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諱言，這組作品的缺點也很明顯。清人沈德潛在《説詩晬語》中議論歷代詠史詩時説：“後人粘著一事，明白斷案，此史論也，非詩格也，至胡曾絶句百篇，尤為墮入惡道。”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頁。對胡曾以來的詠史傳統，直接斷為“史論”而非“詩格”，觀點雖顯偏激，卻説出了一個重要事實。史論意識强行貫注於詩歌形式之中，多少會對詩歌藝術本身所追求的言辭之美有所損傷，所謂“雖著議論，無雋永之味，又似史贊一派，俱非詩也”袁枚《隨園詩話》卷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頁。劉克莊的雜詠詩雖已儘力於“可諷味”的追求，卻仍擺脱不了“無雋永之味”的現實。某些作品不僅質木無文，而且在構思上也並不成功，已是純然一篇有韻史贊而已了。
總之，不管是這組詩歌所取得的成績，還是存在的缺失，其本質都是濃厚的史學意識滲透文學所導致的。作為一個飽讀史書且具有獨立史學見解的學者，同時又作為一個深刻認識到詩歌語言獨特性的詩人，劉克莊花較大精力專意於五言詠史組詩的創作，既是對詩歌語言包藴能力的一種拓展與測試，也是對自我史斷能力的全面審視與檢驗。應該説，深厚的史學背景與强烈的表達興趣，是促成劉克莊創作這組作品的先決條件與内在動因，沒有他個人對歷史的感悟，就不會有這樣集中的詠史組詩出現。在晚年，劉克莊曾將多首被剔除過的此類詠史少作納入詩集之中詩集卷四七所收《曹孟德》、《孫伯符》、《劉玄德》諸詩均標明為“少作”。，這一舉動或許意味著他對這類作品意義與價值的再發現，也似乎象徵著他對史學與詩學碰撞結晶的備加珍惜。
二、使事用典與詩文風格
以今日文學樣式觀之，劉克莊的文學創作主要有詩、詞、賦、四六、古文五類，五者各有成就，也各有不同的審美追求，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在劉克莊筆下此五者在用筆趣味上卻有一個十分突出的共同點，即都充滿故實，都有非常明顯的使事用典痕跡。這可以説恰是劉克莊深厚的史學修養所鑄就的詩、詞、文趣味趨同。
詩文的使事用典，是中國古典文學極具特色的傳統，其發展歷史悠久，美學效果顯著，對中國古典詩文言少意多、淵雅含蓄的群體風格產生了重要影響。自漢魏以來，使事用典即備受文人青睞，特别是到了宋代，在普遍的人文旨趣與書卷精神影響下，這一傳統得到了空前的弘揚。其時詩中的蘇黃、詞中的蘇辛，無不是用典高手，幾可謂登峰造極。至於古文中史實的引證排比、四六中典故的雕琢融化，其所擅用者，亦是比比皆是。劉克莊在其詩文中大掉書袋，用典的水平雖然趕不上蘇黃、蘇辛，卻也是宋代文壇中驅使典故的高手，絶非一般文士可比，這顯然得益於其史學知識的豐富儲備。概括來説，閎洽的史才帶來了其詩文使事用典的四個主要特點，即廣、僻、密、切。
所謂“廣”，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典故來源廣，經史子集自不必説，就史書一項也包括正史、雜史、傳説、筆記等各類典籍。如《冬夜讀幾案間雜書得六言二十首》之六曰：“舉世盡兄孔方，無人敢卿五郎。客喜大夫糞苦，奴誇太尉足香。”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59頁。下文所引均據此版，隨文出注。總共纔四句，卻句句有典。第一句語出魯褒《錢神論》，第二句出《新唐書·宋璟傳》，第三句又用《舊唐書·酷吏傳》郭霸事，第四句出蘇軾《仇池筆記》，正史與筆記交用。