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皇后的葬礼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礼仪事件 ，为他们的葬礼举行的大部分仪式都是公开性质的。皇室其他成员的葬礼则与此相反。总的来说 ，级别越低 ，仪式就越具有私人性质。档案记载使我们能够考察这些仪式的某些细节 ，以便评估私人纪念仪式中的不变要素和可变要素。
妃嫔之死是公开事件还是私人事件 ，最终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决定。虽然皇帝倾向于遵循汉人社会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 ，参加母亲辈和祖母辈的妃嫔的葬礼 ，但是 ，这种情况绝不是经常都有的。例如 ，年轻的乾隆皇帝忽视了父亲和祖父的一些妃嫔的死亡，但在另外一些太妃的灵柩前洒过祭酒。一些生育过皇子的妃嫔得到过如此的殊荣 ：她们的死亡还载入《大清实录》，而同样级别的其他一些妃嫔的葬礼却未予记载。
在下层社会 (一般在皇室也是如此 )，生儿育女的母亲的地位高于未生子女的妻子 (参阅第四章)。然而 ，为皇帝生养过孩子的母亲 ，死后并不一定能入载《大清实录》。按照习惯 ，皇帝不公开参加儿媳的葬礼 ，但是 ，他有广泛的选择权 ，可以决定对哪位死者给予礼遇。在某些情况下 ，他的决定取决于他的个人情感。在有些情况下 ，他是因为喜欢某位妃嫔的孩子而对她另眼相看。为乾隆皇帝生有一子的愉贵妃去世时 79岁，未受到任何关注。相反，1774年无儿无女的豫妃逝世后 ，宫里的各项事务中止了 3天。1764年忻妃逝世后 ，皇帝降旨以 “贵妃 ”而非 “妃”的级别为她举办葬礼 ，他还委派 3名皇子和 1名皇孙主祭 ，而她仅为皇帝生过 2个公主。富勒浑皇贵妃是未来的嘉庆皇帝和另外 5名子女的生母 ，1775年她逝世后所举行的葬礼中有这样的项目 ：剃头、不戴头饰和珠宝、女子及其配偶穿孝服。舒妃所生皇子早年夭折，但是 1777年她去世以后 ，仍有 2位皇子、2位皇孙和 2位额驸奉旨主持葬礼。记事甚详的《大清实录》显示 ，至少有一部分妃嫔的葬礼是公开性质的。
装殓、献祭品、把梓宫移出皇宫并埋葬入土 ，通常都是皇帝或皇后葬礼的公开部分 (并入载《大清实录》)。虽然这些仪式的规模大小不一 ，但是 ，一些固定不变的项目在皇室男女成员的葬礼上是必有的。妃嫔死亡后 ，嘴里要放一颗珍珠 ，双耳各戴一套满族耳环 ，身穿龙袍 ，头戴凤冠。尸体由绣着陀罗经的彩色绸缎包裹 ，外面再包上几层丝绸。梓宫 (高级别妃子的灵柩是楠木制作的 )里面放衣服、内衣、珠宝 ，或许还放一柄如意。随后 ，梓宫被移到吉安所停放 ，每天都有人致祭。在清朝末年 ，吉安所位于紫禁城外、景山围墙内的东北部。
与皇宫和皇家园林一样 ，每个王府都有保存灵柩和丧葬用品的处所 ，这些处所被委婉地称为吉祥所。普通满族人把停放死者的木板称为吉祥板 ，把吉祥所称为吉安所 ，运送灵柩的工具则被称为吉祥轿。灵柩停放一个时期后 ，有时会归葬入土 ，有时则可能被暂时保存起来。在光绪年间 ，灵柩往往被保存在北京以北沙河岸边的巩华。康熙皇帝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皇后逝世后都暂厝于此，直到景陵修建完工。乾隆时期 ，灵柩有时暂存于景山上的观德殿。当雍正皇帝决定在北京西南的一个地方修建自己的陵墓时 ，灵柩被暂厝于皂八里 ，这是离西陵不远的一个新的暂厝地。道光时期 ，离京城 100里的静安庄成为他的妃嫔们的灵柩的暂厝地。光绪时期 ，皇室的灵柩暂存于北京西郊的田村。
