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降者则以“分投安插”为主。《两朝平攘录·都掌》载：“凡新拘留被掳民妇，各蒙亲属认领还家。至于降蛮老幼妇女数千余人，各变姓名，易冠服，配去远方卫所安置。于是九丝一空，都蛮尽平。”曾省吾说是要将“大小夷蛮妇女罗万良等二千二百五十四名口畏死投降愿为百姓”者，“分投安插”。又说“今遂幸而荡平矣。所余投降者，仍当散而置之，稍恶者付刘帅陆续审处”［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二《破都都寨报捷并分布官兵疏》，卷一一《寄内阁吕老先生书五》。。
4．招抚“降蛮”，厉行“教化”。“剿”与“抚”并用是古代专制统治者对付人民反抗一贯的伎俩，在镇压都掌人事件上也不例外。《两朝平攘录·都掌》载：攻打都都寨后，招谕“被掳良民及土夷情愿投降者”，“于是村寨小民，及旧所掳进民妇，自投辕门者，日以千数。官为各查乡贯，给还原籍”。《与刘将军五九》说：“老者、幼者及妇女万分传谕勿杀。”
一些降者给以“冠带义官名色”，《檄文一二三》：“速将降蛮某人应授与某项官职，某人应收为某处百姓，各与安插。”《平蛮全录》卷八所载的一则批文说：“兵巡下南道呈议行刘总兵及行叙州府将降夷罗万良给与冠带，阿惹、阿寅俱立为把事。……批：罗万良首先投降，准给冠带义官名色，阿惹、阿寅准立队长名色。”但此类史料所见甚少。
当地设立“社学”，一些幸存者被迫接受强制“教化”。《檄文一二八》：“送院投见小蛮二名并查各街民领到小蛮有堪教训者，俱发社学。责令教读，用心训教读书。”《经略平蛮善后疏》中说：“用夏变夷，莫先教化。……令新集之民，朔望赴学听讲圣谕。其后生子弟送学训教诗书，渐变夷风，归依大道。”《平蛮全录》卷九《公移·批申二》载：一些幼小者“俱聚社学选过教读谕令，用心训化。首以圣谕六条，先令演习成歌，随讲解大义及跪拜迎送应对洒扫之节。仍每学，画与孔明一像悬挂瞻礼。冠履衣服，宜稍变易之，有不给即官为措赏申请动支。资质果有可进，或一年二年后，另请优异，务在变夷为夏，以为兴礼乐之张本”。
第三，瓜分田地，建置设防。
川南地区，雨量充沛，土壤肥沃，这也是“都掌蛮”能够长期自立的重要原因。如曾省吾说：“拓地环数百里，田尽膏腴，可称上上。而茶树成园，楠木成林，自成都沃野之外，此可称小益州。独其不远邦域之中，山势险恶，风气隔绝，遂自为一区。”又说：“约田地亩，盈十万米谷，所产者甚饶。”［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内阁张老先生书六》；卷三《荡平都蛮叙功疏》。因此，剥夺都掌人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田土，成了明政府镇压都掌人之后的当务之急。
1．瓜分田土。瓜分都掌人的田地是明政府的一项既定政策，刚破凌霄城时，就已预定要将“叛蛮田地，一面踏勘，有功效文武等官，通候大征九丝完日，并叙军勇土兵照格给赏”。后称：“九丝已破，招复流移，使之安生乐业，乃今日第一要务。”正如曾省吾说：“初欲设府，但以焚烧杀戮之后，止存荒山茂箐。即选官来，民不成聚。……必待分田受土，建堡设墩可以为郡县张本。”［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破凌霄城报捷疏》，卷八《公移·批申一》，卷一一《寄大司马二华谭公书七》。其实，正如张居正说：平都掌之后，蜀中士大夫“皆欲窥其土田而有之”［明］张居正：《答蜀抚曾确庵计都蛮善后事》，《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七《张文忠公集四》。。事后曾省吾上《经略平蛮善后疏》言“理疆土”说：
