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舆高照娶新娘，草草先催过嫁妆。道是亲家相隔远，莫教媒灼（妁）两头忙。④（《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２７册，《扬州西山小志》，１０４页）
以上扬州歌谣即反映了当地嫁妆要在婚礼前期发送的风俗。从地方志及各地风土志的记载来看，先期抬送嫁妆的地方在清代占到多数，除上文提到地方外，还有浙江萧山“结婚前数日，女家将所嫁之床桌器具箱笼被褥等等，送至男家，名曰发行嫁”⑤（《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９册，《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四，１０１６页）；江苏仪征“婚前几日，女家铺房”①（《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８册，《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９２１页）；江苏海虞“有所谓迎娶者，则于先一日运送装奁，曰铺装”②（《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３２册，《海虞风俗记》卷三，７３页）；南京“喜期前一日，女家将应有之奁具，丰简视家之有无，使挑夫（俗称马头）送之男宅，由伴娘为之铺设”③（《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８册，《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８３６页）；镇江西石城“婚期前一日，男家陈妇轿堂中（俗名喜轿，皆租用，其轿夫及执事均预派定），食媒氏菜用素八品或六品，从者（即轿夫等人）与焉。既食，随媒氏如女家取奁具”④（《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３０册，《西石城风俗志·婚姻》，３页）；黑龙江地区，“婚期前一日，女家送奁具”⑤（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１９９３页）；八旗婚嫁制度亦规定，奁具要“先数日”送至男家⑥（参见上书，１９９０页）；等等。从东北到江南都有先期发送嫁妆之俗，可见这一习俗在清代比较普遍。
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为随轿（舆）发送妆奁，即在成婚当日，妆奁跟随新妇彩轿（舆）之后，与新妇同时到达男家。如广西容县，迎娶新妇时，“婿辞出，女轿随之，妆奁又随之”，排列出新婿、新妇、嫁妆的先后顺序⑦（参见《容县志》卷四，《舆地志·风俗》，光绪二十三年刻本）；四川仪陇，“俟新人入轿，鼓吹交作而去，装奁随之”，也是嫁妆跟随轿后送往男家⑧（参见《仪陇县志》卷二，《舆地志·风俗》，同治十年刻本）；安徽蒙城起嫁时，“响手在前，嫁妆在后”，新妇乘喜轿居响手与嫁妆之间，与嫁妆同时到达男家⑨（参见侯定国：《蒙城婚嫁礼俗漫谈》，载《漆园古今》第二辑）；前文徐珂在静安寺看到的送嫁妆场景也大致是这个布局：迎妇彩舆“前导者，灯二、炬二、乐人四；后从者，舁夫四”，舁夫所抬即是嫁妆了。（参见徐珂：《仲可随笔》，４２页）
清代，个别地方为成婚次日发送妆奁，如甘肃山丹“亦有亲迎次日送妆奁者”①（《山丹县志》卷九，《食货·风俗》，光绪十五年刻本）；直隶平山“次日，女见舅姑，并诣祖茔展拜，女家送妆奁”②（《平山县志》咸丰四年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１２９ 页），但都属于极少数情形，此处略不讨论。
发送嫁妆时间的早晚，除各地风俗的差异外，还与地域、家庭贫富等因素有关。
从空间因素来看，缔姻双方家庭距离的远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抬送嫁妆的时间。一种情况是，由于男女两家相距遥远，相较于距离近的家庭而言，女家尤需先期发送奁具，方能在新妇到达之前将妆奁在新房之内安置妥当，如浙江双林镇，当地习俗为“婚日或前一日，女家送妆奁”，但是“远村则早一二日”发送③（参见《双林镇志》卷一五，《风俗》，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福建安溪亦为“近者随送，远者先期送”④（《安溪县志》卷四，《礼制》，乾隆二十二年刻本），都是出于此种考虑。而另一种情况为，道途遥远为举行婚礼造成诸多不便，如果女家先运送一次妆奁，再将新妇送往男家，不仅繁琐，而且耗费了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一些地方近途者嫁妆先期发送，远途者往往随轿发送。