘉呼图克图率领来自各寺的 1000名喇嘛诵《无量寿经》或《阿弥陀经》，为的是保证能在 “净土”中再生。在母亲的六十大寿庆典上，他向母亲呈献了一套佛像 (9尊)和全套阿弥陀佛像。在她的七十华诞日，她收到了9000尊佛、菩萨、阿弥陀佛、多罗菩萨和罗汉像，这个数字是9的倍数 (9和久同音，久的意思是长寿)。宫廷特别为弘历的六十大寿制作了1万尊阿弥陀佛像，突出强调了长寿和在西方极乐世界再生的愿望。制作这些 “生日礼物”的资金是宫廷提供的：在皇帝的七十大寿庆典上，王公大臣总共呈献了2233尊无量寿佛像，花费了32.1万两银子。
婚姻
婚姻与死亡一样，是一个公共事件，它不仅涉及新郎新娘，而且涉及他们所处的生活圈子对他们两人结合的社会承认问题。我在另外一篇论文中描述了皇帝结婚时举行的公开仪式，称为 “大婚”。那些仪式载之于乾隆朝编纂的《钦定大清会典》和《钦定大清通礼》中。在这里，我转向与公开的大婚庆典相辅相成的私人仪式，这些都是在内廷范围内举行的。
私人仪式似乎更多地仿效了华北老百姓结婚时的民间风俗习惯。内务府在本单位官员的妻子中选择有 “完整家庭”(丈夫、儿子在世)和八字与新娘相合者，组成娶亲队伍，在大婚之日前往新娘子家，把她娶到宫里。迎娶新娘子的 “凤辇”是用藏香熏干净的。新婚夫妇的洞房装饰成婚礼专用的大红色。洞房里放着一个瓶子 ，称作 “宝瓶 ”(双关语 ，意为 “珍贵的和谐 ”)，内装五谷 (象征着丰收)。婚床的四角各放一只如意 (汉族的节杖 ，名称为双关语 ，意为 “万事如愿以偿 ”)。新娘子的妆奁 (是从宫里带给她的 )包括一件 “龙凤袍服 ”、一件 “双喜 ”头饰 ，以及用 “如意”装饰并刻有 “双喜 ”字样的一些簪子。
另外一些民间风俗也出现于 1872年的大婚庆典中。新娘坐上一顶装着一只苹果的轿子 ，苹果的 “苹”字与和平的 “平”字同音。她下轿时要跨过鞍子进入乾清宫前的院场 ，“鞍”与 “安” (“平安 ”的安 )同音。在洞房里 ，新娘子的头发要梳成已婚妇女的样式 ，刻有 “福”字和 “贵”字的另外一些簪子也被插进她的头发。此时 ，新娘子戴上宫里的项链 ，从而完成了从少女到皇后的转变。新婚夫妇要吃盛在圆盘中的 “多子多孙 ”糕，在新婚之夜，要点 “长寿 ”蜡烛。
宫廷独一无二的仪式也许是在坤宁宫的萨满教祭坛举行的那些仪式。同治皇帝大婚时 ，内务府诸大臣决定把坤宁宫供奉的神祇请出该宫一个多月 ，直到婚礼允许重新摆放祭坛为止。大婚是在 1872年10月16日举行的 ，这些神祇是 10月26日被重新供奉到坤宁宫的 ，皇帝和皇后在第二天就在该宫举行了 “祈福 ”仪式 (参阅第七章)。
普通人家的新郎新娘要拜天和地的牌位 ，要在祖宗牌位前叩头。新婚的皇帝夫妇要在坤宁宫中 “天和地 ”的供桌及“吉祥如意神 ”的供桌前上香 ，行 “三跪九叩 ”大礼。他们到萨满教的祭坛前磕头行礼 ，然后给灶神上香磕头。他们到寿皇殿 ，在列位先皇和先后的画像前上香磕头。
老百姓一般要让新娘子跪拜公公、婆婆。在皇帝大婚时 ，新娘子的公公已经去世。同治皇帝和皇后大婚时分别在慈安太后和生母慈禧太后寝宫的正殿向她们行三跪九叩大礼。皇后则率领众妃嫔在养心殿向丈夫行三跪九叩大礼。最后 ，皇后坐在储秀宫的宝座上 ，接受王公、妃嫔和宫女的三跪九叩大礼 ，这意味着他们承认她的地位并愿臣属于她。