四面界限已经守巡道同总镇委官清查明白，竖立石碑以杜侵争。其见在田土一面委官丈量，分别上中下三等。上田每亩起科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造册收查。一面广行招集附近军民，有情愿受廛为氓者，各委官就籍名在册，分定某处住居，量其人力众寡，拨给田亩即为世业。仍分别某人上中下田粮各若干，新造黄册，注定某里某甲，每年止征本等额粮。本折各半，一应驿传盐钞丁差杂泛俱行免派。其高山深谷不便耕种者，分拨近住居民樵牧，俱免起征。内有茶利者，仍丈量亩数，官佃与官民采摘，每亩征银一钱。
又规定，田地税粮二年之后始征；拨给总兵至百户每员田地各80亩至10亩不等，“永不起科”。后宣布，无论军民，凡“系相近土著人等，有愿种者，许赴守巡二道告领拨给田。不作屯人不作军，但立保甲以相守”，亦即完全按编户齐民的方式进行生产。一些无法安置的旧兵也“正好分种田地，就作百姓”［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七《檄文一二七》，卷一三《与郭总兵一〇》。。总计“斥境四百余里，腴田沃野十八万有奇”，其中原占民田还给原主36800余亩，丈出蛮田并地148000余亩［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〇《功宗小纪》；《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万历三年十二月庚辰。。《凌霄诸蛮传》称：“均田授氓，籍氓为伍，僰笮之间，巍然一大都会也。”曾省吾说：“今蛮田膏腴，所收子粒数倍于腹里，何不作速招人认种，寓兵于农，且耕且守，以免外面转输。”又说：“所喜厥土上上，环以汉夷四塞其中，内地民争欲得而耕之。将搜索区画既备，数年间或当成聚，可变夷为夏。”［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三《与刘将军七四》，卷一一《答松谷陈老先生书》。充分说明瓜分田土是明政府在当地施行“变夷为夏”的重要手段。
2．建置设防。地方政权的建置更作为明政府所谓“善后”的长久之计。九丝都蛮刚被荡平，当局就以设立衙门为急务，“先该本院通行道镇等衙门集议及牌行首清疆界，去后今照目前经理如清界限、勘田土、修城池、建衙门、立墩堡、开道路。”继而下令：“斟酌古今之宜，参伍汉夷之俗，要害作何控扼，官军作何营屯，田土作何区分，衙门作何建立，降夷作何钤束，污俗作何消溶，务在用夏变夷。”总之是“一一务为长久之计”［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七《“檄文”九十、一一二、一一三》。。曾省吾说：“善后之图，必于就近卫分迁二千户所据而镇之，乃无后患，此其最要最要者……数年之后，必与中土无异，更无可虞。即镇雄、永宁、乌蒙皆可坐制。”又云：“若处置不得宜，就杀绝了，后日不免生出人来，依旧是叛蛮。若处置得宜，如九丝城上、凌霄、都都、鸡冠岭等所在作何设立衙门，务相照应。”［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大司马二华谭公书八》，卷一二《与刘将军六七》。《檄文一一七》：“作速议报其善后事宜，张官置吏、设立衙门、区分田地。”曾省吾《经略平蛮善后疏》提出的“善后”措施，包括复兵道、设府佐、建城垣、移守御、理疆土、扼要害、起民兵、通道路、设社学、恤民困等十项，举措不小。如武宁山城垣周围计900丈，营房1200间；建武所城周482丈，房屋440间。
第四，逃往他乡，融入当地。
《平蛮全录》卷二《破都都寨报捷并分布官兵疏》说：“捌月初玖日，各营直逼九丝城下。有蛮阿二王、方三王等率蛮贰万有余上城据守。”九丝城被攻破后，明官方的报告多次说是斩获共4615人，大量的都掌人“下落不明”。《檄文一二二》询问道：“据诸将平日口称及揭报者皆云九丝城上有数万叛蛮，不愁获功不多。今访得擒斩尚不及二千名颗，余蛮作何下落？”《檄文八一》载：“访得九丝叛蛮围困已急，多有偷路从天蓬六寨、洪岩、落下逃去者，此一路系往镇雄地方。”镇雄本彝族陇清部所在，檄文云：“此前门驱狼，后门走虎，非陇清之责乎？”《檄文一〇九》载：“天蓬六寨、水都四乡尚候裁示进止等因，到院簿查。先该本院看得各寨叛蛮系奉明旨悉力尽剿。今母猪寨、吊猴岩、都得金叛蛮逃于天蓬六寨，落武、落抝、印杷山、丁丁白所者逃于水都四乡，互为容留，法应并剿。”《檄文五五》：“九丝城上虽寨房数多，恐精壮者别行逃躲，而守寨房者乃被掳老弱之辈。”《与刘将军六一》也说“水都收藏逃匿”，强令交出。《与刘将军六三》问道：“落五、落抝等处当作何处？逃入水都者又作何处？”表明当局深为都掌蛮的逃匿所困。
