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僰国”故地的民间传说充满着对僰人反抗斗争的深切同情和对哈大王等僰人首领的热情讴歌，应当是早已融入当地汉民的“都掌蛮”后裔在文化心理素质上的一种曲折反映。例如，如今已融入当地汉族群众之中的“何”（系“阿”改）姓者为行悬棺之僰人后裔，不但得到史料的佐证，也得到了民族学资料的证实芮逸夫：《川南民族的悬棺问题》，载《悬棺葬资料汇集》，原刊于1947年《中央周刊》9卷11期。沈仲常：《“僰人悬棺”岩画中所见的铜鼓》，四川民族研究所《民族论丛》第1辑《县棺葬研究专集》，1981年。，就是一个绝好的说明。
古代僰人没有文字，在消失了四百多年后，其故事仍然如此顽强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口口相传下来。这些民间传说，从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折射出史影，沉淀下来，不断地衍化，表现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大量的传说中，哈氏三王被神化了，或者被赋予了某种神力，这正是僰人古代社会走向英雄时代的反映［明］《万历武功录·凌宵都都寨九丝诸蛮列传》载：当时其首领已经“衣鳞衣，拟王者出入。拥大盖，策驷马，所至用鼓吹响呼，夹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传说是僰人的英雄史诗，虽然它们尚不成熟。试想，如果当地“僰人”未致泯灭，他们对自己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描述难道不会更富有传奇色彩吗！民族史诗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演化和逐渐完善的漫长过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原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失落的文明
——川南悬棺葬墓葬习俗是民间文化最具特质的表象之一，在世界各民族众多的葬俗中，把棺木置于峭壁外木桩上或半置于峭壁山穴中的“悬棺葬”这种奇特的葬式尤其引人注目。人们发现，这是一种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葬物富于特色、民族成分复杂的葬俗。四川南部宜宾、泸州地区，是今存悬棺葬遗迹最为密集之地，在她身上总是笼罩着许多神秘的色彩。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个“失落的文明”受到了中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些年来，专论川南民族及悬棺葬的著作主要有两部：刘复生《僰国与泸夷——民族迁徙、冲突与融合》（巴蜀书社，2000年）、屈川《都掌蛮 —— 一个消亡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另有陈明芳著《中国悬棺葬》（重庆出版社，1992年）对中国悬棺葬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稍早则有四川民族研究所1981年编辑出版的《悬棺葬研究专集》和中国民族学会1982年编辑出版的《民族学研究》第4辑两本讨论悬棺葬文化的论文集。，其间蕴含着的丰富文化内涵吸引着人们，她的神秘面纱正在一步步被揭开。这是四川地方文化的宝贵遗产，同时也与中华文明以至亚太地区文明密切相连，值得深入研究和发掘。
一、分布与时代
悬棺葬俗中外都有，主要分布于亚洲和大洋洲。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南方的三个地带：一是闽赣二省的武夷山区，二是湘鄂二省西部以及相连的重庆三峡和涪陵地区，三即前言提到的四川南部泸州宜宾地区的“僰人悬棺”；其他如贵州、云南东北部、广西左右江流域以及浙江、台湾等省区均有其遗迹。国外则主要分布于东南亚诸国以及太平洋上的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等岛屿。如此广阔地区的同一葬俗是巧合，还是由于传播？若是传播，它的源起地在哪里？又是如何传播开来的？这些问题都有待人们做出科学的解答。
就时间来讲，在我国以福建武夷山悬棺葬为最早。科学测定数据的时间为距今三千八百多年至三千三百多年之间，略相当于夏商之时。由于悬棺年代久远，山崖之上，若隐若现，故古代的记载一般充满了神秘色彩。宋代大儒朱熹已慨叹其渺不可追，在《九曲棹歌》中呼之为“仙灵”。三峡中的悬棺葬，悬于“石壁千万仞，飞鸟悬猿不可及之处”，也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人棺椁”［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三〇，中华书局，1983年。其他如江西贵溪悬棺葬时代为春秋战国时期，湘西等地悬棺葬为唐宋时期；较晚则为川南泸州宜宾地区的“僰人悬棺”，可查证的时代大致在宋明时期。由东向西，年代递减，这可能与它的传播方向有关。