无论她们的去世是否入载《大清实录》，凡举行过葬礼的妃嫔在档案材料中都有记载。康熙皇帝的成妃育有一子 ，大量档案材料记述了她生病和 1740年 12月去世的情况 ，但是，《大清实录》对这些事情只字未提。《大清实录》对 1736年 9月 12日去世的宣妃也只字未提。
宣妃是康熙皇帝的妃子 ，是康熙皇帝的科尔沁表妹———顺治皇帝的一位妃子的兄弟的女儿。宣妃无儿无女 ，皇帝谕命二十三皇子诚贝勒允祁担任主祭。为皇帝或皇后举行的许多公开仪式都为宣妃举行了 ：诚贝勒和妻子身穿孝服 ，宣妃寝宫的婢女、太监和保姆也是如此。虽然诚贝勒没有剪掉发辫 ，但下人都遵循了吊丧这个惯例。宣妃的科尔沁亲戚也穿上了孝服。皇子、公主和宫里的下人均穿孝服祭奠 3日 ，在钦天监选定的时刻将灵柩移到暂厝地 ，然后入土安葬。宣妃去世后按惯例要吊丧 7日 ，现被压缩为 3日 ，所以在她去世一个月后举行了 “大祭 ”。不过 ，吊丧百日的风俗得到了遵守 ，供桌上每天都供奉着水果和点心。她的一周年忌日也按照习惯举行了纪念活动。
《大清实录》没有记载宣妃的葬礼。道士和僧人在葬礼上举行的宗教仪式也未记载。她的灵柩被盖严后 ，有一些喇嘛围着灵柩念陀罗经。道教的祭礼在内廷的一个祭坛举行。藏传佛教喇嘛在宣妃去世 1个月、100日和 1周年 ，都念经超度她的灵魂。在葬礼期间 ，这些时间点似乎是必须要念经的。
妃嫔的级别以及她是否生儿育女 ，决定着僧人的数量和念经的天数。雍正皇帝的一位无儿无女的贵人于 1760年去世后 ，有 20名僧人围棺念经 ，另有 40名藏传佛教喇嘛、24名禅宗僧人和 24名道士聚在一起诵经 7日。另外一位贵人于 1761年去世后 ， 40名藏传佛教喇嘛和 1位高僧为她念经 3日。一位贵妃于 1860年去世后 ，有108名藏传佛教喇嘛和 48名禅宗僧人为她诵经 35日，但第二年有位贵人去世 ，就只有 40名藏传佛教喇嘛和 24名禅宗僧人为她念经 14日。不过 ，随着清王朝的发展 ，所有级别的妃嫔葬礼都变得越来越精细。咸丰皇帝的妃无儿无女 ，1885年她去世以后 ，葬礼包括念经 70日，举办喂饿鬼仪式 ，装殓以后连续念经 2日。
作为皇室和宗室的家长 ，皇帝也关心皇子、公主、兄弟、宗亲和他们的家属的丧事。皇帝可以选择以公开的方式处理他们的丧事。当康熙皇帝的弟弟隆禧于 1679年去世后 ，他亲率众大臣到灵柩前祭奠和哭丧。虽然他没有亲自参加灵枢入葬仪式 (因为这 “对遗孀不太方便 ”)，但在灵柩入土前他亲往探视 ，入土以后又在坟墓前祭奠。
1765年乾隆皇帝的弟弟弘曕病重时 ，他把弘曕晋升为贝勒 ，期望愉快的心情能帮助弟弟早日康复。弘曕去世后 ，弘历降旨按照亲王的规格安葬之 ，并指派 1名皇子穿孝服 ，而他自己没有亲自参加葬礼。不过 ，弘历把这种有象征意义的姿态用到了他最喜欢的弘昼身上。弘昼病重时 ，弘历亲往探视 ，并派 1名御医前去诊治。但事与愿违 ，病未治好。弘昼去世以后 ，弘历亲自到灵柩前祭奠 ，指派 2名皇子穿孝服 ，赐银 1万两供支用 ，并委任诚贝勒率领一个治丧委员会操办丧事。
