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南渡之后，北方金人的威胁、压力愈来愈大，统治者希求真武神护佑的心情也愈加迫切，这从理宗所书《真武像赞》中可以看出来，理宗淳六年（1246），有人将一幅真武画像摹本上进，理宗御书《真武像赞》以颂之，赞曰：“于赫真武，启圣均阳。克相炎宋，宠绥四方。累朝钦奉，显号徽章。其右我宋社，万亿无疆。”（同上，第４０９页。元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三亦载此文，“启圣均阳”作“玄圣均阳”，“其右我宋社”作“佑我宗社”）御书《黄庭经》以赐，皆刻石。
二、元皇室入主中原的肇基神
兴起于北方的蒙古贵族，在经过几代征战以后，在宋末相继灭掉西夏、金和南宋，在中原建立起大元帝国。元朝各帝因受汉文化的洗礼，也继续崇信真武。但因蒙古来自北方，故不像宋皇室那样将真武作为疆土捍卫神，而是作为开基立业的肇基神加以敬奉。其肇基神的地位，早在蒙古尚未正式改国号为元之前的至元六年（1269）即被认定。这见于至元七年创建昭应宫所作的诸记载中。徐世隆《元创建真武庙灵应记》载：“皇帝（指元世祖）践祚之十年，奠新大邑于燕，落成有日矣。是岁（指至元六年）冬十二月庚寅，有神蛇见于城西高梁河水中，其色青，首耀金彩，观者惊异。？香延召，婉蜒就享而去。翼日辛卯，复有灵龟出游……回旋久之。夫隆冬闭藏之候也，龟蛇潜蛰之类也，出以是时，其为神物也昭昭矣。……询于众，咸以为玄武神应。……于是有旨，以明年二月甲戌，即所现之地构祠焉，昭灵贶也。……我国家肇基朔方，盛德在水，今天子观四方之极，建邦设都，属水行方盛之月，而神适降，所以延洪庥，昌景命，开万世太平之业者，此其兆欤？”（《玄天上帝启圣灵异录》）？《元赐建昭应宫碑》作了同样叙述。《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下《大都昭应宫瑞应》系此事于“至元七年十二月”，盖误。
元室既视真武为其开国的肇基神，自然希望真武的神格地位无比崇高，为此，继世祖之后的成宗，乃于大德八年（1304）将真武封号由宋封的“真君”提升为“帝”，名曰“玄天元圣仁威上帝”（ 《玄天上帝启圣灵异录》）虽然称真武为玄天上帝，已见于南宋某些道书，如南宋陈碖《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卷一，南宋仲励《真武灵应大醮仪》（载《道门科范大全集》卷六三）等，但由皇帝正式册封此号则始于元成宗。真武封号的提高，又反过来证明元室崇信的加深。其后仁宗皇帝又因自己生于三月三日，与道书所谓真武生于开皇元年（此为神仙纪年，非隋开皇）三月三日同，故对真武的崇奉更加虔诚。元揭斯《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云：“仁宗皇帝天寿节，实与玄武神同，遂加赐其额曰大五龙灵应万寿宫（据称，玄武居此修炼得道），仍甲乙住持，岁遣使以是日建金醮，祝厘其山。自是累朝岁遇天寿节，一如故事。”（陈垣《道家金石略》第９４６页）惠宗时，元朝已入衰世，统治者为挽回其国运，更寄希望于真武。据揭斯《天寿节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瑞应碑》载，四月十七日为惠宗生日，在至正二年（1342）这一天，龟蛇复“见于均（州）之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玄教大宗师兼集贤院道教事吴全节等上表祝贺，谓国初龟蛇见于高梁河，已示“天子受命之符也。今复以云行雨施，承德布泽之时，见于天寿节祝厘之所，必符复见中统、至元之如世祖时也”（ 同上，第９５１页。）意谓真武神之再见，预示着世祖中统、至元时之盛世，将复见于今日。用此谀词给惠宗打气。
正因为元朝以真武为肇基神，且崇信超过宋代，故真武神的庙祀更加普遍。延七年（1320）所立的《涿州新修真武庙碑》云：“圣朝建庙高梁河，隆加徽号，以严祀事。今在在有庙，凡民得以通祀焉。”（同上，第１１５７页。）武祖山武当山的香火也比宋时更旺。
三、明成祖以北方藩王入继大统的保护神
明太祖朱元璋夺取农民起义胜利果实，登上皇帝宝座，建国号大明，建都南京。他逝世后，其皇太孙朱允？嗣位，改元建文。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夺取政权。四年破京师，逼死建文帝（一说出亡），登上皇帝宝座。明成祖起兵时，仅为一北方藩王，要觊觎帝位，必须有一个堂皇的理由，除须有政治理由外，最好能借助神灵的名义，就能更好地耸动听闻，震慑持异议者。在幕僚们的参谋下，朱棣在找到政治上“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诛之，以清君侧之恶”（ 《明书》卷五，《丛书集成初编》第３９２９册第６０页。）“靖难”理由后，又找到与其北方藩王地位相应的北方神真武为其起兵护法。此主意出于时任幕僚的姚广孝（僧道衍）。在姚广孝导演下，他和明成祖演出了一幕真武显灵助战的闹剧。