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合一”是传统文学观的主要特点。先秦时期，“文”的概念比较模糊，既是与“道”相对的概念，泛指各种各样体裁的文章；又是与“质”相对的概念，特指语言的华美，相当于现代所说的“文采”。“道”的概念则比较广泛，既专指儒家的学说，即所谓“圣道”；又泛指所有与治理国家有关的问题，相当于现代所说的“国家大事”。孔子口中的“文”，大多是指“文采”，如他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重视“文采”，主张说话、写文章都要讲究文采；但是，孔子更注重实用，所以他特别强调文章的作用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为君、父的事业服务）。孔子的“尚文”、“尚用”，开后世“文道合一”主张的先河。
扬雄自幼爱好辞赋，后来又创作了为数不少的辞赋作品，对辞赋具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辞赋绝不能失去讽喻的社会功能（“赋者，将以风也”），实际上，他主张一切文学作品都应当对社会有补益作用。当他认识到辞赋华丽的词藻必然会掩盖作者讽喻的目的之后，宁可放弃，也不违背自己良心去写那种仅仅追求铺陈华丽的辞赋。如果把《反离骚》和“四赋”作为他前期辞赋作品的代表，把《解难》、《解嘲》作为他后期作品的代表，再将这些前、后期作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扬雄文学主张的变化。后来扬雄在《法言·吾子》中，将辞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认为“诗人之赋”才是辞赋的正宗，代表了辞赋发展的方向。扬雄所谓的“诗人之赋”，就是像屈原《离骚》那样，虽然语言华丽铺陈，但是内容充实、富有兴寄的作品。这正是“文道合一”的文学主张。
扬雄关于辞赋的主张，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诠赋》在解释“赋”这种文学体裁时所说的“体物写志”（描写事物状貌，抒发作者感情），实际上采用了扬雄的说法（“赋者，风也”）。刘勰在评价辞赋的优劣时，直接引用了扬雄“诗人之赋”的观点；并且用扬雄反对辞赋过分追求词藻华丽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主张（“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穀者也”）。郭绍虞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现代出版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中最权威的著作。他在论述中国上古时期（先秦至两汉）文学观的变化时，专门安排了“扬雄发展了传统的文学观”一节，其中开头的一段话是：
荀子以后再度发挥传统的文学观的是扬雄。扬雄，字子云，生在西汉末年，当时经学、辞赋都相当发达，但是他“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那就比当时的经生胜过一筹了。他曾一度爱好辞赋，沉溺其中，但是不久也就摆脱出来，看作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了。这又比当时的赋家胜过一筹。
扬雄既比他同时代的经生胜过一筹，又比他同时代的赋家胜过一筹。正是这两个“胜过一筹”，才使得他不仅对儒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四，在人性论方面，扬雄“善恶混”的主张意义重大而深远。
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的天性是善的，不善的品德是受后天环境的影响形成的。荀子主张“性恶”，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来改造恶性以养成善的品德。扬雄则主张“善恶混”，认为人的天性中潜藏着善和恶两种意念，他在《法言·修身》中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欤？”
扬雄的“善恶混”学说，既强调“修”（学习）的重扬雄故里的“子云文化长廊”要作用，更强调“气”的决定作用。“气”是什么？“气”是支配一个人向善或者向恶的主观意志，即通常所说的“志向”、“志气”。
扬雄非常重视人的内在自觉性（志向）。扬雄认为，决定一个人道德完善和事业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立志和努力，外在环境的影响不起决定作用。他在《法言·问明》中说，群鸟变不了凤凰，群兽也变不成麒麟，因为它们的差异是先天生成的，而且主要是形貌上的差异；而凡人与圣人之间，绝不存在这种先天的而且主要是形貌上的差异，决定一个人是凡人还是圣人的根本原因，完全在于是否立志和努力。在扬雄看来，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这是对汉代谶纬之学中流行的“圣人天生”说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扬雄不仅给人以“成圣”的信心，而且给人指明了成圣的路径。他在《法言·学行》中，以“水”为喻，说明学习绝不能自满，要像河水那样昼夜不停地永远向前；以“鸿”（大雁）为喻，说明学习绝不能迷失方向，要像大雁那样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以“木”（大树）为喻，说明学习绝不能浅尝辄止，要像大树那样把根子牢牢地扎在地下而又不断地向上成长。
由此可见，扬雄的“善恶混”学说具有催人奋进、积极向上的意义和作用，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五，在认识论方面，扬雄“尚智”的主张不仅超越前人，而且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值得思索和记取的东西。