《檄文四四》：“即令各蛮不肯出降，又行潜遁，不过往水都及邻近长官司收留容隐。”下令水都四乡并各长官司众夷知悉，遇有各蛮逃入者，须“及早引出投降”，或“设法擒斩来献”。《檄文八二》载：“（山都叛蛮）虽经已破巢穴，但尚多逃入水都四乡容留藏匿。”《檄文一一九》：“照得母猪寨、都得金叛蛮原系陇清收降，郭总兵差官坐领，已有专责，自不容诿。落抝等处原系宣抚奢效忠收降。……又各处深林茂箐，尚多藏匿叛党。”
可以肯定，“都掌蛮”有相当部分逃往他乡，且最后融入了当地居民之中。如《檄文一〇一》说，永宁宣抚奢效忠报称攻下落武、落抝蛮寨后，搜山擒斩功级72名（颗），受到质询：“此地二千余蛮，岂是七十余功可以搪塞？”说明有相当部分逃跑或在彝族（永宁为彝族一部）中隐藏了下来。既为逃逸，必很分散，史料记载自然就不会很多了。
前引张居正文云，“众蛮残孽”降服之初，将其分而遣之甚易，但“今已一年余矣，彼既恋其故土，又曾许以抚怀，乃一旦欲别处之，祸萌当自此生矣”。由此可见，有部分都掌人实际上未被遣散而在当地存活下来，最终融入当地汉民之中，虽然这个过程十分缓慢。直至清代后期，当地仍有“土獠”的存在：珙县“此夷颇少，惟上罗计、落表以南间或有之，亦多改汉妆，更其旧俗”。在高县者“能说汉话，衣冠尽同。……高邑上下四乡俱有，近来有教子弟读书者”清同治《珙县志》卷七；光绪《叙州府志》卷四三引《高县志》。。这些当是逃脱被屠杀或强制同化命运的“都掌蛮”之幸存者，此时离明万历元年已约三百年，说明民族间的自然融合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当地百姓至今还有“何家挂岩子”的传言，是说“何”（系“阿”改）姓者为行悬棺之“僰人”后裔参芮逸夫：《川南民族的悬棺问题》，载《悬棺葬资料汇集》，原刊于1947年《中央周刊》第9卷第11期。沈仲常：《“僰人悬棺”岩画中所见的铜鼓》，四川民族研究所《民族论丛》第1辑。。而当地至今流传着的民间故事充满着对以阿大、阿二、方三为首的“僰人”反明斗争的巨大同情和热情歌颂，应当是早已融入当地汉民的“都掌蛮”后裔在文化心理上的一种曲折反映。
（原刊《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一个消失民族的史诗：“僰人”民间传说试析
“僰人”是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在“僰人”聚居的川南泸叙地区汉武帝时置犍为郡，下设僰道（县），治今四川宜宾。梁大同十年（544）在僰道县立戎州，北宋末政和四年（1114）戎州改名为叙州，古代习惯并泸州（治今同）称该地区为“戎泸”或“泸叙”，略当今宜宾、泸州地区。，自汉以来就被认为是“僰国”故地。万历元年（1573），“僰人”在明朝军队的残酷镇压下而终致消失，在当地（集中于今四川珙、兴文两县）留下了举世闻名的“僰人悬棺”。四百多年过去了，“僰人悬棺”之谜却远远未能揭开。由于“僰人”问题涉及西南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从不同角度予以审视。
