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顾萧衍的舍身行为：第一次于大通元年，“三月辛未，幸寺舍身。甲戌还宫，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门名”《南史》卷七《本纪第七·梁武帝》，第135页。第二次舍身时，建康流行瘟疫，永兴公主也不幸染疫，此次舍身不仅为募集资金，也为祈福，“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大舍，僧众默许”，“冬十月己酉，又设四部无遮大会，道俗五万余人。会毕，帝御金辂还宫，御太极殿，大赦，改元”同上，第136页。第三次舍身在中大同元年，“三月乙巳，大赦。庚戌，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仍施身”。“夏四月丙戌，皇太子以下奉赎，仍于同泰寺解，设法会，大赦，改元。”《南史》卷七《本纪第七·梁武帝》，第143页。第四次舍身于太清元年(547)，“乙巳，帝升光严殿讲堂，坐师子，讲《金字三慧经》，舍身”；“四月庚午，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同上，第144页。鉴于同泰寺自大通年后，并无大举修缮寺院的出项，而萧衍在舍身期间于同泰寺中主要修编儒释道典籍和兴办教育《佛祖统纪》卷十一(《大正藏》第49册，第99页中—下)：“(大通)元年三月六日，驾每亲临幸寺礼忏。虽亿兆务殷，而卷不辍手。披览内外经论典坟，恒以夜达曙。自《礼记》、《古文》、《周书》、《左传》、《老》、《庄》、《诸子》、《论语》、《孝经》，往哲未详、前儒所滞，悉皆训释。国学生数有限，兼又隔以贵贱，帝每欲招来后进，备斯善诱，故别置立五馆博士，以引寒俊，致孔释二门欝然麻茂。前后有集百二十卷，著通史书苑等数千卷。年事虽尊自强不息，未明求衣坐以待旦，五更便出外殿，秉烛而省万机。流恩狱市多所弘恕，其有应罪，重宪不可矜原，改容久之。焚香念佛，然后下敕。悲愍黎元慈恻若是，察奸擿伐有若通神。”。笔者推测，赎身之资一部分用于国家文化教育投入，以弥补国家财政支出的不足。
梁武帝第二、第三次舍身行动相隔十七年，第三、四次舍身相隔两年，且史书对于这段时期灾害记录不多，主要为地震。笔者认为，自萧衍第二次舍身后，社会较安定，自然灾害也较少，有利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这种稳定局面持续约十七年，直到萧衍执政末期，社会又出现不安定因素。这些不安定因素及前两次舍身所取得的成果是让萧衍开始第三、第四次舍身的原因。但最后两次舍身未有太好效果，太清二年(548)，地震、蜂灾；太清三年(549)，建康再现瘟疫，侯景叛于寿阳，同年，建康陷落。
南朝皇帝“舍身”并不限于萧衍一人。永定二年(558)，陈武帝“幸大庄严寺舍身，群臣表请还宫，设无遮大会供僧布施，放生宥罪”《释氏稽古略》卷二，《大正藏》第49册，第802页下。太建十四年，陈后主于“设无碍大会于太极前殿，舍身及乘舆御服，大赦”《南史》卷十《本纪第十·陈宣帝》，第198页。南陈帝王继梁武帝之后的“舍身”之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萧衍四次“舍身”在当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与影响。
通过帝王们的“舍身”行为，显示出佛教之所以在东晋以降得以迅速发展，诚然应归因于贵族及政权的支持，但贵族及政权支持佛教的原因，不仅在于佛教义理的精妙，也因于在灾难盛行的年代，宗教所显现的神迹支持人类生存并给予美好希望。在频发灾难的困境与死亡面前，儒家伦理纲常现世观显得无力，所以社会上方术盛行，民众希冀奇迹。在一定意义上，灾难促进了宗教的发展。
§§§第二节 文化调适
一儒家文化衰落1.典籍缺失
汉朝自武帝后独尊儒术，儒家文化鼎盛，成为官方主流文化，建立起以典籍为中心的文化等级解释系统，影响社会各个方面。“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图纬六艺，及百家众流，罔不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继尼父之大业，斯文在兹。”《晋书》卷五十五《列传第二十五·夏侯湛》，第991页。汉末、三国连年争战，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典籍在战争与逃亡中大量遗失，是儒家文化衰落的原因之一。
战争及移民造成的文字记录损失，不仅限于儒家典籍，宗室族谱等重要文件也未能得以保全，出现“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挚虞》，第943页。的情况。族谱的遗失，给以亲亲有序为基础展开的儒家伦理带来较大的冲击，以至于大多只能依靠记忆重编族谱，士庶等级的严格区分在此出现松动。族谱尚且如此，其余可见一斑。《晋书·王接传》云： “(王接)撰《列女后传》七十二人，杂论议、诗赋、碑颂、驳难十余万言，丧乱尽失。”《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王接》，第951页。由此推论，战乱与移民，是东晋儒家典籍缺失的主要原因。
