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跟《易经》一样，《太玄》也是所谓“天人之学”。但是，《易经》是以天道论人事，即用人所观察到的天的运动规律去套看人事和社会生活现象；而《太玄》是将人的性命放置在问题的中心，将“气”作为认识感受天、地、人关系的中介。这样，《太玄》中的天、地、人就是一种各自独立而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扬雄看来，使人类迷惑不解的宇宙时间和空间问题，其实就是人类认识主体同宇宙本身的不同关系和不同的运动作用而产生的不同表达形式而已。他在《太玄·玄摛》中论述了这种关系及其运动作用之后说：“是故阖天谓之宇，劈宇谓之宙。”扬雄认为，所谓“宇”，即人类的空间观念，是人从整体静定的角度去观察世界时的感受；所谓“宙”，即人类的时间观念，是人从分别运动的角度去观察世界时的感受。如此接近科学地认识和解释“宇宙”概念的，扬雄是全世界的第一人。
第三，如果说《易经》是一部展示“天道”的著作，那么，《太玄》就是一部解释什么是“天道”和怎样进入“天道”的著作。所以司马光在《读玄》中说：“学者能专精于《易》，诚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为之阶也。子将升天而废其阶乎？”
因此，那种认为《太玄》是“全然模仿《易经》而成”的人，不是无知，便是浅薄。
相反，有不少研究《太玄》的学者认为，《太玄》将天、地、人并列的特殊结构模式，尤其是将人的性命放置在问题中心的“玄学”思想，不仅发展了西汉流行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而且将这一哲学命题“推导成为了一种具体可操作和可实践的理论”，这就是“相对认识论”。并且认为，《太玄》“就是一部天、地、人合一的辩证运动学和动力学”；进而指出，扬雄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宇宙论思想家和宇宙数学家，是相对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系统理论的创造者，是最早的人本主义论者。
有人说：“扬雄的《法言》，体例上模仿《论语》，语言非常晦涩，思想内容也非常贫乏。”
说这种话的人，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其实是既不了解《法言》产生的背景，更没有读懂《法言》。
《法言》是扬雄晚年的著作，是扬雄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如果说《太玄》所反映的是扬雄的世界观，那么《法言》所表述的就是扬雄的社会政治观。因此，《法言》是探寻扬雄思想的重要依据，为历代研究扬雄的学者所重视。
扬雄生活的时代，尽管儒学早已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提倡和维护的学术；但是，自先秦以来的“诸子”之学，尤其是“黄老”之学仍然很有影响；儒学内部兴起的“今古文之争”，也在此时愈演愈烈。于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各以其知舛驰”的混乱局面，孔子及其学说的地位也面临着被诋毁被冲击的危险。
以儒学卫道者自居的扬雄，为了捍卫儒学的纯洁性，针对“诸子”和《史记》中个别不合“圣人之道”的言论，模仿《论语》的应答体例，撰写了《法言》。《法言》通过解答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和褒贬各种地位的历史人物，维护了孔子及其儒学的至尊地位，从而建构了新的儒家价值体系。
怎么能说《法言》的“思想内容也非常贫乏”呢？
扬雄最突出的学术成就是在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其代表性著作是《方言》和《训纂》。《方言》和《训纂》使扬雄赢得“语言学家”的头衔，使他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地位。
《方言》的撰写过程已在本书第一、二章谈到过，这里主要介绍它的影响。《方言》问世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好评。第一个为它作注解的晋代大学者郭璞，称《方言》“考九服之逸言，标六代之绝语”，说它是“洽见之奇书，不刊之硕记”。现代语言学家评价此书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而开方言地理学之先河”。两汉以来注释古书的学者，常常将《方言》作为重要的训诂工具书来使用。当代研究扬雄思想的著名青年学者郭君铭博士，则从社会学和政治的角度，对《方言》的意义和作用作了全新的诠释，他认为：“此书能帮助君王与远方的少数民族人民进行顺畅的交流，使中原的文化典籍能够在边远地区世代相传，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言论、事迹能够在汉朝的文献里得到记录。”郭博士还说：“扬雄写作《方言》时对少数民族的语言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而他这样做，是考虑到向这些‘文化欠发达地区’传播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需要。”郭君铭、彭澜：《〈方言〉的创作与扬雄的民族思想》，载《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因此，《方言》的写作反映了扬雄对汉代少数民族问题的关注，也反映了扬雄进步的“夷夏观”（正确处理中原王朝同少数民族的关系）。
《训纂》是一部字书，相当于现代的字典。该书以60个字为一章，共34章，共计2040字。原书已经亡佚。据《说文解字·叙》的介绍，该书应当是供汉代人认识“古文”（大篆、小篆形体的汉字）的工具书。因为汉代通行的隶书属于“今文”，大篆、小篆被人视为“识贤堂”的扬雄研究著作简介“古文奇字”，一般人都不认识。东汉时期，朝廷诏令将秦朝李斯等人编著的《仓颉篇》、扬雄编著的《训纂篇》、东汉人贾鲂编著的《滂喜篇》合编为《三苍》，作为教学童识字的教材。
应当说，扬雄著《方言》、《训纂》，至少对发展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事业是有突出贡献的。