根据文化人类学的一般原理，民间传说总是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相联系着，并反映出那个社会深层的思想观念。20世纪30年代，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国人类学家葛维汉显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前往川南泸叙地区搜集了“川苗关于僰人的传说”。中国的民族学家也不断有人前往川南泸叙地区，“僰人”的传说遂不胫而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珙县文化馆和兴文县文化馆分别搜集整理了《僰人悬棺民间故事选》和《兴文石海洞乡民间故事集》，前者包括有4则故事，后者有13则。1986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晓帆、范仲成搜集整理的《悬棺之谜》民间故事集，共33个故事，虽然其中许多与前两本小册子重复，也颇有可取者以下所引，珙县和兴文县搜集整理者分别另冠以县名，未冠县名者则出于《悬棺之谜》一书。。杜品光先生撰《从民间故事看川南悬棺葬的族属》一文对其族属为僚人做了旁证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4辑，民族出版社，1982年。，可惜对“僰人”民间传说进行类似民族学分析的文章还太少。
传说内容丰富，有表达对美好生活和淳朴爱情的向往，有对爱财如命财主的鞭笞，也有对斩妖除害英雄的讴歌。透过它们折射出的“僰国”史影，可以反映出民间传说含有丰富的文化积淀。这些传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有关“僰人”风俗习惯如悬棺、打牙的来历；二是围绕“僰人”领袖哈氏三王等人的传奇故事。奇风异俗传神
葛维汉在《有关僰人（白人）的历史文献》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8卷，英文。陈宗祥先生译文载中国县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印《悬棺葬资料汇集》1980年第12期。一文中，记载了一则传说，标题叫《川苗关于僰人的传说，川苗地区早先的居民称为“艾子”》，内容有如下几点：
1.今川南三省交界一带的居民古称“艾子”，后来苗族和彝族迁到这里居住。艾子好斗，被称为“屠天”。他们夏天穿皮衣、烤火，冬天却穿得很薄。他们勤于垦地，日子富裕。双亲死后，修建石墓以葬，墓地集中。
2.一个叫罗因的秀才想出让他们子孙不昌盛的诡计，散布谣言，让“艾子”把祖先的尸骨丢入海中，后来又让他们把祖先的尸骨挂在岩上。“艾子”们说：“起初有人说把尸骨埋在海里，子孙昌盛，我们已照着做了。今天又说我们把死者像星星、月亮一样高高挂起，我们将会统治全世界。”于是招请石刻工人，把本族使用过的弓箭以及骑过的马、马鞍和图案都刻在岩上。族人死后，就把遗体悬葬在石岩上。
3.一个叫李义把的苗人禀报官府要在石梯寨定居垦地，另一叫陶义瓜的人也禀告打算在草场坝垦荒。汉人后来夺走了兴文县附近苗区九丝城。当时哈大王、哈二王叛乱了。据说哈大王能用扫把当尾巴，腋上夹着两个簸箕飞翔。万历二年（1574），哈二王被杀，他的两个簸箕落在建武城下，此地就叫簸箕峡。
葛维汉说：“我从川苗朋友处得知，艾子［Ngai Ntzi］是‘矮子’一词的讹音，意指矮小的人和民族。”《说文》谓“西南僰人僬侥从人”，又释僬侥乃“长三尺”之短小人。民族学家郑德坤先生有《僰人考》郑德坤：《僰人考》，载《悬棺葬资料汇集》，原刊于《说文月刊》1944年第4期。，进而引证僰从棘从人，棘本小枣，僰乃其人种矮小之称。
珙县《罗因与僰人悬棺》与葛氏所记略同：僰人首领叫酋长，管理寨子的人叫“土官”。由于僰人被迫上缴的税粮越来越多，于是激起了他们的反抗。他们称自己的部落为“僰国”，把酋长改称为王。皇帝在僰国四周设立了许多都司府和总爷府，并委派这些部落的头头为“土司”、“头人”。有个王都司总想设法要使僰人衰弱下去，秀才罗因说，只要耗尽他们的精力钱粮就行了，于是便到僰国散布“将棺木岩上挂，不但高棺（官）显赫，还要称帝中原”的谣言，僰王上当，出现了人世间罕见的悬棺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