这还不是婚庆仪式的全部。在接受妃嫔和王公具有象征意义的臣服之前 ，新皇后要到设在她的新寝宫里的佛坛、神龛和神像前上香祭拜。这样一来 ，她就祭拜了统治清朝内廷的源自不同宗教传统的诸多神祇。比较而言 ，妃嫔入宫时的礼仪要简单一些。她们不去寿皇殿祭拜 ，而是到内廷的一些地方祭拜咸丰皇帝生母和养母的画像、咸丰皇帝的画像 ，以及他的第一位皇后的牌位。这是她们的 “祭祖 ”仪式 ，是她们入宫后的首要仪式。
婚姻仪式代替了标志着男孩长大成人的传统的冠礼。对康熙、同治和光绪皇帝而言 ，大婚还强调了摄政的结束和亲政的开始。“新的开端 ”体现在更新神祇的行动中 ，这是元旦的一项传统仪式。在每年的农历十二月 ，坤宁宫萨满教祭坛上供奉的神祇都被移到堂子。当春节之后把这些神祇请回宫里时 ，要举行新神祇的 “开光 ”仪式和祈求来年好运的祈福仪式。然而 ，1872年先请出神祇然后再请进来的仪式被用于强调同治皇帝的大婚。
另立门户
生日庆典把重点放在佛教和道教仪式上 ，与此相异 ，年轻王公的成人礼仪与萨满教仪式有关。档案材料显示 ，当一位王公另立门户时 ，他要在新府第里供奉家神 ，并且每个月都要在府中祭拜诸神和老天爷。有趣的是 ，当公主出嫁并在京城获赐府第时 ，举行的是与 “请神入府 ”含意相同的一个佛教仪式。王公结婚时 ，要向财神和佛立佛多鄂谟锡妈妈恩都立行 “祈福 ”之礼。与未能延续满族传统的普通旗人不同 ，皇室宗亲允许儿子成婚后另立门户 ，具体时间由皇帝决定 (参阅第三章)。已经另立门户的王公一般应该按月单独到坤宁宫行祭礼。宗室王公要单独在堂子里设立自己的神杆 ，并在皇帝之后祭天。
疾病
到 18世纪中叶 ，藏传佛教仪式也许已经代替萨满教的治病活动。1760年 9月 ，当乾隆皇帝的三皇子永璋病倒时 ，他的叔祖父庄亲王以内务府大臣的身份禀报说 ，他已就念经事宜咨询过章嘉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选择了对永璋所患的肺病有好处的一部经 ，并迁居到永璋府邸附近的一个房间。为了永璋的康复 ，他和 10名喇嘛诵经两日。不幸的是 ，病人 2天后不治而亡。
葬礼
满族丧葬风俗的最大变化 (这一点未见于清朝的官方记载 )是在 17世纪末放弃了火葬。努尔哈赤、皇太极和福临是火葬的 ， 1661年之前去世的他们的后妃也是火葬的。1661年之后 ，皇帝和他们的多数后妃都是土葬的。有一些例外 ：皇太极的一位妃子 1674年去世后被火葬 ；近年来发掘的一位清代公主的墓 (她于 1678年死于蒙古 )表明 ，她是被火葬的。雍正皇帝两位夭折的皇子 (第二位皇子死于 1728年)是被火葬的 ，他们的骨灰被装进坛子里埋葬了 ，没有堆起坟墓。
在1688年康熙皇帝敬爱的祖母孝庄皇太后的葬礼上确定的新规制在此后的岁月里一直受到遵行。康熙皇帝剪掉了他的发辫 ，此前只有皇帝薨逝后才这么做。他放弃了素丝绸衣 ，坚持穿棉布孝服。玄烨拒绝在春节期间把棺椁抬到宫外 ，相反 ，他取消了春节庆典。尽管北京的风很大 ，他在吊丧期间一直住在帐篷里守棺。最后 ，他把祖母的牌位供奉在太庙 ，从而打破了明朝只允许一位皇后入太庙的旧规。
