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例中，阿招是名妓黄桂英的婢女，利用积蓄与自己心仪之人成婚，且婚后一切生活费用由阿招负担，可见妓女积蓄之厚。如果没有这份积蓄陪嫁，阿招的婚事可能枉然。杭州某绅士之子闻听此事后，亦图谋黄桂英的财产，阴谋最终未能得逞。但是，绅士之子的判断应该是没有错的，婢女阿招尚有上万两的积蓄，其主人之财产数目可想而知。
由上可见，清代嫁妆的数额很难定出明确的上限，史料中所记载的“千金”、“十万”等，只能说明嫁妆之多，是一个大概的数字，而非具体价值。那么，一份体面的，或者说中等规模的嫁妆究竟要花费多少银两呢？
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有４１位宗女由于贫困而无法出嫁，康熙帝下令恩赏每人一百两银子，以筹备嫁妆。①（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１０９６～１０９７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乾隆时，皇帝亦曾下旨，赐宗室贫困者每人“银一百二十两以为妆费”②（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５０页）。皇帝亲自赐予嫁资，体现出朝廷对于婚嫁的关注，其所赐银两应当可以筹备一份比较体面的嫁妆了。我们姑且将１００至１２０两银子左右的嫁妆，算做清代前、中期中等规模嫁妆的标准。
晚清时嫁妆的情况有所变化。名臣曾国藩一向以治家节俭有方著称，对于儿女的婚事花费，他的观点是：“吾仕宦之家，凡办喜事，财物不可太丰，礼仪不可太简”③（《曾国藩全集·家书》，７８７页），就是说要把握好不丰不俭的中等程度。大女儿出嫁时，曾国藩“寄银百五十两，合前寄之百金，均为大女儿于归之用。以二百金办奁具，以五十金为程仪”。为防止家人讲排场，他一再叮嘱：“家中切不可另筹钱，过于奢侈”④（《曾国藩全集·家书》，７８７页）。从曾国藩给女儿准备的嫁妆估算，２００两银子的嫁妆应是既体面又不奢侈了。
如果将物价或婚嫁花费行情上涨的因素考虑在内①（这种婚嫁花费的上涨在各地方志中多有体现，如《广宁县志》载：“乾隆年间，中平之家妆奁之费大约数十金，或百金，即富厚之家亦不过三五百金。迩来多有倍于此”（卷一二，《风俗》，道光四年刻本）；《定海县志》载：“赠嫁之具，昔颇简朴，中人以下之家不过略备衣服、箱笼、用具，约值二三百金而已。迩年习尚奢靡，富家倡始于前，一女出嫁，动辄数千金，中家相率效尤，大抵以千金为律，甚至割产举债而不惜” （《方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上林县志》载：“咸、同以前，男家送聘金制钱二十四千文者谓之中礼，三十二千文者谓之上礼，迨光绪中叶后，有送至小洋六十、八十、百元不等者；女家赔奁所费称是，或且倍之，冀争体面”（卷六，《社交部·风尚》，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长寿县志》载：“近来风气渐趋奢靡，物价奇昂，以数百金嫁一女，殊不足道，视前辈饶裕之家，至多以二百金为限者，且数倍矣”（卷四，《风土》，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等等），曾国藩时代的２００两银子应与康乾时期１００两银子的嫁妆相差不大。可见，清代中等规模嫁妆的标准，应在白银１００两至２００两之间，地方志中亦有“中人之家亦多在百金以上”的记载②（参见《陆川县志》卷四，《舆地类·风俗》，民国十三年刻本），证实了我们的这种说法。至于中产之家为争体面，不量力陪送的情况，如浙江《乌青镇志》记载，“其赠嫁之具，昔甚简朴，中等之家所值仅一二百金，迩年俗尚奢靡，富家倡始，而中等之家相率效尤，大抵自四五百金至千金不等，甚至割产举债”③（《乌青镇志》卷一九，《风俗》，民国二十五年刻本），应另当别论。
