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费密。费密在他的《弘道书·从祀旧制议》中明确指出：王莽篡汉是一场“和平演变”，对扬雄的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扬雄辞官冒犯王莽，给他自己引来杀身之祸；至于《剧秦美新》一文，宋朝、明朝的那么多大学者都说扬雄不可能写这样的文章，应当是可信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第三，认为扬雄死在王莽篡汉之前，根本不存在“仕莽”败德的事；至于《剧秦美新》的作者，应当是王莽集团的重要成员谷永（谷永也字“子云”），这是张冠李戴的错误让扬雄背了黑锅。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
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明朝人简绍芳。简绍芳说：扬雄在汉成帝永始四年（前13）就死了，王莽篡汉是扬《太玄经》英文版封面雄死后二十年的事，因此根本不可能有“仕莽”的事；至于《剧秦美新》的作者，有可能是“谷子云”，绝不可能是扬子云。后来在四川做官的明朝人胡直，引申简绍芳的说法，但认为扬雄没有死那么早，应当是死在王莽篡汉前夕的“平帝末”，并且认为扬雄因为无力阻止王莽篡汉，只好借《法言》来讽谏王莽，胡直最后非常感慨地说：“予悲守道君子，蒙诬逮千载，故因简公之言而毕其说。”明朝万历年间的四川布政使（相当于省长）范涞，不顾当时“贬雄”的风气，筹款在成都修了座“扬子云故居”和一系列纪念扬雄的建筑物（“墨池”、“草玄堂”、“子云亭”等），还撰写了《新修扬子云草玄堂记》。范涞认为，扬雄“仕莽之说疑点甚多”，理由是“稽古证今，知子云必不仕莽”、“前代名家谓子云忠臣者甚多”。
到了清代，先是一批四川籍的儒生为扬雄鸣不平，如道光年间的拔贡冉瑞岱在其《书扬子云传后》诗中说：“扬子文章载《汉书》，美新一帙本来无。甄刘假托称符命，千古沉冤莽大夫。”酉阳县贡生田世醇则在其《读范涞平反子云一记书后》诗中说：“三世为郎懒策勋，穷年卧阁理元（玄）文。美新一颂从何起，忘却当年两子云。”冉瑞岱以《汉书》没有记载扬雄著《剧秦美新》为理由，田世醇则以谷永也字“子云”为理由，都是企图为扬雄“美新”开脱。
民国年间的大学者刘师培，曾经写过一首为扬雄辩诬的长诗，其中有：“吾读华阳志，雄卒居摄初。身未事王莽，兹文得无诬？雄本志淡泊，何至工献谀？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刘师培的意思是：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扬雄死在王莽篡汉之前，“仕莽”是不可能的；按照《汉书》的记载，扬雄是个淡泊名利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剧秦美新》那样献媚的文章的。
第四，认为扬雄遭到贬损，被戴上“莽大夫”这样耻辱的帽子，是因为以朱熹为代表的“后儒”对道德的要求过于苛刻；言下之意，扬雄的“仕莽美新”都是情有可原和可以理解的。
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人物也是费密。费密以“微子归周，圣人未尝不许以仁”、“管仲相桓公，民到于今受其赐”，以及孔子也在季氏专权的鲁国做官为例，说明“身仕二朝”或者“不为旧主殉节”，并不是什么“败德”、“失节”的事情，于是指责朱熹等“后儒”对扬雄的贬损，是“苛隘之论”，是“偏私之说”。费密还特别强调：如果仅仅一言一事有过失就遭否定贬损，那么程朱理学的创立者们，没有哪一个逃得过被否定贬损的命运。
清代著名学者何焯在其《义门读书记》中说：“子云之节有惭龚生，然夷之刘歆，则失其平矣。宋贤抑扬之论，几于夷跖，要不若孟坚此赞真实录也。”意思是说：扬雄的节操，虽然比不上拒绝给王莽做臣子的大儒龚胜，但总比真正投靠王莽的刘歆要好得多；朱熹等人把扬雄当做春秋时的大盗跖来对待，真是太过分了。
第五，认为扬雄声誉的大起大落、先尊而后卑，是由于儒学政治观和正统观念发生变化造成的；朱熹把只是一个文学家和学者的扬雄斥为乱臣贼子，是一个冤案。
著名文史研究专家、西华师大教授杨世明先生，便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杨世明先生在其《扬雄身后褒贬评说考议》一文中说：
（南宋时，扬雄声誉一落千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观的变化。在汉唐，除了夷夏大防（中原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如李陵降匈奴，庾信仕魏周，被认为是节操有亏外，随政权鼎革而身仕二朝，比比皆是，不以为非，因为天道循环，有德者王……王莽之代汉，除了他的权诈，这种思想恐怕是其成功的理论武器。而这类阶级力量，则是其登位的社会基础，史载：王莽辞封宰衡，上书者吏民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当时潮流如此，由汉而入新者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宋以后，理学大重伦常节操，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尽管蔡琰被迫失身，也视为失节，何况扬雄仕新莽为大夫！自然不能再尊之为圣贤。