《明书·姚广孝传》载，朱棣决定起兵后（建文元年某日），问姚广孝起兵日期，“广孝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师。’又数日，入曰：‘可矣。’……遣张玉、朱能勒卫士攻克九门，出祭纛，见披发而旌旗蔽天。太宗（朱棣）顾之曰：‘何神？’曰：‘向所言吾师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披发仗剑相应”（ 《明书》卷一六，《丛书集成初编》第３９５７册第３１５６－３１５７页）演出此剧的目的，无疑是向人们表示，朱棣之所以起兵“靖难”，以及将来入继大统，是因为不仅有充分的政治理由，而且是出于神的意旨。这无疑比单靠政治宣言所能收到的效果大得多。经过四年征战，朱棣终于在公元1402年夺得了帝位。此后，他又积极营建其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以作迁都准备。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将都城由南京迁至北京。
朱棣为了酬谢真武的神佑，早在迁都北京之前的永乐十年（1412），即命大臣督军夫大规模营建真武本山武当山宫观，又于永乐十三年（1415），命在北京另建真武庙崇祀真武。其《御制真武庙碑》说：“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其有功德于我国家者大矣，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乘运龙飞，平定天下，虽文武之臣克协谋佐，实神有以相之。肆朕肃靖内难，虽亦文武不二心之臣疏附左右，奔走御侮，而神之阴翊默赞，掌握枢机，斡运洪化，击电鞭霆，风驱云驶，陟降左右……迹犹显著。……尝以武当山，神之修真凝道超举升化之地，已命创建宫观，永永祀神。……顾唯北京天下之都会，乃神常翊相予艰难之地，其可无庙宇为神攸栖，与臣民祝祈倚庇之所？遂差吉创建崇殿修庑……神灵感孚来游来止。”（《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乐十六年（1418）的《御制太岳太和山道宫之碑》作了类似的叙述。很明显，明成祖是把真武作为他由藩王入继大统并迁都北京的保护神来看待的。
由于真武的封号已至玄天上帝，不可能再升级，故朱棣决定将对真武的祭祀搞得更为隆重。“于京城艮（东北方）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明史·礼志四）成祖上述宣传和举措的影响下，全国崇奉真武之风达到高潮，真武庙祀真正遍于天下。
成祖是一代有为之君，创造了明代的鼎盛局面，他的思想和所定的制度，为其后子孙历代皇帝所恪遵。孝宗弘治元年（1488），礼部虽对原有祀典有所“厘定”和削减，但终明之世，真武祭祀仍是很隆重的，武当山和各地的真武庙香火也一直长盛不衰。
由上可见，真武由星宿小神上升为带“帝”字号的大神，主要是在宋元明三代完成的。真武神格之所以会在此时期不断抬升，是因为基于此三代特殊的政治需要，即宋代要找北疆捍卫神，元代要找立国肇基神，明代要找藩王登大宝的保护神。若无此种特殊的政治需要，真武由小神变成大神的事实就不会出现。据中国古代五行学说，在五方或四方观念中，最受崇尚的是中央和东方，如五方天帝中，最尊者为中央黄帝，五岳中最受崇拜者为东岳。而位居北方的真武能超越此观念，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青睐，若非有上述特殊的政治机遇，决不能至此。反观与真武合称四象的其余三象（青龙、白虎、朱雀），和与之相应的苍帝、白帝、赤帝（《河图》云：“东方苍帝，神名灵威仰，精为青龙；南方赤帝，神名赤赻怒，精为朱鸟；中央黄帝，神名含枢纽，精为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炬，精为白虎；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纪，精为玄武。”载《纬书集成》卷六第１３８页）并未受到如此青睐，即可证明此说之不诬。唯其因为真武是适应三代皇室的政治需求，并由三代皇帝带头鼓吹而成的大神，故它能在除玉皇大帝外的几位“帝”字号大神中，表现出政治色彩最浓厚、与皇权关系最密切的特点。如文昌帝君是读书人供奉的神，东岳大帝是管鬼魂的神，关圣帝君是释道护法神，皆与民众最接近，唯独真武大帝被选作皇家保护神，其与封建皇权的关系最密切，即不言自明。当然，中国道教和民间诸神的神性和社会职能大都是很复杂的，非单一的，带“帝”字号的神灵也不例外。如真武大帝除被宋元明三代选作皇家保护神外，民间又因为它位居北方，属水，水能胜火，故视之为水神；还因为斗宿是北方七宿之一，掌管人间生死寿命，故真武又被视为司命之神，等等。但它作为皇家保护神的职能，却是最具权威性，自然成为它诸神性中的主要神性，从而使它与皇权关系最密切的特点被突出地表现出来。
（原载《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