辈分大小是决定葬礼规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皇帝的感情会对实际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按照习惯 ，父亲不参加儿子的葬礼 ，毕竟先父母而死被认为是极端不孝的行为。当 1750年二十二岁的皇长子永璜夭折后 ，乾隆皇帝发布文告表示哀悼 (参阅第三章)。他追封永璜以亲王头衔 ，并谕命按亲王规格安葬永璜。由于他 “不忍心 ”按照习惯把永璜的尸体停放 3天就下葬 ，所以降旨停放 5天 ，宫廷事务在这 5天内一律停办。他每天都到灵柩前祭奠 ，最后还目送灵柩被抬出皇宫 ，移往暂厝地。当灵柩被移到静安庄的第二天 ，他亲自到暂厝地大厅祭奠。
婴儿、低级别妃嫔和王公家属的丧事一般都不入载《大清实录》，但是 ，内务府和宗人府为此采取的行动却能引起皇帝的关注。王公的妻子去世后 ，皇帝可能会赏赐银两用于操办丧事 ；妃嫔或儿童的死亡可能会使皇帝委派皇室成员担任主祭 ，举办一些仪式 ，如念经、祭奠饿鬼 ，以及前文述及的道教、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的一些私人仪式。正如前文指出的 ，皇帝可以而且常常命令内务府操办丧事。他还关注子孙后代的私事 ，即使在他们结婚和另立门户以后也不例外。当皇孙绵惠的母亲去世后 ，乾隆皇帝担心绵惠夫妇年纪太轻 ，不会操办这些私事 (当时绵惠 30岁)，遂指派内务府的一位官员操办丧事。
20世纪 20年代和 30年代北京出版的一些描写丧葬习俗的书揭示 ，宫廷的一些做法进入了京城的寻常百姓家。陀罗经被先是被高级大臣所使用 ，到晚清时期似乎已成为北京的一个丧葬习俗。 20世纪 30年代武田昌雄在关于满汉礼俗的书中写道 ，“每一个人”，“不论地位高低 ”，都在使用陀罗经被。有钱人家都雇藏传佛教喇嘛为死者诵经 ，或者雇喇嘛、道士及和尚参与葬礼。有学者指出 ，诵经活动以 3天为一轮 ，称为 “蓬经 ”。普通家庭或许只付得起诵一轮经的钱 ，而富裕家庭最多可为死者念 9轮 “蓬经 ”。
家庭祭祖
皇帝也举行家庭祭祖仪式。例如 ，光绪皇帝依次在咸丰皇帝的生母 (孝全成皇后 )和养母 (孝静成皇后)、咸丰皇帝 (文宗 )和同治皇帝 (穆宗 )的画像前上香祭奠。最后 ，他在咸丰皇帝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皇后的牌位前上香致祭。
私人祭祖仪式的几个方面是值得重视的。第一 ，这些祭礼不是在国家宗教中的一级祭祀场所 ———太庙举行的 ，也不是在供奉祖先牌位的非正式的 “家庭 ”祭祖场所 ———奉先殿举行的。正月初一在太庙和奉先殿举行的祭礼属于公开性质而非私人性质 ，是入载《大清实录》的。作为丧葬礼仪的一个部分 ，这些皇家祖庙供奉列位先皇和先后的牌位。皇室的正式祭祖仪式不把新近死亡的人排除在外 ，这与普通百姓的做法相同。
与作为集体祭祀中心的太庙和奉先殿不同 ，家庭祭祖场所在私人府邸内。在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各朝 ，圆明园的东佛堂里设有一个私人祭坛。在紫禁城内 ，主要的私人祭坛是养心殿的东佛堂。嘉庆皇帝薨逝后 ，他和皇后的牌位不但被供奉在养心殿的东佛堂 ，而且被供奉在奉三无私殿 ———他在圆明园的寝宫 ———的东佛堂。后来 ，供奉牌位的地方就更多了。咸丰皇帝生母孝全皇后的画像最初似乎悬挂于钟粹宫 ：她的儿子曾于 1854年正月初一来此宫上香祭拜。然后到了光绪朝 ，她的画像挂到了承乾宫 ，旁边是一尊佛像和供奉她牌位的神龛。咸丰皇帝养母孝静皇后的画像挂在毓庆宫。这两个宫都位于乾清宫以东 ，而咸丰皇帝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皇后的牌位被供奉在乾清宫西侧的建福宫。
