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抬送嫁妆为苦力劳动，此项工作却常常由专人垄断，他人不可随意从事。如安徽休宁吴氏宗族规定：抬送嫁妆“古例以汪和受汪家数业相传，令其抬橱。近年又添出汪法、汪新发亦得汪家数业，亦应责在抬橱。今议汪和子孙抬一头，汪法、汪新发两人子孙轮流抬一头，各家一体唤用。如有两张橱者，则三人共抬，少者听本家另唤一人”②（“休宁吴葆和堂庄仆条规”，转引自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１３７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可见当地抬送嫁妆由汪氏一姓中的某些宗支承担并垄断，他人不得参与，吴氏宗族对于汪氏的这种垄断不仅予以承认，而且为其内部的职业纷争进行调和，更加肯定了汪氏对于抬送嫁妆的垄断地位。扛夫工钱虽不高，但可以得到额外的犒赏，有时候赏钱大大高于工钱，如浙江嘉禾地区“凡抬奁物者，谓之‘行人’，过山过桥，送亲者必犒以红包钱数文”，如果路途多经山桥，扛夫收入不薄。③（参见《嘉禾县图志》卷九，《礼俗》，民国二十七年刻本） 另外，对于由女家请来抬送妆奁的人，男家也要给予犒赏，如锦县将女家送妆之人称为“新亲”，“以钱赉舁送者”①（《锦县志略》卷一七，《礼俗》，民国九年铅印本）；息烽一带男家对送妆人也要“多给喜封”②（《息烽县志》１９６５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５１１页）；辽宁海城“舁送者赉以资”，谓之“赏钱”③（《海城县志》１９３７年铅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６６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浙江双林镇则有所谓“四道犒”的讲究，“曰到门、待茶、待筵、妆嫁”，每一道的赏钱约五六百文，各家多寡不等，“俱赏乐工及下人”④（《双林镇志》卷一五，《风俗》，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此外，扛夫抬送不同的物品，得到的薪酬亦不同，如江苏仪征，“捧奁簿者受上赏，若团圆镜、百年箕帚、百子桷以下，则赏有等杀焉”⑤（《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８册，《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９２１页）。根据所抬物品在嫁妆中的重要性而领取高低不等的赏钱。由于不同家庭给予的赏钱不等，扛夫或“因此而论多寡焉”⑥（《德清县新志》卷二，《舆地略·风俗》，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为避免因争索赏钱而在婚礼中发生纠纷，破坏了婚礼喜悦和美的气氛，多数家庭都会从厚赏赐，在一定程度上又提高了扛夫之所得。
扛夫酬劳的支付因各地习俗而不同，有为男家支付者，也有为女家支付者，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男家支付的情况多于女家。届期，男家雇佣扛夫前往女家将嫁妆抬回，如直隶新河“男家遣人抬妆奁，俗称‘拉嫁妆’”⑦（《新河县志》第四册，《风土考》，民国十八年铅印本）；贵州息烽一带，由四川、云南迁徙而来的百姓，“多由男家雇人往抬”嫁妆。⑧（参见《息烽县志》１９６５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５１１页） 也有女家雇佣扛夫，男家支付费用的，如杭州习俗，嫁妆的“扎缚扛抬由搭应埠夫承值”，女家需要“埠夫抬力若干”，即开单与男家照发，“男家开销视妆奁之大小为定”，妆奁越多需要的扛夫越多，男家开销越大。①（参见范祖述：《杭俗遗风》，６２页） 富家由于妆奁丰厚，“有需扛夫百余名者”②（《全县志》第二编，《社会·风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甚至“舁者动以千百计”③（《醴陵县志》卷四，《礼俗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扛夫之值于男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一些地方男家出于简便，在为女家送“催妆”礼时，即让所用夫役将妆奁抬回，以节省资费，如四川阆中，婚礼“先一日，备桌数张或十数张，凡首饰及衣裙等物分类陈列，豚酒、香烛、喜果毕具，着人舁之以行，送之女家，谓之“纳采”。