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对构建文化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样，文化秩序也因文字失传而混乱。东晋愍帝纳后时就遇到因典籍缺失造成的无措：“及帝加元服，又将纳后。寇难之后，典籍靡遗，婚冠之礼，无所依据。恒推寻旧典，撰定礼仪，并郊庙辟雍朝廷轨则，事并施用。”《晋书》卷四十四《列传第十四·华恒》，第832页。此事虽经华恒巧妙解决，但正说明了典籍的重要性。
虽然东晋元帝“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皆省不置”《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五·荀崧》，第1314页。，但从博士设置来看，未能完善对儒家文化的重构。笔者认为，一方面缘于人才缺乏，另一方面归因于典籍缺失。
典籍保存又是一个问题。“晋咸和初(326-327)，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南史》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九·王僧孺》，第975页。因为销毁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以至于这段历史可信度也较低。另外，火灾也是造成典籍损失的主要原因：“自齐永元之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南史》卷二十二《列传第十二·王泰》，第400页。 由于古代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主，火灾的后果极其严重。再者，整个刘宋朝在资料搜集及保存方面都有缺憾：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竞行奸货，以新换故，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隆安在元兴之后，或以义熙在宁康之前。此时无此府，此时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五，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校籍诸郎亦所不觉，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南史》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九·王僧孺》，第975页。依此来看，刘宋朝出现伪造出身资料事件，实际造成等级制度松动。究其原因，刘宋皇族并非有权势的世家或豪族，而以战功起家，如果过分强调儒家等级秩序，皇权本身也会受到质疑。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刘宋不过分重视儒家倡导的等级、男女秩序而支持、笃行佛教的缘由。
最后，东晋南朝的图书收藏，并不以国家为最，世族豪门往往根据自己的爱好收藏大量典籍《南史》第975页：“(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这些私人藏书，大多并不能用以国家构筑儒家文化体系，而用于彰显主人的学识品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典籍缺失乃儒家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2.礼制变革
“夫礼者，所以经国家，定社稷也。”《晋书》卷五十《列传第二十·庾纯》，第927页。自嫡长子继承制确立后，儒家以“亲亲有等”为基本规则，形成了封建等级制度。以“礼”为凭，严格规定君臣之分、父子之分、夫妻之分、嫡庶之分、妻妾之分，形成了一系列冠以“礼”名的制度。然而西晋以降，严格的等级制度出现松动，特别表现在帝王祭祀活动减少、变革宗庙设置、嫡庶等级变化等几方面。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儒家文化组成中最具宗教性的一面，体现了神人关系。“皇帝之尊，极天人之义，王者之名，尽霸功之业。当受命神宗，廓风化于寰宇；封禅山岳，报成功于天地。”［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九，《大正藏》第52册，第141页上。(以下所引版本同)绝地天通后，宗教祭祀的权力仅限于皇族，凸显皇权的神圣性，成为统治民众思想的有力工具，也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晋时期帝王祭祀减少。“诏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兴以来，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时五郊之礼都不复设。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载在祀典应望秩者，悉废而未举，主者其依旧详处。’”《晋书》卷六《明帝》，第104-105页。到南朝，祭祀又较东晋为少，刘宋大臣臧焘议：“臣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营宫室，宗庙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肃恭之诚心，尽崇严乎祖考，然后能流淳化于四海，通幽感于神明，固宜详废兴于古典，修情礼以求中者也。《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自考庙以至祖考五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有祷然后祭之，此宗庙之次、亲疏之序也。”《南史》卷十八《列传第八·臧焘》，第335页。臧焘上段对宗庙的解说，正由于当时对宗庙的忽视，自考庙以至祖考五庙不能月祭而致。