在明代后期，“僰人悬棺”的葬主“都掌蛮”（自唐代以来即有此称）因反抗明朝政府的统治而遭致镇压，最后失败，终致消亡，这是最后一支盛行悬棺葬式的聚居民族。若以此为标志，那么悬棺葬的基本消失距今已有四百多年了。但这并不等于悬棺葬俗的最终消亡，19世纪前半世纪，科学考察者在台湾雅美族地区，发现仍有葬行“悬棺”的情况，其尸骨用麻袋包扎盛于木棺中，曝置于悬崖之上。由于不经风雨，考察者亲见新旧遗骨散乱于山冈岩间。印尼中部的苏拉威西岛之托拉查族人和莫里族人也还流行这种葬俗参见凌纯声：《中国东南亚之崖葬文化》，原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转引自中国悬棺葬讨论会编印《悬棺葬资料汇集》，1980年。我国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还有着类似的葬俗。所以悬棺之存在时代，不可一概而论，各地的差异是很大的。或许此处消失了，另处又盛行起来，文化习俗的传播往往并不经意，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二、悬棺主人
悬棺葬主人的族属问题历来争论很大。有古代的越族、濮族、僚族或苗瑶民族等多种说法。但是，对于古代越、濮、僚三者之间甚至其与苗瑶民族的关系问题，并未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若论其起源，一般认为它是起源于南方“百越”民族的一种葬俗。现今研究表明，分布范围如此之广、延续时间如此之长的悬棺葬俗并非某一民族所独有。葬主有的属汉藏语系民族，有的属于南岛语系民族，民族差异很大，很难解释成有共同的起源。同一语系中，又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即使是同一民族，也可能有的支系流行此葬，有的支系却并无此俗。由于历史的变迁，就是同一地点的悬棺葬，对其族属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现今谈论悬棺葬主，最好做一些具体分析，笼而统之论其族属，往往顾此失彼，使人不得要领。
有关悬棺葬的记载，最早是三国时期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其中有记闽浙一带的“安民之家”父母死亡，作四方函盛尸，悬于高山岩石间。此之“安家之民”可能属于当时生息在此地的“瓯越”族。与之相连的闽赣武夷山区悬棺，有彭祖族（彭祖是传说中帝尧或商代的贤人）、闽越、闽濮、苗瑶等多种说法。这里古代是干越（越族的一支）的故地，故又被认为是干越的葬式。然而汉晋古籍关于“干越”的记载十分零散，且无直接悬棺的记载，所以其族属尚待进一步探索。
唐宋以来，有关悬棺葬的记载多了起来。唐朝张《朝野佥载》卷一四记湘西“五溪蛮”父母死后，在临江高山“凿龛以葬”。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载简州（今四川简阳）有“獽人”遭丧，使尸体干燥后，装入木函并置于山穴中。又记泸州“夷獠”，“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崖穴”。又载会川县（今四川会理）深岩中多“仙人葬”，莫测其来。元初李京《云南志略》记滇东北部之“土獠蛮”，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巅崖之上。《马可·波罗行记》对此地的“土獠蛮”也有类似的记载。明代田汝成撰《炎徼纪闻》记黔中仡佬族，殓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关于仡佬行悬棺的记载散见于西南各地的地方志，湘西“五溪蛮”包括苗、瑶、僚（读作［lǎo］，旧作“獠”）、僮、仡佬诸族，不会尽行悬棺葬。结合后世史料来看，恐怕湘西行悬棺者主要是仡佬族。但各地的葬主族属不同，简州“獽人”非蜀地原住居民，可能是从今三峡地区之东迁入的古代“獽人”（瀼人）。川南“僰人悬棺”的主人是先秦时代就在此居住的“僰人”，还是晋代以后入蜀的“獠人”？学界也还存在着争议。
悬棺葬极费人力财力，又是在社会经济较落后的民族中盛行。因此，行此葬者不是一般平民力所能及。五溪蛮之悬棺葬乃“尽产为棺”，倾大量财产用来制作棺材，当是有产者所为。武夷山的悬棺葬又称为“蛮王墓”。明清川南珙县、兴文县等地方志多记悬棺乃“僰酋”所为，或直呼之为“僰酋悬棺”。当地民间传说中也有为“僰酋”或国王打凿置放悬棺的石槽的故事。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出，有的悬棺葬中随葬品丰富，殓装裹有数层布或绸褶裙，有的腰裙上绣着“王”、“卍”等精美图案，均可说明这一点。贵州仡佬人在放置悬棺时，还要旁立“木主”（木刻人像），这也不可能是人人可以享用的。但一些悬棺葬也相当简陋，故其葬主的社会地位也不可一概而论。三、悬棺如何升置？
古人是如何把悬棺升置于峭壁之上的，这似是简单的问题，却难倒了掌握高科技的现代人。最早的有关记载是《朝野佥载》卷一〇四所记的湘西“五溪蛮”的悬棺葬，“于临江高山半腰，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祠祭”。这被称为“悬索”之法，需要山顶要有一个相对平缓的走道。但有的悬棺山顶却几乎无法行走，更不要说把沉重的棺木抬上去了。台湾雅美族人悬棺葬是分别将人和棺抬上山冈，至葬地时再置尸于棺中。