扬雄最具有影响的成就是在辞赋的创作上。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扬雄所作辞赋十二篇。这十二篇的篇名是：《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解嘲》、《解难》、《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绵竹颂》、《蜀都赋》、《逐贫赋》。所列十二篇中的前面七篇，被《汉书·扬雄传》全文收录，《广骚》、《畔牢愁》被《汉书》注明“文多不载”。因此，这九篇可以确定为扬雄的作品无疑。《绵竹颂》及其后的两篇，见于《文选》注解和其他文献，是否扬雄所作，常有异议。另据扬雄《答刘歆书》，扬雄说他“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根据署名为扬雄所作的《蜀都赋》，以“于前”、“于后”、“于东”、“于西”为描述的线索来分段，似乎所谓“《蜀都赋》”，其实就是《成都城四隅铭》。如果加上这三“铭”一“颂”，那么扬雄的辞赋作品就不只“十二”之数了。
扬雄的辞赋作品，最重要的是“四赋”，即《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最有影响的是《反离骚》和《蜀都赋》，而最具历史价值的是《解嘲》、《解难》。
扬雄的辞赋数量不多，而且都是他五十岁之前所作。这是因为：尽管他曾经很喜欢辞赋，但是当他发现他献给汉成帝的“四赋”，不仅不能起到劝谏皇帝不要荒淫奢侈的作用，反而会助长皇帝邪恶的爱好的时候，便决心不再写作辞赋，并且愤怒地说辞赋是“雕虫篆刻”。扬雄坚持文学创作应当有补于时政的原则，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毅然放弃创作辞赋这个可以使他升官发财的手段和机会，其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虽然扬雄的辞赋数量不多，但成就和影响仍然很大。历代文人在其作品中常常称引扬雄辞赋。《文心雕龙·诠赋篇》在评价汉代赋家的时候，将扬雄同汉赋的代表作家枚乘、司马相如和王褒并称，并且认为扬雄、王褒发展了汉赋，原文是：“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就连学识宏富、才名冠天下的杨升庵也以扬雄为学习追攀的榜样。20世纪6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游国恩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称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辞赋家”。除了辞赋，扬雄的文学创作，还有《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等。
上述扬雄三个方面的成就，是现代人给扬雄以“著名思想家、语言学家、文学家”评价的重要依据。
在不少的研究扬雄的文章或者专著中，还常常有人在“思想家（或者称“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之外，还说扬雄是“历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扬雄是“历史学家”，主要有两方面的依据。一方面，扬雄有过编撰历史著作的活动。据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记载，扬雄、刘歆等人都曾经续撰《史记》，受到班彪批评，说续书“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按照王充《论衡·须颂篇》的说法，扬雄著有记载汉宣帝到汉平帝近八十年间历史事件的著作，《论衡》的原文是：“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除此之外，根据《太平御览》及其许多注家的说法，记述四川上古历史的《蜀王本纪》（该书所记多为神话传说，故不当作为信史看待），也是扬雄所撰。另一方面，扬雄在他的《法言》中，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见解，表现了史学家的卓越眼光，并且对后世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扬雄在《法言·重黎》中评论几部史书时，提出了撰写历史著作应当坚持的三条基本原则：一是“立事”——认真记述历史事件；二是“品藻”——客观评价历史人物；三是“实录”——坚持秉笔直书实事求是。扬雄的著史原则对后世影响深远，刘知几的《史通》就有“叙事”、“品藻”、“直书”的专章。因此，“史学家”这个头衔对于扬雄来说，应当是当之无愧的。
说扬雄是“天文学家、数学家”，似乎非常牵强，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太玄》是用奇妙的数理逻辑来演绎天文、地理、人事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的哲学著作。扬雄在《解难》的序文中说：“《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与《太初历》相应。”《四库全书》将《太玄》列入“术数类”，认为《太玄》是自然科学类著作。扬雄甚至提醒《太玄》的读者，应当运用数学知识来解读《太玄》：“故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这些应当是扬雄被人称为“天文学家、数学家”的主要依据吧。
像扬雄这样，跨两大领域、兼六大“家”学术地位的人实属罕见。然而，扬雄头上还应当冠上一个头衔：音乐家。这又是为什么呢？《汉书·艺文志》说：“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这说明扬雄还著有关于音乐的书。有学者指出：“扬雄很关注音乐在教化过程中的作用。他有非常丰富的音乐知识，曾著有《琴清音》一书。可惜此书已佚，我们今天仅能见到《全汉文》中辑录的几条内容。”郭君铭：《扬雄〈法言〉思想研究》。
由此看来，我们说扬雄取得了他的同时代人所未曾取得的巨大成就，绝非妄誉溢美之辞。“识贤堂”陈列的扬雄语录三、卓越贡献
扬雄能够在官卑职小、穷愁潦倒的情况下，被他的同时代人誉为“西道孔子”；又能够在去世千年之后，受到唐、宋两代众多杰出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的竭力推崇；还能够在遭到官方否定之后的近千年中，仍然拥有那么多崇拜者一直为他辩诬。这样的现象虽然奇特，但绝非偶然，它在向世人昭示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扬雄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扬雄的卓越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儒学发展方面，扬雄捍卫了儒学的核心理论，巩固了孔子在儒学道统中“独尊”的地位。
