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发展至明代，有一个重大转折，即以明中叶为分界线，其前中期仍保持着一定的发展余势（继宋元之后），而后期则转入衰落阶段。其原因很多，除因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增长，封建社会进入末世，依附它的道教必然随之衰落外，明代前中期和后期帝王对道教的态度有很大不同，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明前中期诸帝大都崇道，故道教在此时期能保持一定的发展余势，而后期诸帝则取轻视抑制态度，故道教在此后急遽衰落。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皇权具有绝对权威，神权必须服从于皇权，任何宗教能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立足与发展，皇帝的支持与否起着重要的作用。明代道教发展之所以有前后期的不同，实由于此。本文就是探讨在明前中期道教是如何在明室支持下获得微弱发展的。
一、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崇道又抑道
太祖朱元璋是明代的开国之君，他在制定全国典章制度的同时，也制定了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他知道要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明王朝，除需依靠国家政权这个专政工具进行强力统治外，利用儒释道三教加强思想统治，是必不可少的补充手段。在三教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儒教，“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是“凡有国家不可无”的。但佛道二教也不可缺少，因佛道所奉的仙佛虽然“不验”，却可以借之使老百姓畏天、畏王法，使之“未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鬼神，人无畏天，王纲力用焉（疑当为“焉用”）？”因此，世上尽管并无仙佛，但佛道的仙佛信仰却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其仙佛之幽灵，暗理王纲，益世无穷”。他的结论是：“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以上皆见《明太祖文集》卷一《三教论》、《释道论》）据此制定出以儒学为主，释道为辅的三教并用政策。
由此可见，朱元璋是在首尊儒术的条件下尊崇佛道二教的，而且他之尊崇佛道主要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巩固大明统治的需要，即出于政治上的利用。这又可从他对道教政策的实施中得到证明：
第一，他为了向人们表明自己是真命天子，曾和御用文人炮制《龙兴慈记》、《御制纪梦》、《御制周颠仙人传》等（《龙兴慈记》、《御制纪梦》、《御制周颠仙人传》，分别载《纪录汇编》卷一
三、五、六）对其出生到即位，作了种种神奇的描写，其中大量借用了道教的“神力”。如说他的祖坟是经过道士选择的风水地，“有天子气”，故葬后仅半年，母亲即孕育了他。母亲孕娠时，吃了道士所给的仙丹，故出生时，“红光满室”。幼时某日，有道士入其家，告知其父：“八十三当大贵。”其后果然。元至正四年（1344），朱元璋年十七，父母及兄相继死于饥疫，乃投皇觉寺为僧，仅一月，游食合肥，道中病寒热，有二紫衣人（指道士）护视之，“病已，遂不见”。至正十二年（1352），天下兵兴，出处两难，乃投佛寺问卜，神人昭示他从军“倡义”，故入濠城郭子兴部。当他征伐南昌陈友谅时，有周颠仙追着他“告太平”，预告他是剪灭群雄、致天下于太平的真命天子。在即大明皇帝位前夕，他梦见道教三清尊神飞临其家上空，派数紫衣道士授以五彩“真人服”及冠、履、剑，表明他之即皇帝位，并非只靠臣民的拥戴，实是天神的旨意。以上这些描写，自属虚构，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助道教的“神力”为其大明天子增加神圣的灵光，比较形象地显示其“君权神授”而已。意味深长的是和尚出身的朱元璋不借用释迦“佛法”，而偏要借助道教“神力”来装点其君权神授，只能表明道教在经过元代大发展以后，对社会的影响已十分深刻，借用它来神化自己和皇权，比用佛法更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第二，朱元璋在打天下时，曾在幕府中安置挟有“异术”的道士，为其出师作战占验吉凶。著名的有周颠仙和铁冠道人张中等（周颠仙事见《御制周颠仙人传》，张中事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三）