为了探索悬棺升置之秘，1989年6月由中美学者组成的“中国悬棺研究”课题组，在江西贵溪县龙虎山，利用仿古工具及方法，将一具文物棺木送到了悬崖洞穴中，认为是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升置悬棺的壮观。但有的学者对此升置法表示怀疑，认为古代利用这种机械技术的可能性很小。除唐人所说的悬索法外，今人考察得知尚有栈道法，搭置临时栈道搬运棺木，事后则将栈道撤掉。有的学者对地貌的变化情况做了考察，认为川南僰人盛行悬棺葬的时代，水位比较高，那么棺木置放的高度也不会如现在看到的这样高峻陆敬严：《悬棺之谜》，《科学》1990年第1期；陈明芳：《中国悬棺升置技术刍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这个思考是有道理的。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对今人来说已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更不用说古人了。以下两例将棺木送至山崖安葬的民族学调查资料，可供我们参考。
一个多世纪前的1895年，在英属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世界第三大岛）东海岸，一位英国学者亲历探访到一处崖葬，这位学者记述说：我们虽预备好梯架，但因山壁垂直有一处甚至倒悬，所以爬到洞口仍遇到许多困难。我们猜不到，棺木如此大而沉重，至少四个土人才能抬得动，如何能运到半山峭壁洞穴。与此洞门相对尚有一入口，约3米高，2米多阔，离地亦约20多米，有一物似船下堕于地。这或可说明棺木由此洞口用绳索自山下拖上来的。后来听当地酋长说，从前是凿有盘旋或之字路通到洞口，现已毁坏无踪了凌纯声：《中国东南亚之崖葬文化》，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
1985年，中国学者在贵州紫云县目睹了将一苗族妇女的柩木送至山穴安葬的经过。由8人抬棺，67人拉着绳索，在鞭炮和唢呐声中离开丧家，向葬地走去。遇陡坡时稍停，拉绳索者则加大气力向前拖拉。葬所洞口有一堵2米多高的石崖，抬棺者、拉绳者每呐喊一声，便使一次劲，每使一次劲，也最多向前移动5寸。约过40分钟，才将棺柩送入洞穴。从出殡到安葬结束，行程4华里，整整花了4个钟头罗康隆：《悬棺葬安葬过程目击记》，载《贵州省博物馆刊》1987年第4期。整个过程是相当费力的，或可供今人研究悬棺升置技术作一参考。四、为何悬棺？
悬棺葬俗是如何形成的？促成悬棺的原因何在？这是难以简单地回答的。一种观念或风俗形成之初，一般并无文字予以记载，悬棺葬俗尤其如此。前述唐宋“五溪蛮”悬葬死去的父母，三年而葬，打鼓踏歌，“弥高者以为至孝，终身不复祭祀”，大概认为越高越接近“天国”。《马可·波罗游记》记滇东北土僚蛮行悬棺葬，“人兽均不能侵及”，这可能是行此葬的目的，但也可能是其结果。《云南志略》则记此之悬棺，“以先堕者为吉”，显然受到某种宗教观念的支配。
从民族调查资料来看，悬棺的动机不是单一的，各地各民族的差异很大。追求灵魂不死，求吉免灾等都有。据20世纪40年代的调查，台湾雅美人行悬棺葬，是将村中无近亲的垂死者缚而送至悬崖，葬毕取田中芋煮熟祭鬼，并祝祷不要受害。这是避邪。在川南流传至今的“僰人悬棺”传说，对于悬棺的来历也有不同说法：一说是因为上当；二说是为保护亲人遗骨；三说是受“升天”观念的支配。
20世纪30年代，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学者葛维汉调查的《川苗关于僰人的传说》中说：今川南三省之界一带的古代居民叫“僰人”，双亲死后，修建石墓以葬，墓地集中。他们勤于垦地，日子富裕。随着僰人的不断强大，官府总是想设法要使僰人衰弱下去。有个滥秀才罗因对献计说，只要耗尽他们的精力钱粮就行了，于是便到僰国地区散布“将棺木岩上挂，不但高棺（官）显赫，还要称帝中原”的谣言，僰王由此上当，就出现了人世间罕见的悬棺葬。这一传说广泛流传于当地民众之中，又有谓五百年前苗族自他处迁来时，原土著善治田地，苗人乃“思有以抑之”想出了这个办法。清代以来的当地地方志对这些传说也多有记载。但我以为，虽然苗族迁入此地时与当地原住居民发生某些冲突是可能的，但某种习俗的形成不可能因一巧辩之士可致，此传说必有讹传之处。
四川兴文县文化馆在70年代末收集编印的《僰人悬棺的故事》讲述了本县曹营乡苏麻湾悬棺的来历：僰人们不交租不纳粮，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地方官吏强令交租纳税。僰人找官府评理，反被官府痛打，有的致死。僰人们拿起武器，讨还血债。因寡不敌众，退守僰庄西北部的苏麻湾山寨。数千官兵扑向僰庄，掘地暴尸。傍晚，僰人们冲进曹营，趁其混乱之际，收拾好亲人的尸骨。为了避免官军再次糟踏，僰人们商定把棺木悬葬在山寨的峭壁之上。经过艰苦的劳动，终于将排排棺木悬放在木桩上或长形岩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