一二百两银子的花费，对那些官僚缙绅和富商大贾而言，根本算不上负担④（清代官员的正俸加养廉银从千余两到数万两不等，相对于额外收入而言，这些只占他们总收入的一小部分。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１），即使一些家境较好的农民家庭也能承受这个花费，如前文徐珂在静安寺看到的两家送嫁妆情形，前一家也是农民，即拿出价值一百六十两银子的嫁妆；《清史稿·列女传》中记载的何秉仪聘妻刘氏，“农家女也”，“父母舁田百亩”作为嫁妆⑤（参见《清史稿》卷五百九，《列女》，１４０９２页）。即使按照每亩一二两的低价格计算，百亩土地也价值一二百两银子了。略有资财的家庭都筹备得起一二百两银子的嫁妆，正体现出我们所谓的“中等规模”的含义。
至于贫困之家尚难解决温饱，更谈不上为女儿陪送体面的嫁妆，不要说一二百两银子的嫁妆，即使几两银子也很难筹措。许多女子因为没有嫁妆而不能及时出嫁，或找不到合适的配偶。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宗族义庄出资为族中贫困女子置办嫁妆。道光、咸丰年间，常熟邹氏义庄规定：族中贫困之家嫁女给银五两；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济阳义庄规定：嫁女贴钱六千；延陵义庄则规定： “嫁女给七十制钱八两”①（王国平、唐力行： 《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２３２、２６０、２７７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有了宗族的资助，贫困家庭的女儿可以免于婚嫁愆期之苦。当然，宗族义庄出资筹办的嫁妆，应当属于清代社会中较低的标准。根据表１—２的统计，最低的嫁妆花费也需十余两银子。徐珂在静安寺见到八九十两银子筹办的嫁妆，就大大感叹“吾辈心目中，辄谓奁物必多，必先期发送。而不知贫女所得乃仅此”②（徐珂：《仲可随笔》，４２页。按照后家嫁妆为前一家一半价值计算（前家二箱、五被、二枕、一毡，后家一箱、三被、二枕），也需要花费八九十两银子，接近于中等规模的嫁妆了）。宗族义庄所提供的约五至八两银子的嫁妆更是俭啬之极了，但这仍不是最低标准。清人欧阳玉光妻蔡氏，家贫，“将嫁，宗族周焉，得钱三千有奇”，这三千钱成为家中唯一的财产，蔡氏不忍带走，“阴置秆荐中，而系钥其端”，“父送女还，入室，引钥，则钱在焉。曰：‘孝哉我女，留此以活我！’”③（清史稿》卷五百八，《列女》，１４０４４页） 宗族赈济的三千嫁妆钱，成为蔡氏家庭的全部财产、其父亲得以活命的资本。
那么，三千钱对于普通农户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清代江汉平原普通农户的家庭收入，除支付吃穿外约每年３ 至５两白银④（参见闫富东：《清代江汉平原普通农户收入状况分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９（１））；较为富庶的江南地区，农户的农田年收入约２０两白银①（张研根据前人对江南地区的农民消费、亩产量、生产能力等研究，推算出清代江南农户的农田年收入为20.6两白银。张研：《多元视野：关于清代农家收支的研究》，载《古今农业》，２００６（１））。这些钱需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支付家庭的各项生活费用，一年下来所剩无几，甚至支出大于收入。如此看来，蔡氏的最为俭啬的三千钱嫁妆对于贫困农民而言，相当于一年的家庭总收入、全家人一年以上的生活费用、家庭几年的积蓄。因此，区区几两银子的嫁妆，就倾尽了贫家数年之积，甚至还得借贷。陪嫁之苦由此可见。综上，清代嫁妆的实际价值从清初到清末呈上涨趋势，从几两到几千、几万两白银不等。嫁妆成为贫家沉重的经济负担、富家乘机夸耀的资本。
三、各具特色的清代嫁妆
除贫富的差距外，不同的嫁妆还反映出地方习俗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许多嫁妆都带有浓厚的乡土特色或文化特征。
１反映地方特色的嫁妆
清代，许多嫁妆属于地方特产，其他地方很难置办。如曾国藩之女纪芬的奁具中有床一具，“系新建两江总督署之时，工程局中饬苏匠制成，金漆雕镂，颇华靡”，是苏州匠人的杰作。曾纪芬对于这一具有江南特色的精致床榻十分喜爱，一直保留在湖南的住宅中。曾氏是湖南湘乡人，以此床“示湘中匠人，皆谢不能为”②（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１９页）。则这种“金漆雕镂”床榻应当是苏州的地方特色了。