宫廷举行的公共仪式和私人仪式的区别也体现在皇帝和皇后的葬礼上。我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追溯了《钦定大清会典》和《钦定大清通礼》中规定的公开葬礼的各个环节。虽然皇帝和皇后公开葬礼中的私人仪式延用了与北京有关的许多风俗习惯 ，但其中也引入了许多新的要素 ，它们至少有一次被百姓家庭所接受。帝后葬礼中的大多数私人仪式都是北京普通家庭奉行的非儒家仪式。死者的身体被清洗干净 ，穿上最正式的官服 ———朝服。慈禧太后陵墓中发现的服装显示 ，这些服装都绣有吉祥字 ，如 “寿 ”、“福 ”，还有佛教的符号。之后 ，尸体被裹进 5层陀罗经被中 ，这是丝制的裹尸布 ，上面有梵文和藏文绣的陀罗经 (据说是带有神力的咒语)。这些陀罗经包括汉族僧人和藏族喇嘛都熟悉的标准段落。③皇帝或皇后的陀罗经被是由金丝缎制成的 ，镶着五色金边。其他级别的死者用的经被是白底绣金丝的 ，也有红底上绣金字的陀罗经被 ：也许这些是为五等或五等以下的妃嫔准备的 ，她们的灵柩被漆成红颜色。据说 ，这些裹尸布因有活佛对着它们念佛经和陀罗经而浸染了法力 ，具备了赦免死者生前各种罪行并使死者灵魂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能量。另有 8层绣着龙的缎子裹在 5层陀罗经被上面 ，使得裹尸的绸缎达到 13层之多。
死者的亲属换上孝服后 ，就去向神祇禀报。在下层社会 ，向当地的土地神禀报即可 ，土地神是超自然的官僚体系中的一员。当皇帝薨逝后 ，既要在奉先殿向祖宗禀报 ，又要在帝国境内的 6个地点向民间宗教中的神祇和以前各朝各代的帝王禀报。我们有 1799年乾隆皇帝葬礼期间的一个名录 ，包括长白山 (满族发祥地 )的山神 ，松花江的江神 ，陕西和四川的西域神和华山山神 ，泰山、会稽山、衡山的山神 ，北海、东海、南海的海神 ，汉、唐、宋、元和明朝帝王的陵墓。
皇帝或皇后的梓宫是楠木 (一种中国硬木 )制作的。陈列两周以后 ，梓宫往往被移到暂厝地 ，让油漆匠刷 9层漆 ，最后再加 1层金漆。梓宫上似乎写着藏文和梵文的陀罗经。如果温度太低 ，就无法刷漆 ，所以梓宫通常会被放在地面上达数月之久 ，有时甚至长达数年。只要梓宫未被埋葬 ，死者就处于弱势状态 ，就需要神的保护。雍正皇帝薨逝 19天后 ，他的梓宫被移到他以前的府第雍和宫 ，一直放到 1737年3月入葬为止。1694—1722年，此处是胤禛的王府 ，胤禛薨逝后被修缮一新。梓宫被停放在胤禛以前居住的永佑殿 ，正堂和后堂有 6名汉族和尚和 8名道士念经。胤禛的一幅画像挂在永佑殿，画像前摆放着祭品。
烧纸制的钱、家具、仆人、房屋和其他物品是汉族葬礼的传统要素，清朝皇帝也仿照而行。巨量的纸锭、纸钱和纸衣被烧掉。纸制物品是一项重大开支：在为慈禧太后治丧的第一年，仅此项开支估计就高达120万两银子。在帝后的葬礼上，也有大量的真衣服和真家具被烧掉。钱德明是这样描述17777年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太后的葬礼的：