二是使用文體廣，詩、詞、文、賦、四六各體均用也不必説，就詩之一項，他在不適合用典的五律中，也常常編排典實於其中，以致於獲得了“飽滿四靈，用事冗塞”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匯評》卷四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1頁。的惡評。如卷一八《林貢士哀詩》：“秋賦空高薦，春官輒報聞。坡公遺李廌，郃輩愧劉蕡。鐵硯三升墨，銀袍四尺墳。自言陰鷙遠，鶴表會干雲。”（《全宋詩》第36381頁）事典、語典充斥五律之中，雖然用得尚不太生澀，卻已盡失五律清麗傳統。
與之相應，由於用典範圍廣，也就帶來了用典之“僻”。所謂僻典，至少包括三種情況：一是正統經史之中常人較少涉及的一些細節、故實；二是儒家經史之外的典故，如佛道典藏、説部書籍之中的故事等；三是多數本朝故事，它們尚未成為經典，流傳時間較短，接受範圍比較有限，所以也可算“僻典”一類。本來詩文用典是要講究生熟相佐的，不能一味用陳詞濫調，也不可太過生澀，二者相濟纔能既有“陌生化”帶來的審美快感，又不至於太妨礙讀者的閱讀接受。劉克莊在詩文中屢用僻典，這僅從詩歌中常常出現的“自注”即可看出。如卷七《即事四首》“野人只識羹芹美，相國安知食筍甘”（《全宋詩》第36243頁），自注：“富鄭公事。”此事出《邵氏聞見前錄》卷一八，為本朝故事；卷三六《食早荔七首》“帝憫此翁顏色老，即家除拜荔支仙”（《全宋詩》第36601頁），自注：“《列仙傳》有荔支仙人。”出自經史之外的傳奇子書；卷四五《衛生一首》“寄聲禽大休輕出，莫向荒山點水濱”（《全宋詩》第36705頁），自注：“出東坡《艾子》。”典源不僅是雜記，還是本朝雜記；卷四六《先識一首》“蚊蝱縱使皆成佛，雞犬何修得上天”（《全宋詩》第36723頁），自注：“出《圓覺》。”即是用佛經故事。如此等等，俯仰皆是。其所未注明者，又倍勝於此。屢用僻典，主要是一種特殊審美趣味的驅使，同時又是其史學知識富贍的表現。
廣、僻之外，典故排列密集也是劉克莊博洽的史才帶來的詩文用典特點。典故之密，可能造成兩種相反的審美效果，用得恰到好處可讓人應接不暇，精彩紛呈；用得不好，則讓句子變得晦澀、宂沓。劉克莊的詩詞之中，密集用典的成功案例不少，失敗的例子也很多，但總體來説，這樣的鋪排多少有點難以融化的味道，並未得到後世的肯定。如《漢宮春·陳尚書生日》：
公似寒梅，向層冰積雪，越樣清奇。仙溪前輩相望，可比方誰。百篇剴切，似君謨、又似當時。更正簡，相君顓面，崇清老子龐眉。未可卷懷袖手，續平泉莊記，綠野堂詩。苦言譬如食欖，回味方思。嗣皇訪落，怪鶴書、直恁來遲。煩借問，二童一馬，幾時入尉瞻儀。（《後村詞箋注》第232頁）
該詞為賀壽之作，起句清麗，上片後半段以問句“可比方誰”領起，連列四個興化名人相比，即蔡襄（君謨）、陳次升（當時）、葉顒（正簡）、陳讜（崇清）。下片再以李德裕、裴度、司馬光等人的事典、語典交相鋪排。此詞用典既僻又密，特别是上片，雖就贈賀對象而言，疊用本朝本地典故極為貼切，但就一般閱讀效果來説並不佳。另如卷四六《雜詠一首》：“晴是羲和喜，陰是嫦娥妒。暖是青帝來，涼是赤熛去。災是旄頭出，祥是奎星聚。雷是阿香嗔，濤是靈胥怒。”（《全宋詩》第36724頁）直以代名詞排列，一句一典，也並不成功，或許只是劉克莊對詩歌語言慣用模式的故意“挑釁”。另外，竊以為錢鍾書《宋詩選注》裏説劉克莊“事先把搜集的典故成語分門别類做好了些對偶，題目一到手就馬上拼湊成篇”，①主要也是針對這樣一種過於密集排比事偶的情況而論，密集而不化，是為堆砌。