江西、广东书板雕刻业发达，尤其以江西金谿县之许湾和广东顺德县之马冈为最，当地百姓大多从事书板雕刻，书板成为最主要的家庭财产———两地皆以“书板多者为富”。当地人嫁女，“常以书板为奁资”③（金武祥：《溎生随笔》，１５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８），家庭越富有，陪嫁的书板就越多。
广东一些地方盛产葛布，其中以“女儿葛”为上品。葛布的织造过程，从原料的采摘到布匹的纺织都十分讲究，成品亦十分珍贵：“粤之葛以增城女葛为上，然恒不鬻于市，彼中女子终岁乃成一匹，以衣其夫而已。其重三四两者，未字少女乃能织，已字则不能，故名‘女儿葛’。所谓‘北有姑绒，南有女葛’也。其葛产竹丝溪、百花林二处者良，采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只得数两，丝缕以针不以手，细入毫芒，视若无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笔管，以银条纱衬之，霏微荡漾，有如蜩蝉之翼。然日晒则皱，水浸则蹙缩。其微弱不可恒服，惟雷葛之精者，百钱一尺，细滑而坚，颜色若象血牙，名锦囊葛者，裁以为袍直裰，称大雅矣。故今雷葛盛行天下。雷人善织葛，其葛产高凉、冈洲，而织于雷。为者绤者，分村而居。地出葛种不同，故女手良与沽功异焉。”①（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４２２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这样具有地方特色且被视为珍贵物品的葛布，当然成为当地人嫁女之妆奁，潮州民人嫁女，“以葛布箱装，称家多寡”。葛布作嫁妆，除由于其珍贵的特性外，还寓含了对女儿离家的哀伤及其未来婚姻生活的担忧：“女儿布，伤乖离也……所以遗藁砧者，婚姻道衰，夫妇相弃，布乎布乎，非以结绸缪者乎。是可伤也。诗曰：女儿布，产棉阳，采葛澡丝凝雪霜，细如鲛绡薄蝉翼，非烟非雾含风凉，富家嫁女多越好，贫家嫁女一匹少，为郎制衣稳称身，服之无期偕老。可怜一朝恩义疏，夫弃妇兮妇背夫。犹是箱中一匹布，谁道新人不如故。”②（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９册，《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七，１２２５页）则葛布已经成为妆奁中必不可少之物。
广东许多地方的嫁妆中，还必须多多陪送糖果或糖梅，如花县“奁嫁，服饰、器用外，以糖果相高”③（《花县志》卷一，《风俗》，光绪十六年刻本）；番禺“嫁女务以妆奁、糖果相夸耀”④（《番禺县志》卷六，《舆地略·风俗》，同治十年刻本）；东莞“嫁女以妆奁相夸耀，尤尚糖梅”⑤（《东莞县志》卷九，《舆地略·风俗》，民国十六年铅印本）；德庆“嫁女，务以妆奁、糖果、粉饵相高，虽竭所有弗顾也”①（《德庆州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可见，陪送糖果是广东比较普遍的婚姻习俗。“糖梅”系广东特产，史料记载其“味甚甘脆”，“嫁女者无论贫富必以此为舅姑之贽，多者至数十百罂”。嫁妆中多陪送糖梅的缘由，与我们今天办喜事要吃糖果具有同样的含义，只不过当地的男家送给亲友的糖果要由女家来提供。“罂”是一种小口大肚的瓶子，用以腌制并存放糖梅，富裕之家陪送给女儿的糖梅多至“数十百罂”，而“娶妇之家广召亲串为糖梅宴会”，在宴会上品尝女家陪送的糖梅，以分享婚礼的喜庆。②（参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７９９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
广西归顺一带，土锦被面是妆奁中的必备物品。土锦系当地特产，“以柳绒为之”，“配成五色”，不仅美观靓丽、“厚而耐久”，而且价格不菲，每张被面“价值五两”。当地“未笄之女即学织”，因此“人人能织”，织成的被面即成为其婚时之嫁妆。③（参见上书，１０９１页）
除地方特产以外，妆奁中还经常含有体现各地不同婚姻礼俗的物品。