对宗庙的忽视，体现了严格等级的松动，上起魏至西晋，已见发端。魏明帝时诏“古虽七庙，自近代以来皆一庙七室，于礼无废，于情为叙，亦随时之宜也”《晋书》卷十九《志第九》，第389页。对于儒家之礼所非常重视的天子“七庙”设置，西晋开始改动，这在当时引起了大臣的争议：既有八神，则不得不于七室之外权安一位也。至尊于惠怀俱是兄弟，自上后世祖，不继二帝，则二帝之神行应别出，不为庙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庙时，正神止七，而杨元后之神亦权立一室。永熙元年(290)，告世祖谥于太庙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于七之旧例也。《晋书》卷六十八《列传第三十八·贺循》，第1214-1215页。西晋先将“七庙”改为“一庙七室”而后又增加为“太庙八室”，宗庙设置发生变革。
嫡庶等级之分，为西晋之前传统儒家所重视。“昔子思哭出母于庙，其门人曰：‘庶氏之女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子思惧，改哭于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其父祖，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为罪人。何则？异族之女不得祔于先姑，藏其墓次故也。”《晋书》卷二十《志第十》，第411页。曹魏时此制出现松动：“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为平原王，纳河南虞氏为妃。及即位，不以为后，更立典虞车工卒毛嘉女为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为妻之罚也。”《晋书》卷二十七《志第十七》，第521页。魏明帝以出身低微者为后，与先“礼”不合是事实。
嫡庶等级松动，同样见于丧服。太元十七年(392)，太常车胤上言：而自顷开国公侯，至于卿士，庶子为后，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此末俗之弊，溺情伤教，纵而不革，则流遁忘返矣。且夫尊尊亲亲，虽礼之大本，然厌亲于尊，由来尚矣。《晋书》卷二十《志第十》，第405页。藉由丧服表现的嫡庶有别、尊亲有别的严格等级制度出现松动。
太兴初，发生大臣有二妻之事，影响到二妻的嫡侧名分。著作郎干宝说：礼有经有变有权，王毖之事，有为为之也。有不可责以始终之义，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群议之纷错！也就是说，遇到特例，可以“礼”的经、权之变处理。
刘宋时期，恢复嫡庶之别：“泰始十年春正月丁亥，诏曰：‘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晋书》卷三《帝纪第三·武帝》，第42页。到南齐，嫡庶之别又渐淡化：“(司马)筠等请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贵贱并同，以为永制。”《南史》卷四《本纪第四·齐武帝》，第78页。此一争议以“贵贱并同”，服制相同结束。
最后，南朝对葬礼的定制作出调整。建元四年(482)皇太子即位，诏：“丧礼虽有定制，先旨每存简约，内官可三日一还临，外官间日一还临，后有大丧皆如之。”同上。虽然葬礼从俭可体现节约的美德，但儒家传统对葬礼的规定却因此而发生了变化。
综之，自西晋以降，传统儒家之礼发生了变革，这些变革看似顺应时代发展，然而在社会动荡背景下，却动摇了封建社会儒家以礼治世的根基，儒家文化也因此而衰落。二谶纬方术盛行与佛教早期发展
后汉以来，以预言、符瑞、神异为主的谶纬方术流行于世，与汉代经学、道家符箓相结合，用于推测朝代兴替及预言兴衰。《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注：“谶，符命之书。谶，验也。言为王者受命之征验也。”唐朝道宣对谶纬的评价为：“惟王者兴作，非诈力所致，必有灵命以应天人，至于符瑞不无阶降。上则河图、洛书，次则龟、龙、麟、凤，此是帝皇之符箓也。”《广弘明集》卷九，《大正藏》第52册，第140页下。因皇帝受命于天，故世现神异以显示神圣性。
综观南朝，刘宋、南齐、萧梁的开国帝王莫不如是。刘宋武帝 “尝游京口竹林寺，独卧讲堂，上有五色龙章”《南史》卷一《本纪第一·宋武帝》，第1页。“元熙元年(419)冬，黑龙四登于天，《易传》曰：‘冬，龙见，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同上，第15页。次年，刘宋武帝受禅登基，刘宋取代东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