如果説以上三點之中，更多的是充盈的史料儲備貫注文學而帶來的消極影響，那麽其積極影響則表現為用典的“切”。典故的使用，要達到其所追求的審美效果，並不在多少與疏密，只要能切當，就各得好處。這自然是文人們所深知的，但並不容易達到。因為“切”其實要建立在“廣”之上，優裕的學養纔是達到用典貼切的重要基礎。由於劉克莊熟悉史料，所以他總是能夠找到最佳的故實剪裁運用，貼切地喻今事於古事之中，最為成功地發揮典故作為凝煉藝術符號的功用。劉克莊詩歌用典之切，韋居安《梅礀詩話》曾有所評析，他對劉克莊《即事》“辛苦謀身無甕算，殷勤娛耳有瓶笙”、《七十四吟》“生慚族老封高尚，死慕先賢諡醉吟”、《觀元祐黨籍碑》“稍寬末後因奎宿，暫僕中間為彗星”三聯詩句，進行了詳細解讀，認為其用典“尤的”韋居安《梅礀詩話》卷中、卷下，宛委别藏本。景紅錄《劉克莊詩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206頁）對此三則材料已有所説明，故此處從略。，結論是真實可信的。
在駢文與古文的寫作中，劉克莊也善於用典。不必另尋它例，我們僅以上海圖書館藏楊廉所評劉克莊文拈出一二即可窺知下文所引楊廉評語均參侯體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復旦大學，2010年博士論文）附錄三《上海圖書館藏明楊廉評點劉克莊文全錄》。
如《謝宣召入院表》云：
始雖忤旨而弗容，終乃棄瑕而復用。修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軾侍禁廷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經憂患則其慮長。遂居邃嚴，以備顧問。（《全宋文》第327册，第222頁）
這裏運用歐陽修與蘇軾之事，不僅能緊扣題目，而且引事既是闡述前一句“始雖忤旨而弗容，終乃棄瑕而復用”之意，又恰引出“加歲月則其文老，經憂患則其慮長”之歎，渾然一體，十分切當。故而楊廉評云：“引用甚切，雖本朝人亦何害為故事哉？名言，名言。”
又如《福清院創大參陳公生祠記》一段：
公之建是言也，非私其邑之人也，儒者家法然也。齊設衡麓舟鮫之官，以籠山海藪澤之利，姑尤聊攝之人群起而詛；尹鐸為邑，減其户租，晉陽之人卒懷其惠。衆之為是祠也，非私公之賜也，民之秉彝然也。（《全宋文》第330册，第233頁）
此文叙述陳貴誼為福清免賦之請，而受到了福清民衆的擁戴，並為之創生祠。劉克莊認為陳的行為是“儒者家法然也”，而民衆為祠，則是“民之秉彝然也”。中間以“齊設衡麓舟鮫之官”為反例，“尹鐸為邑”為正例，恰到好處地對論點進行了闡述，所以楊廉評其“引證得是”。在評點《陳孺人墓志銘》時，楊廉又云：“後村墓文，叙事之外引證古事，篇篇如此，此皆筆力思致有餘，所謂賈予餘勇者也。視韓、柳、歐、蘇，青出於藍，後人亦難乎措手矣。”這也是對其善於貼切用事而達到的古文藝術水平所表示的肯定。
毫無疑問，正是劉克莊深厚的史學功底，纔能讓他在詩文創作中驅使典故如信手拈來且左右逢源。倘若沒有對史料的爛熟於心，而僅是在類書中徘徊尋覓，顯然是不可能有此表現的。詩文用典的貼切，同時帶來了用典之“奇”。楊廉在評點劉克莊《題丘攀桂月林圖》“夫題品泉石，模寫景物，惟實故切，惟切故奇”之句時云：“‘惟切故奇’，此後村詩法也。”可謂慧眼獨具。所謂“奇”，當然可以理解為其用典精切而帶來的出人意料的效果。劉克莊在詩歌中追求“的對”，其實就是“惟切故奇”的一種表現。我在分析他的六言詩“事偶尤精”葉寘《愛日齋叢鈔》卷三云：“今後村集中多六言，事偶尤精，近代詩家所難也。”時，曾舉一例云：