浙江湖州“女家所嫁来衣箱内，均用裤子盖面，俗语曰：开箱见裤（裤借作库也）”④（《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９册，《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四，１０００页），预示着新婚夫妇生活富裕无忧。
安徽寿春新娘出嫁时，丰盛的嫁妆之中必有“以红布制荷包置之怀中者”，谓之“塞婆嘴”，“俗意以为可以制服翁姑也”⑤（《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９册，《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五，１０７１页）。父母怕平日在家娇生惯养的女儿出嫁后受公婆的气，希望通过这种行为暗示女儿要在新的家庭中当家作主。
湖南辰州“嫁女用嫁履盈筐，庙见后以送其夫族”⑥（《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９册，《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六，１１４４页）。这种习俗比较实际，按照清代湖南的婚姻礼节，新妇在庙见之后（也有一些地方为庙见之前），拜见夫家亲友尊长，同时要献以一定的礼物以示敬意。礼物中，以新妇亲手缝制的鞋袜、巾帕等用品为上，分送给近亲尊长。女孩到了快要出嫁的年龄（及笄），就开始学习缝纫、刺绣，做成鞋袜、巾帕以供婚后馈送男家亲友，而男方亲友则可从针线之精粗上判断新妇之贤否。因此，新妇馈送礼物是婚礼中很重要的行为。如果男方家庭规模宏大、亲友众多，新妇一人缝制的物品往往不够分送，即由女家亲友代为缝制，临嫁前送给新妇，称为“添箱”（详见本章第二节）。添箱的礼物较新妇亲手缝制的自然粗糙，用来分送给男家比较疏远的或者不很重要的亲友。湖南宗族观念较为强烈，一家有喜事，全族皆来庆贺，这就需要新妇在拜见各类亲友时准备大量的礼物。因此，女家要预先准备好数以筐计的“嫁履”，供女儿分送夫家族人。
河北遵化“女家妆奁，丰俭称家之有无，惟门帘所必需，亦喜气溢门之意欤”①（《遵化县志》光绪十二年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２４７页），无论贫富家庭的嫁妆中都要有门帘，挂在新房门上，让人们未进门就感受到喜庆的气氛。门帘很可能由新妇在出嫁前亲手制成，地方志中没有明确记载陪嫁的门帘要什么颜色、什么样式，但我们从它的功能上完全可以想象到它所承载的欢快内容。
河南永城，妆奁中除木柜、皮箱、桌椅等常见的物品之外，“又须彩绣云肩一具，垂带赘铃，行动丁东有声”②（《永城县志》卷一三，《俗产志·风俗》，光绪二十九年刻本），此云肩应该是供新妇到达夫家后穿用的。一方面，彩绣云肩样式必然美丽，且配以赘领，叮咚有声，更烘托出新婚的欢快气氛。另一方面，新妇到达夫家后，起初一般羞于见人，有些地方甚至有翁公等男性要回避新妇的习俗，穿上这种带有铃铛的彩绣云肩，行动时发出声响，以便其他人知道新妇来了，及时回避。这很可能是陪送彩绣云肩的主要目的。
不同地方不同特色的嫁妆，都衬托出婚礼热闹、喜庆的气氛，寄托了人们对于新婚夫妇的美好祝福和期望。但是，也有的地方嫁妆中包含丧服、棺木等丧礼所需物品，与婚礼的喜庆气氛显得格格不入，真可谓奇风异俗。如《余姚六仓志》记载，当地奁物中“必预备凶服”。其按语说：“吾乡俗嫁女预制缞衣麻裙，为舅姑殁时丧服。此与季文子使晋而求遭丧之礼以行相似，非礼也。非特不祥，亦忍甚矣”①（《余姚六仓志》卷一八，《风俗》，民国九年铅印本）。就是说，陪嫁的丧服并非为新婚夫妇预备，而是为公婆之丧预备的。这样的奁物暗含了公婆即将过世，新婚夫妇即将成为家庭的新主干之意，所以被士人视为“非礼”。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并非子女本人之事，而是家庭之事，为儿女选择配偶、筹办婚礼，帮助他们组建家庭，是每个父母的责任，而在嫁妆中陪送“缞衣麻裙”，使人在喜事中联想父母职责已尽，可以入土为安，所以说非常残忍。但是风俗使然，余姚各家妆奁中必有此物，否则贻笑他人，公婆也不会高兴，士大夫即使反对也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