女家妆奁亦仍用原桌舁归，设之新房”④（《阆中县志》卷一一，《风俗志》，民国十五年石印本）； 贵州定番亦于婚期前一日举行“过礼”，“女家在同日同时，即回送一切衣服、床榻、桌凳、盆、椅等应有尽有的物品，摆列原盒中，仍由原来挑夫抬回男家”⑤（《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民国间抄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来宾县志》上篇，《人民·风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卷，６６７页）；广西来宾，“女家仪物如装奁等，悉数因婿家来使，随鼓乐仪仗舁返”⑥（）。两项仪式合用一班夫役，在金钱和程序上都是一种简省。
也有女家支付扛夫费用的。贵州息烽由四川、云南迁来的居民，嫁妆由男家雇人抬送，而“迁住是间多代者，则由女家雇工送于男家”⑦（《息烽县志》１９６５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５１１页）；《海龙县志》中也有女家雇佣扛夫的记载：“女家雇人将各妆奁包封舁送男家”⑧（《海龙县志》卷一四，《礼俗》，１９３７年铅印本）。但是，女家雇佣扛夫，或者说由女家支付扛夫费用的记载大大少于男家。
扛夫之外，抬送嫁妆时，还要有一人负责指挥装抬、前后照料，以保证妆奁万无一失地送达男家，此类人的称谓各地有所不同，如南川抬送妆奁时，“一人监之，谓之‘押礼’”①（《南川县志》卷五，《嘉礼》，民国二十年铅印本）；万全女家“约男客二人伴送”嫁妆，谓之“押嫁妆者”②（《万全县志》卷九，《礼俗志·民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杭州抬送妆奁“在路上均有管家照料”，管家不仅要沿途照料妆奁，“至门之时，其立台等，均由管家亲自肩挑而进”③（范祖述：《杭俗遗风》，６２页）。京城送嫁妆时，“蛮娘”必不可少，《都门杂咏》记载：“婚嫁几家忙，迎妆更送妆，江南风俗异，更与问蛮娘。”其注云：“嫁女之家，亲友随奁物至婿家，名‘送妆’，婿家迎之，名‘迎妆’。又有专习南礼之女媪，名‘老蛮’。” 原来，“蛮娘”系熟悉各项婚嫁礼节的妇女，专责沿途照料妆奁，打点礼节事宜。④（参见《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１３册，《北平风俗类征》，１３１页）
除扛夫、管家等人外，女家往往还要派一些亲友跟随嫁妆到达男家，帮助陈设妆奁，即“铺床”（或“铺房”）。杭州女家送奁人到达男家后要“挂帐幔，铺设房奁器具、珠宝首饰动用等物。以至亲压铺房备礼，前来暖房，又以亲信妇人与从嫁女使看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须待新人入，方敢纵步往来”⑤（《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９册，《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四，９６６页）。镇江西石城，嫁妆送到后，“夫妇偕老者数人为陈之婿室，室中预设七星灯一座（脚盆略盛薄水浮一小盆列置灯草七茎注豆油燃之），凡物皆过焉（俗谓灯能照破不祥）。傅姆（俗云伴娘）与其家双全老妇为衽衾褥，择父母俱存之男童伴婚者宿焉（必男童者谓新妇至必生男也），谓之压床”⑥（《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３０册，《西石城风俗志》，３页）。一些地方还有“开箱”之俗，即在夫家亲友面前将妆奁箱打开验看，开箱者一般也由女家亲友担任：“女家送嫁奁至男家，请尊长人开奁，祝以福寿多男数语。开箱时，即于箱内取花巾一幅挂开箱者肩上以酬之。相劝饮为乐。”有竹枝词反映嫁妆之盛与开箱之仪①（参见《武鸣县志》卷三，《风俗》，民国四年刻本）：
百辆将来锦段鲜，画堂箫鼓正喧阗。开箱未毕多男祝，一幅花巾早挂肩。