第三，朱元璋即位以后，根据其制定的三教并用政策，对道教，特别是其中的正一道给予扶持。因为道教正一派传播时间长，在民间的影响大，其所修持的符斋醮更适合统治者敦纯民情的需要。在他看来，“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 《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所以他在做吴王时，即出榜招聘正一道首领张陵四十二代孙张正常。洪武元年（1368），即大明皇帝位，张正常入贺，即授以“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号（后去天师号，只称大真人），使之掌领天下道教。洪武十年（1377），张正常逝世，命其子张宇初袭教，授“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尊崇正一道自此成为一项制度，为明前中期诸帝所遵行。
在尊崇正一道首领的同时，朱元璋又大量起用正一派的有道之士，著名的有邓仲修、傅若霖、张友霖、黄裳吉、宋宗真等人。他们先后被征至京师（宋宗真原住京城报恩光孝观），或命掌管斋醮祀事，或委以道观住持，深受礼遇。他又命宋宗真、邓仲修、傅若霖、周玄真、赵允中等，对灵宝斋仪删繁削芜，撰成《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以作道士修斋的范本。
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深知宗教的奥秘。运用得当，对维护封建统治十分有利，任其发展，又会损害封建国家的利益。因此他在支持佛道的同时，又不断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以加强对佛道的管理和约束。在道教方面，于洪武元年（1368）立玄教院，洪武十五年（1382）改设道录司，设官八员以掌天下道教。与此同时，对入道者的条件、宫观的数量等作了种种限制规定，如规定男子20岁以上、40岁以下，女子40岁以下，不得出家（《明太祖实录》卷八六、一八四）禁止军人，工匠及刑徒作僧、道（《明太宗实录》卷二五和《明宣宗实录》卷一一四）实行考试给牒（度牒）制，三年一给牒（后改五年、十年一给），考试合格者给之，不通经典者，杖为民（《明太祖实录》卷八六、一六七、二三一）归并天下寺观，各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居之，不许杂处于外与民相混（《明太祖实录》卷八六、二九）命僧、道录司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寺观，将各僧道的年甲姓名、始为僧道年月和度牒字号等登记于册，凡遇行脚僧道，即与对册，如有不符，械送京师治罪（《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以上措施的目的是抑制佛道的过分增长和防止造反者混迹其间。
综上可见，明太祖对道教实行的是既尊崇又抑制的双重政策，主旨是尊崇之以为化导民众的工具，抑制约束之以免其过分增长，使之纳入明室希望的活动轨道，这可说是朱元璋在宗教方面所立的基本国策。
继太祖之后的惠帝（年号建文），执政四年，其事迹经“靖难”后修实录者的多次删削，已“荡然无存”，故该朝对道教的举措已无从知晓。
成祖朱棣以“靖难”起家，以外藩入继大统，创建了有明一代的鼎盛时期。他在道教政策的实施方面，坚持和发展了太祖崇抑并举的政策。在举兵“靖难”时，学其父任用道士之故技，将僧道衍（姚广孝）、相人袁珙、卜者金忠等网罗入幕府，为其出谋画策。登上皇帝宝座后，一仍太祖尊崇正一道首领的成法，将建文时犯法的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免罪复用，赐号“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真人”，命其续掌正一道，并赐缗钱修葺龙虎山上清官，还命张宇初纂修《道藏》和访问张三丰。永乐八年（1410）张宇初逝世后，又命其弟张宇清嗣教，封“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真人”。
值得指出的是，成祖崇道和其父一样，重在政治上的利用。突出的例子是崇奉真武（即北方七宿之玄武，宋真宗为避所奉圣祖赵玄朗讳，改名真武。）据《鸿猷录》、《明书》等记载，朱棣举兵“靖难”中，曾获得真武神的大力相助，“众见空中兵甲，其帅玄帝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朱棣在《御制真武庙碑》、《御制太岳太和山道宫之碑》中，更大肆宣扬真武神的“阴翊默赞”。目的无非是向人表示他之所以举兵“靖难”和入继大统，是真武神的旨意。这种做法，与其父《龙兴慈记》，《御制纪梦》塑造“真龙天子”形象如出一辙。须知朱棣是以外藩入继大统的，为了给自己继大统“正名”，利用神道是非常必要的。为此，即位以后，他不仅在京城艮方（东北方）塑像设庙加以祭祀，还于永乐十年（1412）遣官督丁三十余万人大建武当山宫观，以崇奉真武，从而使武当道教顿时兴盛起来。
