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方面说，它的不娶妻、不拜君和三世轮回理论，与儒家的忠孝思想是矛盾的。不娶妻则无后，被儒家视为大不孝；不拜君则不合君臣之义，被儒家视为大不敬；三世轮回所谓的众生躯体灭了，其灵魂将轮回转生，今生的父母，来生可能转生为子女，今生的子女，来生可能转生为父母等等，又是和儒家的孝道格格不入的。如果不对这些作适当的修改，就很难调和与儒家的矛盾，也很难取得封建君主的支持，“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卷五《道安传》）为此，佛教不得不在忠孝问题上对儒家做出让步。如梁代笃信佛教的文学家刘勰（后出家为僧，取名慧地）主张“弘孝于梵业”，认为“夫孝理至极，道俗同贯，虽内外迹殊，而神用一揆”（《弘明集》卷八《灭惑论》）另一信佛的萧琛更主张佛理服从忠孝等伦常道德。他认为，即使那些违背佛教戒律应受业报的人，只要他“事君以忠，奉亲唯孝，与朋友信”，就不能“以一眚德，蔑而弃之”（ 《弘明集》卷九《难神灭论）而应原其犯律之小过，记其尊本之大功。正是从这些思想出发，一些宣扬“报四恩”，实际宣扬儒家忠孝思想的佛教《报恩经》，便在南北朝时应运而生了。例如《大方便佛报恩经》，大约即撰集于宋梁之际。该经虽然取材于天竺成经如《涅？经》、《贤愚经》等的有关经品，但它是经过汉僧按中国儒家模式加以截取、增删、辑集、编纂而成的。它既不是天竺“真经”，又不同于一般凭空造构的“伪经”。它是儒学化的佛经，佛教化的《孝经》。此类佛经（以后续有出现）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进入了新的历程。
与此相联系，在沙门拜君亲问题上，也出现了某些变化。东晋成帝时，庾冰曾建议皇帝令沙门拜君亲，后之桓玄也曾如此主张，但都未实行。刘宋孝武时虽曾实行过一时，而不久也作罢。但在北魏太祖拓跋皀时，任道人统的沙门法果，却常向皇帝行跪拜礼。“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敬。”（《魏书·释老志》）自己虽然辩解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释老志》）为什么拜？则说因“能鸿道者，人主也”（ 《魏书·释老志》）倒说出了实情。
佛教在汲取道教方面，也有了发展。汉魏两晋时，佛教为了在中国生根，采取了依附道教的办法，主要是学习道教方术以助其传教。至南北朝，一些佛书却进而汲取道教的“长生成仙”思想。被尊为佛教天台宗第三祖的陈代僧人慧思所作的《誓愿文》就是一例。该书说：“今故入山，忏悔修禅，学五通仙，求无上道，愿先成就五通神仙，然后乃学第六神通，受持释迦十二部经及十方佛所有法藏。”（《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然这是把修道教神仙作为修禅成佛的步骤和阶梯。而且修仙的方法也是道教主张的芝草、内丹、外丹等东西。他说：“我今入山修习苦行……为护法故求长寿命，不愿升天及余趣，愿诸贤圣佐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疗治众病除饥渴……借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自安。”（《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佛教主“无生”、“涅？”，以有生为空幻；道教主长生，以吾我为真实。这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现在慧思把两者捏合在一起，表明两教在靠近。
如果说，南北朝时期，佛教汲取儒、道，比过去深入，那么，道教汲取儒、释，则较佛教更为广泛。道教产生于儒学的故乡中国，本有不少儒学烙印。至南北朝时，为了和佛教争地位和取得统治者更大的支持，就更进一步地汲取儒家思想。突出的表现是把儒家的忠孝伦常观念大量引入戒律。此时期上清派和灵宝派所造的大量戒律书，形式学的是佛教，所装的内容，除少量来自佛教外，大量的采自儒家。如“十戒”即有“不得违戾父母师长”，“不得叛逆君王”等条文（《云笈七》卷三八 《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说：“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仁义不可不行”。《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说：“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人父言则慈于子，与人师言则爱于众，与人兄言则悌于行，与人臣言则忠于君，与人子言则孝于亲，与人友言则信于交，与人妇言则贞于夫，与人夫言则和于室……与奴婢言则慎于事。”（《太平御览》卷六五九引作《洞玄智慧定志通微经》，实误。）乎把儒家主张的各种道德规范都包罗进去了。另一方面，又对道士的政治生活作了严格的限制。如《三元品戒功德轻重经》，把不忠于上，私畜刀杖兵器，合聚群众，评论国事，说人尊过恶，轻凌长官有司，妄论国家盛衰等等，作为罪恶加以禁止。除以国法相戒外，还以神权相恐吓。如说：“事父母不孝，事师主不忠……天必殃之！”（《玄都律文·虚无善恶律》）谋逆害君父……死入汤镬煮！”（《道典论》卷三“谋逆”条引）道教确是封建王朝维护封建统治的得力工具。