在内廷的宫殿内祭拜特别敬爱的祖先的做法可能起源于清朝早期。我们知道 ，雍正皇帝在私人寝宫养心殿的东佛堂供奉着父亲和生母的牌位。雍正似乎还在父亲玄烨以前的王府中为玄烨立了牌位 ，这个牌位后来被移到福佑寺。档案材料显示 ，咸丰皇帝曾在乾清宫东暖阁的祖父仁宗皇帝画像前行祭礼。到光绪朝 ，这个东暖阁里供奉着咸丰和同治皇帝的画像 ，定期举行祭礼。
牌位和画像 (有时二者皆有 )都是内廷举行的私人祭礼的祭拜对象。在死者的灵柩等待入葬期间 ，被称为 “圣容 ”或 “御容 ”的画像似乎一直被挂起来受人祭奠。雍正皇帝入葬之前 ，他的画像被挂在他以前在雍和宫的寝宫里受人祭拜。在咸丰皇帝入葬前的数年间 ，每年最后几天他的画像都挂在乾清宫的东暖阁和寿皇殿受人祭拜。与此相似 ，同治皇帝入葬前 4年多的时间里 ，每年最后几天他的画像也挂出来受人祭奠。
在太庙和奉先殿 ，祖先牌位的位置是固定的 ，是围绕清王朝创始人努尔哈赤的牌位排列的。与此相反 ，私人祭礼重点祭拜的那些与当朝皇上关系最密切的先辈。受祭前辈的数量由当朝皇帝自己确定。虽然雍正皇帝似乎只在父母的牌位前祭拜 ，但乾隆皇帝在继续祭拜祖父母牌位的同时 ，也把自己父母的牌位供奉到了祭坛上。1820年嘉庆皇帝薨逝时 ，养心殿的东佛堂供奉着康熙、雍正及其后的皇帝与皇后的牌位。道光皇帝把康熙、雍正和他们的皇后的牌位移到了寿皇殿，养心殿东佛堂留下的是乾隆和嘉庆皇帝的牌位。这样一来 ，道光皇帝的家庭祭祀对象就仅限于他的父亲和祖父。同治和光绪皇帝祭祖计划表未提及祭拜三代以上祖先画像之事。
作为葬礼的一部分 ，宫廷造办处会制作先皇、先后和继承人生母的牌位 ，供奉在这些殿堂的神龛中。新皇帝的祖父母的牌位将被移到寿皇殿或圆明园安佑宫的画像前供奉。画像、刻有谥号的玉册和玉宝 ，以及大行皇帝的实录似乎也被供奉在盛京。咸丰皇帝的情况有些特殊 ，他的画像最后被从乾清宫移至承德避暑山庄———他是在那里逝世的。
皇室的家庭祭祖仪式与老百姓更重视新近死亡者的习俗大体相似 ，不过 ，这些私人仪式有意识地选择一些特别喜欢的祖先而忽略另外一些祖先 ，从而与民间的做法又有所不同。例如 ，雍正皇帝在私人祭坛上供奉着自己生母的牌位 ，而未供奉康熙皇帝前三位皇后的牌位。与此相似 ，当他的儿子登基后在东佛堂供奉父亲和生母的牌位时 ，也未顾及他父亲的第一位皇后。光绪皇帝在举行私人祭礼时 ，也未祭拜道光皇帝和他的前两位皇后 ，但祭拜对象中却包括道光皇帝的第三位皇后和一位妃嫔。皇帝和后妃也举行公开仪式和私人仪式纪念先皇和先后的忌日。私人仪式甚至在棺椁正式入葬之前就开始了 ，例如 ，同治皇帝在父亲文宗的画像前上香纪念他逝世 3周年 ，尽管文宗是次年正式入葬的。在宫里 ，画像、牌位或其他象征性的物品前都要上香。
凡是祖先的忌日 ，都要举行公开仪式和私人仪式予以纪念 ，但是 ，纪念生日似乎是由个人选择的一件事情 ，且其纪念仪式一直在演变中。我们知道生日纪念仪式发生演变的一些情况 ，因为年轻的乾隆皇帝在 1736年曾要求检视以前的先例。显然 ，纪念生日是 1723年由雍正皇帝开始的 ，那年他下令在父亲和生母孝恭皇后生日时在奉先殿的后堂点香纪念。乾隆皇帝降旨说 ，自此以后所有先皇 (从努尔哈赤到他父亲 )的生日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他还取消了为孝恭皇后举行的纪念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