出于同样用心，成祖又崇奉福建的两位地方神徐知证和徐知谔。《宛署杂记》卷一八载：“太宗文皇帝临御，尝梦二神人，言南处海滨，来辅家国。上异之。明日，适有礼官言闽中灵济二真君事，正符所梦。遂专使函香迎神像于北京，而于宫城之西，得洪恩灵济宫以奉祀事。”《明太宗实录》卷一八六说，此二神很灵验，成祖尝“遣人以事祷之辄应。间有疾，或医药无效，祷于神则奇效”。二者说法虽不同，但都是表示成祖的宝座是得到神灵护的。成祖在崇道的同时，又对太祖的抑道政策多所增益。如规定全国僧道人数，府不过四十，州不过三十，县不过二十（《明太宗实录》卷二五，参《明孝宗实录》卷一一二彭诚等奏）入道条件，必须是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本人愿意，父母允许，祖父母和父母有人供养，里老保勘无违碍之事，陈告有司批准方许（《明太宗实录》卷二五，参《明孝宗实录》卷一一二彭诚等奏）改三年一给度（牒）为五年一给度（《明孝宗实录》卷一一四。）严禁私度僧道和私建寺观（《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九，《大明会典》卷一四）等等。太祖所立管理约束僧道的规章制度，经成祖增修后，基本完备。
成祖之后的仁宗、宣宗两朝，基本贯彻了明初所定的既崇又抑的双重政策。在崇道方面，一是继续尊崇张陵后嗣，宣宗于宣德元年（1426）晋封张宇清为大真人。张宇清死后，宣德三年封其继任者张懋丞为真人，四年，进位大真人（《汉天师世家》卷三、四）二是尊崇高道刘渊然。仁宗即位，将其从谪居地（永乐时被谪）召回北京，封“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春真人”，寻加“庄靖普济”，进位大真人（《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道家金石略》第１２６０页）宣德元年（1428），宣宗准其所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宣德七年（1432），又诏其徒邵以正为道录司左玄义（《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道家金石略》第１２６０页）在抑制政策方面，前代所定约束释道诸制度亦基本得到贯彻。
二、英、代、宪、孝、武宗渐开只崇不抑之端
从英宗起，土地兼并日趋激烈，赋税徭役日益加重，各种社会矛盾随之显露激化起来。特别严重的是这几代皇帝都长期不问政事，大权渐次落入宦官手中，出现了宦官专政的局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初所立的对道教既崇且抑的双重政策渐遭破坏，尊崇过滥的现象日趋严重。
英宗、代宗两朝遵循明初尊崇正一道的政策，相继礼遇张陵后嗣张懋丞及其后继者张元吉，并赐张元吉大真人号。同时又相继加封刘渊然之徒邵以正高士、真人号。英宗还督促道士于正统十年（1445）完成《正统道藏》的编纂刊印。在这两朝间，有一个道士蒋守约，由神乐观乐舞生被逐级提拔为礼部尚书（景泰三年），掌太常寺事。礼部为明代中央六部之一，其尚书责任重大，在士大夫眼中，尚书是清职，作为“杂流”的道士是不配任此职的。而英宗、代宗终于做了如此任用，这在前代是没有先例的，无疑表明英宗、代宗崇道较前代为甚。
至宪宗朝，崇道过滥骤然明显起来。宪宗宠信过很多方士、道士，著名的有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秏、王世能、曾克彰、黄大经、江怀、李成等。他们多与宦官相勾结，以方术投宪宗所好，一旦取得信任，即骤得显官。其中，李孜省最为典型。李孜省，江西南昌人。于成化十三年（1477），因宦官钱义、柯兴之荐，以祈禳术获宪宗信任，传授太常寺丞。言官劾之，改上林苑监丞。未几，传升通政司左通政。八年间官至礼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孜省既得势，遂树党植援，与宦官梁芳表里为奸，干预政事。复与权臣相勾结，淆乱朝政，酿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方士乱政局面。直至宪宗崩，方被刑死于狱（《明史·李孜省传》，《明孝宗实录》卷八）宪宗崇道过滥还表现在他对正一道首领张元吉的过分优容上。张元吉，张陵第四十六代孙，英宗正统十年（1445）嗣教，初封真人，继升大真人，受到英宗、代宗、宪宗等朝的隆重礼遇。但此人恃宠骄恣，横行不法，私设牢狱，迫害乡民，甚至为泄小忿而杀人，被其杀害者达四十余人。成化五年（1469）五月事发，械至京，下刑部狱，法司拟罪凌迟，妻、子流放，绝其荫封。宪宗同意法司所拟元吉刑，令监候处决，但免其妻吴氏及子玄庆之流刑，并保留其萌封。后执事臣屡请正元吉典刑，不允。次年十月，诏免死，杖之百，发充肃州卫军，家属随往。至成化八年（1472），又命其子张玄庆袭封正一嗣教真人。成化九年，更不顾群臣反对，下令放张元吉还乡（《明宪宗实录》卷六六、八四、一二、一一二。）张元吉所犯大罪，至此一笔勾销。不仅如此，其子张玄庆嗣教之后所受的礼遇更隆，《汉天师世家》卷四载，张玄庆于“成化丁酉（1477）入觐，锡燕内庭，遣中官梁芳传旨，聘成国公朱仪女为配。明年，诏赴南畿完婚，仍赐蟒衣玉带，加拨马快船支送回，诰授正一嗣教保和养素继祖守道大真人，领道教事”。张玄庆成了明室的皇亲国戚后，地位自然远非其先辈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