如广西来宾，“婚家、女家同居县城者”，于婚期之先一日，“女家仪物如装奁等，悉数因婿家来使，随鼓乐仪仗舁返”，两家相距远者，“先一日彩舆随仪物俱往女家，装奁随女俱来”⑤（《来宾县志》上篇《人民·风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贵州思南府，“城中女家，于未嫁前一日，押送妆奁到婿家陈设，为女挂帐而归；乡村道里辽远者，则随彩舆以往”⑥（《思南府续志》１９６５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４５７页）。从家庭的贫富因素来看，嫁妆不在婚日发送，而提前送至男家，体现出抬送嫁妆仪式的隆重，也就是说，只有陪嫁物品具有一定规模的时候，才能达到先期发送的规格。临期，女家仪式性地将嫁妆抬往男家，或男家遣舁夫及鼓乐前往女家迎取妆奁（详见下文嫁妆的发送），将十余抬乃至数十抬、上百抬的嫁妆运至男家，并将各类嫁妆铺设整齐，以待新妇“来归”，所谓的“女家富厚者，前期送妆奁”就是这个含义了①（参见《定兴县志》卷一三，《风土志》，光绪十六年刻本）。至于贫家，只有寥寥数件妆奁，无需舁夫扛抬、提前安设，自然也没有隆重的“过嫁妆”仪式，如天津，嫁妆“最次者，则仅备女子常用之物若干件而已，不遣人送”②（《天津志略》第一编第十一章，《礼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万全“妆奁有若无者，则不另举行，在结婚日，随时皆可办理也”③（《万全县志》卷九，《礼俗志·民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先期运送妆奁之礼在中下层社会渐至废除，“前期送妆奁，亦如张陈其室，然多不能如礼”④（《三原县新志》光绪六年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３１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嫁妆只跟随新妇轿（舆） 之后，甚至在婚礼次日送往男家。基于以上原因，许多地方形成“奁具丰者先期送，薄者即夕行”的习俗，各家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妆奁的丰俭灵活地选取抬送时间，如北京婚礼“前一日，女家请男宾四人、六人或八人送妆，男家亦请人迎妆……然近亦有于迎娶日送妆者”⑤（《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１３册，《北平风俗类征》，１２８页）；苏州“喜期前一日，或当日，女家将应用之妆奁，使夫役送至乾宅”⑥（《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３６册，《苏州风俗》，２７页），反映出律例、风俗与民情的结合和相互妥协。
５抬送嫁妆
由于嫁妆一般装于箱内由两人抬行，或“置于高桌”，“二人扛之”⑦（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１９９０、１９９２页），因此嫁妆多论“抬”，如光绪帝大婚的嫁妆共“二百抬”、京城送嫁妆“以抬数计，中等之家，大半为二十四抬，三十二抬，四十八抬，富者则自数十抬至百余抬不等，贫者则十六抬、二十抬，再次则仅备女子常用之物若干，雇扛肩人送去，不上抬，若抬数多者，妆奁前导以鼓乐，男家迎以鼓乐”。此外，嫁妆也论“起” 或“扛”等，如前文提到的阎锡龄之子娶木商女，“妆奁多至百余起”；浙江路桥嫁妆分为几等：“有廿扛廿担者，有十扛十担者，有五扛五担者，最下者谓之三扛”①（《路桥志略》民国二十五年杨绍翰排印《崇雅堂丛书》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８５８页）。
抬妆奁抬送嫁妆一般雇请轿铺工人，或者有些地方有从事摆、抬嫁妆的专行，他们负责将嫁妆按品类、大小搭配得整齐、美观，然后运送至男家，有时扛夫还要负责将嫁妆在男家安置妥当。清代京城嫁妆的抬送分“高抬”、“矮抬”和“窝脖儿”三种方式，较为珍贵或美观的物品，如“如意、钟表、瓷器、摆设、衣被”等放在茶桌上，由两人抬行，称为“高抬”；“便盆、脚盆、痰盂”等不起眼和不雅观的物品放在筐或箱中，亦由两人抬行，称为“矮抬”；而那些高大的、不宜抬行的物品，或者贫家由于妆奁少、够不上抬的，则用“窝脖儿”的方法抬送，即将物品放在颈后扛行，由于此种抬送方式扛夫的头需一直向下低着，所以称为“窝脖儿”。“窝脖儿” 是一种低贱、艰苦的体力劳动，一般只有社会底层的人从事这个行业。①（参见爱新觉罗·瀛生、于润琦：《京城旧俗》，１０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８；李秀兰：《北京旧式婚礼及其流毒影响》，载《北京史苑》第二辑，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５）老北京有歌谣反映“窝脖儿”工作之艰辛：
天下事，有谁当？ 千斤万两我来扛。埋头负重，都为人忙。扛上去，血汗淋漓；放下来，明月一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