道教从佛教方面汲取的东西更多。因为汉魏西晋，道教形态比较原始，科仪戒律不完备，教义理论较简单，比起较为成熟的佛教来，有不小的差距。为了弥补这些缺陷，道教的上清派和灵宝派，从东晋中后期到南北朝期间，掀起了大规模的造经运动。在他们所造的经书中，不仅模仿佛教斋仪，抄袭佛教戒律，而且大量汲取佛教的因果报应、五道轮回和天堂地狱等理论内容。
中国传统思想中，也讲善恶报应，道教发展为“承负”说，认为一个人的善恶行为可以带来两种结果：一是决定本人是不死成仙，或是死而为鬼；二是会给子孙带来或好或坏的影响（王明《太平经合校》第２２—２４页）这种说法，只承认人的善恶报应，仅及本身和影响后人。而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则讲三世（前世、今生、来世），说什么今生的富贵是前世行善的结果，今生的贫贱是前世行恶的结果；而今生的善或恶，又种下了来世富贵、贫贱的因。目的是要人民安于贫贱，不敢造反。这种说法比道教的“承负说”更系统，更迷惑人。因此南北朝所出的上清、灵宝经中，除仍旧保留承负说外，大量引入此说。如《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说：“恶恶相缘，善善相因……罪福之报，如日月之垂光，大海之朝宗……轮转之对，若车之轮矣。”“或在来生，或在见（现）世，罪福由人本行所习，盖非道德之虚诞也。”《太真玉帝四极明科经》说：“善恶相缘，莫不有报，生世施功布德，救度一切，身后化生福堂，超过八难，受人之庆，天报自然。”
道教又大量汲取佛教的五道轮回思想。所谓“五道”，指地狱、饿鬼、畜生、人、天。前三道称为“三恶道”或“三恶趣”。认为人死后，其灵魂将根据生前行为之善恶，在这“五道”中轮回。只有达到“涅？”境界，才能免此轮回之苦。此时期所出的许多道经，也将这些东西吸收进去。如《太上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说：“生时不修善治身，忍割可欲，死方殡葬其骸骨，不知魂魄已更五毒，幽困地狱，苦恼三涂，轮转五道也。……设使还人中当为下贱矣。或六根不具，或形质陋丑……其人也，皆奉先世罪对，而从六畜中来，始还人道故也。若于今世忍苦甘贫，悔往修来，趣求奉法，以自解脱者，亦见（现）世渐报，来生将受大福，当生富贵侯王之家，相好具足，容貌端伟。”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道经甚至说道士成仙也必须经过轮回。《太上灵宝升玄内教经中和品述议疏》说：“泥丸灭度，得免地官，魂神澄正，得升天堂。或补仙官，或生圣王，更相轮转，储德积行，行满福立，云舆乃迎。受度积功，非唯一生，志意不倦，克成仙王。”《太上洞玄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更假托天真皇人现身说法，叙述他经过五道轮回、九灭九生之后，才“超凌三界，位登天真”。《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又称道教最高神元始天尊乐静信，也是经过多次轮回、累世积德之后才成仙的。道教的最高理想是长生不死，肉体成仙，现在竟改为轮回成仙，可见其受佛教影响之深了。
佛教所谓五道轮回中的地狱，是向群众进行讹诈的棍棒。它宣扬生前为恶的人，死后灵魂要在地狱中备受各种刑罚。中国自东汉以来有所谓泰山神（称泰山君或泰山府君）和北斗星主管鬼魂之说，无所谓地狱。道教认为地狱说有用，也在南北朝所出的经书中大量引入。如《太真玉帝四极明科经》说：“酆都山在北方癸地，山上有八狱……山中央又有八狱……凡犯玄科死魂，各付所属狱，身为力士铁杖所考，万劫为一掠，三掠乃得还补三涂之责。”《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说：凡“（对）君亲不忠，耽酒好色，杀伐贪残，骄奢自恣”者，“将长处地狱，履于五毒，刀山剑树，汤火炎燎……其苦无量，不可具言也”。
与地狱相对的是天堂，或称天界。佛教宣称，生前行善，死后灵魂可升天界。不过这个天界（包括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仍处在生死轮回过程中，还不是最高的涅？境界，故佛教并不以此为修行的最高目标。道教以它和自己的飞升成仙思想相吻合，故将此说加以改造，以之作为神仙所居的境界（即仙境）。开始诸书说法不一，有说二十八天（《无上秘要》卷四引《洞玄度人经》）有说三十二天（《灵宝无量度人经》）最后定为三十六天（《云笈七》卷二一。）称道教的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就居于三十六天中的最高境界，被称为“三清天”、“三清境”。最上为大罗天。
综上所述，可见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之间在作激烈斗争的同时，彼此的模仿、汲取也加强了。当然，它较之唐、宋以后三教的大融合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融合贯通少，模仿乃至抄袭比较多。但它毕竟为以后的大融合准备了条件。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