所谓“尚智”，就是崇尚智慧、崇尚知识。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智”和“仁”往往是成对出现的，如他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又说：“仁者安乐，智者利仁。”儒家将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作为基本的道德标准，可见对“智”的重视。但是，扬雄对“智”的认识和重视，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学者。
在扬雄看来，智慧是一个人“成圣”的必备条件，“独智”（具有最杰出智慧）的人就是“圣人”。他在《法言·修身》中把人分为三类：任由情欲驱使的，是禽兽一般的下人；能接受礼仪教化的，是普通的中人；具有卓绝智慧的，就可算得上是圣人。这就是所谓“独智入圣”。
为什么“独智”的人就可以算是“圣人”？原来，“圣人”这个概念的最早含义就只是指知识和才能最杰出的人，类似后代所说的“诗圣”、“茶圣”、“酒圣”中“圣”字的含义。至于称孔子为“圣人”，称禹、汤、文、武为“圣王”，那已经增加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伦理内涵了。不过，扬雄笔下的“圣人”，是两种含义兼而有之的。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四行篇》一文，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圣，天知也。知人道曰知，知天道曰圣。”“天知”是指最高智慧。只知人道不知天道的，只能算是“智者”；只有了解天道的，才能算是具有最高智慧的“圣人”。
扬雄自青年时代起，就树立了“成圣”的志向。他一生都在为成就圣人的事业而努力着、奋斗着，而且他终于获得了成功。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法言》是扬雄“知人道”的著作，《太玄》是扬雄“知天道”的著作。这正是桓谭等人称扬雄为“西道孔子”、司马光认为扬雄超越孟子和荀子的根本原因。
扬雄“尚智”的认识论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将自然宇宙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以探索自然宇宙与人事之间的关系为研究的主要目的，《太玄》就是这样的著作。
第二，既注重从宏观上探讨事物的根本规律，又强调从微观上注意观察事物的细微变化。这就是《法言·问明》中的“大知”、“小知”之辩，以及《法言·先知》中的“知其道者其如视，忽、眇、绵作昞”两段话所表达的意思。
第三，强调一切真理都必须要经得住事实的检验。这就是《法言·问神》中的一段话：“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为妄。”
应当说，扬雄的“尚智”说所反映的他的认识论观点，包含了不少科学的理论因素，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就认为：扬雄的认识论，具有反映论的因素。不少哲学家认为，扬雄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
扬雄生活在神学迷信盛行的西汉末期，成、哀二帝为求子嗣而滥行祭祀，更加助长了迷信鬼神的社会风气。但是，扬雄始终坚信：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既没有鬼神，也没有神仙。扬雄的无神论思想，跟他近于科学的认识论是一脉相承的。受扬雄“尚智”和无神论思想的影响，与他同时代的几个扬雄崇拜者，如桓谭、王充、张衡等人，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无神论者。张衡受《太玄》启发，发明了“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古代科学家。
我们说扬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绝不是要故意抬高他的地位，而是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的。四、深远影响
班固继承父亲班彪续撰《汉书》，竟然不把班彪批评扬雄“褒美伪新”的话当一回事，反而对扬雄褒美有加，寄以无限的崇敬与同情，这足以说明扬雄的影响之“深”。
从朱熹批“莽大夫扬雄死”算起，扬雄在中国学术界倒霉了差不多一千年，但是为扬雄鸣冤叫屈、辩诬洗雪的现象也持续了差不多一千年，清人编撰《三字经》的时候，仍然将扬雄视为圣贤，说什么“五子者，有荀扬”，这又足以说明扬雄的影响之“远”。
探讨前人为扬雄辩诬的各种根据和理由，不仅可以看到扬雄对中国学术文化的深远影响，尤其能够加深我们对扬雄思想的深刻理解。
前人为扬雄辩诬的各种根据和理由，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认为扬雄“仕莽”是出于无奈，情有可原；“美新”之词，是扬雄借“剧秦”（批判秦朝）以讽刺王莽。
最早持这种观点的，是朱熹的同时代人洪迈。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中说：
世儒或以《剧秦美新》贬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诵述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直以戏莽尔。使雄善为谀佞，撰符命，称功德以邀爵位，当与国师公同列，岂固穷如是哉！
洪迈的意思是：扬雄撰写《剧秦美新》是出于无奈，文章用暴秦跟王莽新朝作比较，是讽刺王莽仅仅比秦始皇的暴政好一点而已；如果扬雄真正要阿附王莽，那他就会像刘歆那样的飞黄腾达，哪里会落得穷愁潦倒的下场？因此，他认为朱熹仅凭《剧秦美新》就把扬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不正确的。
第二，认为扬雄“仕莽”无可非议，《剧秦美新》是子虚乌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