成双成对的马和骆驼驮着床、器具和粮食等物品，好像要出门远行。马和骆驼之后是马车、转椅、轿子、扶手椅、椅子、板凳、坐垫、箱子、盆子和全套梳妆用具。这些物品共有28排，列成两行鱼贯而行。生活用具、珠宝和太后生前所用之物如镜子和扇子等 ……由奴仆分别捧在手中，排成数排。他们之后，有人恭恭敬敬地拿着她晚年所用的拐杖。
梓宫停放期间举行各种仪式时所用的祭品被移至暂厝地 ，在她逝世三年后最终入葬。除动物祭品之外 ，葡萄酒、纸钱、死者的衣服、家具和器皿 ———理论上讲 ，死者用过的每一样东西 ，但作为纪念品赐予亲属和大臣的物品除外 ———都当做死者的祭品被烧掉 ，以便死者在另外一个世界中使用。有位学者统计 ，在乾隆皇帝逝世一周年时 ，19种不同的仪式上共有 770件衣物被烧掉。在光绪皇帝葬礼期间 ，被烧掉的衣物共有 734件。
葬礼期间 ，经文和陀罗经是道士、禅宗僧人和藏传佛教的喇嘛同时在郊区各御园和内廷各宫殿不同的祭祀场所从事的宗教活动的中心内容。雍正皇帝的梓宫在乾清宫停放期间 ，有108名喇嘛念经。在他逝世一周年前后 ，108名喇嘛奉旨在圆明园诵经 21日。葬礼上的佛事活动都由高僧主持。1777年乾隆皇帝的母亲逝世后 ，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连续 7天亲自主持了葬礼上的佛事活动。
在18世纪和 19世纪 ，皇帝葬礼期间的诵经数量和频率似乎有所增加。在咸丰皇帝的葬礼期间 (1861年)，道士在乾清宫念经 3日，另有 108名喇嘛诵经 21日。梓宫被移到观德殿之前 ，有 108名喇嘛念经 ；移棺的第二天 ，80名喇嘛开始了新一轮诵经。1875年同治皇帝的葬礼期间 ，梓宫由乾清宫移到观德殿暂厝 ，新一轮诵经活动由此开始。首先是在梓宫旁边念经 ，80名喇嘛念经 21日，继而是 40名禅宗僧人念经 7日，之后 ，藏传佛教喇嘛和禅宗僧人在 10周时间内轮流念经 ，每 7日一轮换。倒数第二轮诵经活动有 108名西藏喇嘛和 25名禅宗僧人参加。1908年慈禧太后的葬礼重复了这一念经安排。在同年举行的光绪皇帝的葬礼上 ，共有108名西藏喇嘛和 108名禅宗僧人诵经 9日，期间皇帝的梓宫被刷了 49层漆。此外 ，僧人还举行了喂饿鬼的仪式 ；当梓宫被送往陵墓时 ，他们伴随而行。每天晚上 ，当洒过祭酒以后 ，他们就围绕着梓宫念经。
与此同时 ，和尚、喇嘛和道士都在各处的寺庙为大行皇帝念经超度。在同治皇帝的葬礼期间 ，嵩祝寺、法源寺和智珠寺共有 100名藏传佛教喇嘛诵经 7日。法源寺和智珠寺在景山附近 ，是康熙皇帝特为那些把 “经书 ”翻译成蒙古文和藏文并印刷出版的蒙古喇嘛修建的。这三个寺也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举行了诵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