抬送嫁妆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仪节和讲究，比如浙江西石城风俗，媒人去女家取奁具时应走的道路、女家接待方式、何种嫁妆由何人如何抬送都有定例：“媒氏如女家取奁具（上村应走何路均有定例）。女家迎入，各以汤圆四礼之，择全福妇人数辈（谓夫妇偕老有子孙者）为陈。奁物既具，从者舁以行，橱则以轿夫四人轮舁之，余如箱与杌子地板（床前搭板也，郡城男家连床购之，乡俗男家仅置一床，搭板必女家办也）诸物，则皆二人舁之。被褥帐枕及帐檐帐钩等事，陈设之抽屉棹上（被褥帐子及枕头内均置红鸭蛋数枚），烛台灯台茶酒壶茶酒杯木亮子面盆等，则以脚盆盛之，箱橱锁匙帐杆竹团圆镜必媒氏持焉。”②（《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３０册，《西石城风俗志》，３页） 嫁妆的抬送表面上是以女家为主体，实际是由男女两家共同完成的婚礼中的一项重要程序。
６谢奁
嫁妆送至男家后，一些地方还有“谢奁”之俗。“谢奁”，也称为“谢妆”、“谢针黹”等，是新婿对于女家所赠妆奁表示感谢的仪式。清代，各地“谢奁”的时间不一，有为婚前一日（妆奁送到男家后），有为婚礼后之二三日。如《沈阳县志》记载，奉天一带于婚前一日“女氏陈奁婿室；婿往女家拜于堂，谓之“谢壮（妆）”③（《沈阳县志》卷一一，《礼俗》，民国六年铅印本）； 《桦川县志》载，婚前一日，妆奁送至男家安排妥当，“婿亲往岳家拜谢女父母，名之曰‘谢针线’”④（《桦川县志》民国十七年铅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４７６页）；《米脂县志》载，婚礼后第三天，男家“备礼物酬装奁，曰‘谢针黹’”①（《米脂县志》１９４４年铅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９８页）； 《崇仁县志》，“明日，新婿往叩妻父母，并馈酒筵，最丰厚者席费万钱有余，名曰‘谢奁’”②（《崇仁县志》卷一，《风俗》，同治十二年刻本）。“谢奁”时，男家要写具“谢帖”，由新郎出名。杭州谢帖“用小礼加金笺一，上写一嘉字”③（范祖述：《杭俗遗风》，６２页）。
清代，出于节省花费及地方风俗等方面的原因，许多地方在婚礼中省却了“亲迎”一节，则整个婚姻缔结过程中，男女两家的往来都是以岳父母及公婆的名义进行的，比如“问名”、“纳采”、“请期”等仪式的文书中，都以男女双方父家长出名（如父亲亡故，则由兄长或家庭中的其他长辈出名），而“谢帖”是婚礼中首次以新婿出名的文书。这一方面表现出，此时新婿与岳家的关系已经完全确立，无需再由其父母代为沟通；另一方面，嫁妆是女家馈赠给新婚夫妇所组建之小家庭的礼物，而非赠送给男方的大家庭，再由男方家长出名谢奁显然是不妥的，只有新婿本人出名书写“谢帖”，并亲自前往女家完成“谢奁”仪式才符合其中的道理。
新婿对于女家的馈赠表示感谢，本属人之常情，但此举无疑又为已经繁琐不堪的婚礼增添了礼节繁费，许多人家因而不行此礼。如奉天在婚前一日女家妆奁送至，“婿有于是日往女家拜于堂上者，谓之‘谢妆’。然行之者少，多于成婚之日行之于家”①（《奉天通志》卷九八，《礼俗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锦县“诗礼之家于过妆、拜堂后，亦有婿往女家行谢妆、谢亲之礼者”，普通百姓则不行。②（参见《锦县志略》卷一七，《礼俗》，民国九年铅印本） 因此，“谢奁”之礼常常被省却、与其他礼仪合并一处或相互替代。福建上杭风俗，于新妇三日庙见、拜见舅姑及家长后，“女家即邀婿女归，并邀婿之父，次日复邀婿之母，皆专席致敬”。此为婚礼中的“回门”，但由于其“烦琐而靡”，贫乏者不能行之。清代渐改为由男家“请妇之父母，称为‘谢奁’”，将“回门”与“谢奁”两个仪式合而为一。③（参见《上杭县志》乾隆二十五年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１３３３页） 北京地区，“奁具既入门，婿往女家拜于堂”，称为“谢奁”。根据《北平风俗类征》的记载，此举本为“亲迎”，即男家收到妆奁后前往迎娶新娘，“而今讹为‘谢奁’也”④（《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１３册，《北平风俗类征》，１３８页）。这是将“亲迎”与“谢奁”合而为一。与此类似的还有黑龙江地区的汉人婚礼，“男家于期日，新郎率彩舆游街，鼓吹列仗，谓之‘演轿’，并至女家行谢嫁妆礼”。新郎在婚礼当天率领迎亲队伍及喜轿游街之后前往女家，名为“行谢嫁妆礼”，实为“亲迎”①（《黑龙江志稿》卷六，《地理志·风俗》，民国二十二年黑龙江通志局铅印本）。总之，女家将筹备好的嫁妆通过一定的仪式抬送至男家，并且安置铺陈妥当，完成了女家在婚礼中最为重要的任务，至于婚礼中的其他各项程序，都是以男家为主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