如卷四八《又六言二首》：“驪女逐金玦子，玉環養錦繃兒。”從用事内容來看，出句用春秋時晉太子申生被驪姬所逐事，對句用明皇時楊貴妃通安祿山事，兩事都與其時所認為的“紅顏禍水”相關。而從語言對偶來看，人名對人名、動詞對動詞、代稱對代稱自不必説，單一個字一個字看來都是對得工整的，“驪”本為姓氏，然此字時有通“麗”字用，這就給讀者直觀上有富貴華麗的感覺了；而對句用“玉”字，也是高貴的物品。再，“金”對“錦”一為修飾金屬之貴者，一為修飾布匹之貴者。又“玦”對“繃”金屬對布匹也不必説，“玦”有訣别的内涵，“繃”則有綁在一起的意思，兩者在這點上也相對。“金玦子”與“錦繃兒”都是指代性的名詞，其中事相對、字相對，千挑萬選也不一定有這麽相配的名詞對，而劉克莊則信手拈來，天然自成，難得之極。侯體健《劉克莊六言詩初探》，《中國詩學》第11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頁。
這種例子在劉克莊的詩文中，特别是晚年詩作中，是比較多的。他所謂的“的對”，絶不是一般性的對偶工整，而是在用典精切基礎上的巧對，因切而求奇。在《後村詩話》中，他説自己十分喜歡杜牧的《憶李給事》詩，理由則是“妙於用事，緱、犬借對尤工”（《後村詩話》，第46頁）。他又於其間極力搜羅陸游文集中的工切對偶，並云“古人好對偶，被放翁用盡”，評之為“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後村詩話》，第30-31頁）。同時，他還指出“放翁，學力也”（《後村詩話》，第33頁）意即陸游詩歌能夠有所成就，或者更為坐實地説，能夠做出如此工切之對，乃在其學力耳。這無疑也是他自己的努力方向。
在《後村詩話》中，劉克莊不僅對陸游的對仗功夫佩服之至，而且對李壁詩歌中的“的對”現象也特别拈出評議（見《後村詩話》第130頁）。此二人都是極具史學功底者，都曾入館修史，他們的史學知識無疑極為豐富，又都是兼史學與詩學於一身的文人。這應該不是巧合而已，恰可從一個側面看出史學修養與用典的切之間的微妙關係。
關於劉克莊詩文的使事用典，我們其實還可以進行更詳盡的評述。比如，就用事方法來看，陳繹曾《文章歐冶·漢賦譜》總結了十三種，胡應麟《詩藪》則僅從杜詩“人名用事”就列出了八類。不管是十三種還是八種，我們全部都能從劉克莊的詩文中找到精彩的例子加以闡發，説它們“鍛煉精奇，含蓄深遠”胡應麟評杜甫用人名事語。見《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頁。亦不為過。而用典方法的千變萬化，實際上也是建立在對史料的熟悉基礎上，依然脱離不了劉克莊深厚的史學背景。為避瑣碎，這裏就不展開了。
總之，在劉克莊的詩文之中，使事用典成為其重要特點。僅詩歌而言，我們曾在分析他的唱和詩後，認為劉克莊晚年已回歸元祐詩風。而這在用事上，同樣表現得極為明顯，他的晚年詩作可謂變本加厲地發揮了元祐——江西一脈“以才學為詩”的特色。這裏所謂“才學”，史學在其中佔據了主要内容，在這個意義上來説，劉克莊的史學背景的確影響了其詩文風格的形成，而他在詩文之中故意展示事偶也帶來了作品的繁冗、枯澀甚至呆滯等缺點。錢鍾書説“清代詩人像趙翼等的風格，常使讀者想起《後村居士詩集》來”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頁。，這並不是巧合，恰在於二人都是兼具史家身份的文學家，詩作都有史學滲透文學的痕跡在。不過，劉克莊詩文中廣、僻、密、切的用典表現，與其説是因創作需要而特加搜羅的，毋寧説是其史學積累、學問充積的必然結果，是史學修養在文學創作中的自然呈現。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