《太玄》、《法言》是扬雄“为天地立道，为人世立法”的著作。针对法家的“刻薄寡恩”，扬雄在《太玄》中将人的性命放置在问题的中心，并且将人与天、地并列，说明儒家“仁道”这一核心理论是合乎“天理”的。如《太玄·玄告》中特别强调：“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针对“诸子”对儒学“仁义礼智信”伦常理论的攻击，扬雄在《法言·五百》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家不遵礼法，墨家废弃礼乐，法家不教而诛，阴阳家怪诞不经；只有孔子的儒家学说，如天一样广博、似的一般深奥。《法言》不仅用大量篇幅来阐述儒家的伦常理论，还通过以儒家道德规范品评历史人物，突显了孔子的圣人形象。
孟子这个“二圣人”（亚圣）的形象，也是通过扬雄的介绍，才逐渐被人认识和承认的，韩愈在《读荀子》一文中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道尊……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
司马光认为扬雄一生都在“潜心以求道之极致，至于白首然后著书，故其所得为多。后之立言者，莫能加也”，也就是说，扬雄对儒学发展的贡献最大；因此，他认为扬雄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应该高于孟子、荀子。
第二，在哲学理论方面，扬雄创立了“相对认识论”和“三分宇宙观”，提出了“因循革化”这个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命题。
扬雄“相对认识论”的特点是：认为人的性命生存规律，是人类认知活动的根本参照系；而支配人类所有知识和行动的正确原则，应当是符合人的性命规律而产生的。强调支配人的一切原则（包括规章制度）都要合乎“人的性命规律”，《扬子法言》五臣注本这就为儒学的核心理论——“仁道”找到了理论支撑，意义十分重大。扬雄之前的董仲舒，是将“天道”视为“人道”的绝对主宰；扬雄之后的程朱理学，则是将“天理”和“人欲”完全对立起来。
在扬雄“三分宇宙”的理论框架中，“玄”是一种造分天地、运转万物的气，是推进宇宙间万物发展变化的原动力。“玄”在空间上分为三方，每方各分三州，共为九州；每州各分三部，共为二十七部；每部各分三家，共为八十一家。在时间上“玄”又综合“方”、“州”、“部”、“家”四者成为“首”，共八十一首；每“首”附九“赞”，共为七百二十九赞；另加踦、赢两赞，合计七百三十一赞；然后以两赞为一日，正合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之数。在扬雄设定的这种宇宙框架中，玄“旁通上下”，万物可得而有；“九管周流”，岁时可得而成。很显然，扬雄创立这样的宇宙理论，是要为自然与人事寻找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规律。
扬雄的“玄”，与《老子》的“道”、《易经》的“气”，似乎是名异而实同的术语。其根本区别仅在于：扬雄将天道、地道、人道三者合为一体谓之“玄”，将宇宙视为“一元的存在”，然后以“三”别之。这表明扬雄已经认识到：自然是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一种客观实在，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才不至于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太玄·玄图》说“夫玄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太玄·玄莹》则强调“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应当说，在基本精神上，“三分宇宙观”表现了扬雄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这在儒学被神学化和儒学“神学目的论”猖獗的西汉时代，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扬雄在《法言》中多次议论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因”（继承）与“革”（改革）的问题，认为凡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东西都应当继承保留，凡是已经过时成为时代发展障碍的东西就应当加以改革或者完全抛弃；哪怕是对“圣人之法”，也不能机械照搬或者墨守成规。在《太玄》一书中，扬雄还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因循”与“革化”关系到国家大事的成败。扬雄论述了对待“道”的几条基本原则：第一，“因循”与“革化”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两个对立面，二者相反相成，因此不能将“道”视为僵死的教条，应当有“因”有“革”；第二，因为“革”是为了“得天道”，而“因”是为了“驯（顺）天道”，“得天道”是目的，“驯天道”只是手段，所以“革化”比“因循”更显得重要；第三，因为“因”与“革”关系到国家的成败，必须非常谨慎地掌握好时机与尺度，做到“因”要合理、“革”要适时。不难理解，扬雄“因循革化”的思想，不仅是一种进步的历史发展观，而且蕴含了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因素。
扬雄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因循革化”的历史发展观，而且大胆地实践了这一历史发展观，“事莽美新”就是其典型事例。
扬雄“因循革化”的历史发展观，既是对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的批判，也是对西汉以来流行的“五德终始”论的否定。
第三，在文学理论方面，扬雄发展了传统的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