三是正统观念的变化。春秋时有所谓“尊王攘夷”，实际是一种正统思想。陈寿作《三国志》，为魏之诸帝列“纪”，而蜀、吴之主入“传”，这是以曹魏为正统。此后“正统”、“闰位”（非正统）成为史论之一大题目。北宋时，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不采正闰之说。他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由此可见，他对于历代政权，态度颇为客观，重事实而轻正闰，这确有过人的眼光。既然如此，扬雄之臣事王莽何异于其仕于哀、平？《剧秦美新》之谀美新莽，较之历代臣下之谀事其君，又何得独招责骂？所以司马光之崇拜扬雄，完全是就其人其书而然，不以政治上之遭际论功过。朱熹则不然，他是很重视夷夏之辨、正闰之分的……扬雄的真面目是文学家，是学者，朱熹硬把他定为乱臣贼子，是一个冤案。
应当说，杨世明先生说到了朱熹贬损扬雄的原因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很有见地的。 在“识贤堂”举行书法竞赛第六，认为扬雄写作《剧秦美新》，有其历史的客观原因，绝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辱进退而献媚讨好王莽。
最能代表这一派观点的，是当代著名学者、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沈伯俊研究员。沈伯俊先生在其所撰《在矛盾中追求超越的扬雄》一文中说：
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来看，历史上王莽的篡汉自立和托古改制，乃是一次失败了的政治改良。在王莽篡汉之前，西汉王朝已经极端腐败，社会矛盾已经极端尖锐，老百姓的生活极端痛苦，大厦将倾，人心思变，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王莽看到了这种趋势，掌权之后，即通过示人节俭、献钱献地分给贫民、救济灾民、增加太学生名额、严惩杀死奴婢的亲生儿子等手段，竭力笼络人心；代汉自立后，又禁止买卖土地奴婢，企图缓和社会矛盾。因此，王莽称帝前后，受到士大夫的普遍拥护，也得到部分百姓的好感，许多人把社会改良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扬雄写作《剧秦美新》，以暴虐的秦朝为鉴戒，期望王莽建立一种清平的政治，实在并不奇怪。这不过表达了一个善良书生的幻想，绝非什么献媚投靠；若要献媚投靠，炮制几个宣扬王莽受命于天、理应代汉称帝的符命，岂不是更能讨得王莽的欢心吗？但他却没有这样做。王莽当上皇帝后，扬雄继续遭到冷遇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由于受阶级利益的限制，政策多变，制度混乱，王莽不仅没能解决汉末的种种积弊，反而激化了各方矛盾，加深了社会危机；加之天灾频仍，民不聊生，绿林起义、赤眉起义相继爆发，使王莽的新朝迅速覆灭。取而代之的王朝，仍是刘氏汉王朝。于是，王莽一度享有的美名烟消云散，留下的却是“矫情虚伪”、“阴谋篡汉”的千载骂名。这是书呆子扬雄当初完全想不到的，他对此不应承担什么责任。后人固然不必巧言为扬雄辩解，但也只能批评他缺乏政治远见，批评他不应该在举世嚣然中去随大流凑那次热闹，而不必没完没了地指责他。
沈伯俊先生揭示了扬雄“仕莽美新”的原因，而了解扬雄为什么要“仕莽美新”，是认识扬雄和正确评价扬雄的关键。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上述为扬雄辩诬的言论呢？扬雄故里的诵经典活动
笔者认为，简绍芳、刘师培等人辩诬的理由毫不可取，只能是授人以柄；费密等人辩诬的理由虽然有一定说服力，但都没有说到问题的要害处；只有杨世明、沈伯俊两位先生的意见最值得关注，因为弄清楚扬雄遭到贬损和扬雄“仕莽美新”这两个问题的原因，是我们正确评价扬雄历史地位的关键。
造成扬雄声誉和地位大起大落的最根本原因，是“正统观念”的改变。
假如王莽姓“刘”，或者后来取代王莽的刘秀不姓“刘”，王莽的代汉而立还会被叫做“篡位”吗？按照汉代流行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观念，像王莽那样既有“内圣”的道德修养，又有“外王”的治世才能的人，为什么就不能代汉而立？摒弃所谓“正统观念”来看问题，结合汉代人的观念来看扬雄的“仕莽美新”，扬雄还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
《汉书》所记载的王莽，其实已经是或多或少地被歪曲甚至丑化了的王莽；但是，即使这样一个并非完全真实的历史人物，让今天的我们去感受他所做的那些对天下百姓有利的事情，仍然是令人钦敬和感动的。扬雄以歌颂王莽的功德作为《法言》全书的结尾，这跟他在书中所表达的对“象龙”现象的不满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说扬雄对王莽的歌颂，既不是谄媚，也不含有自全自谋的成分，而是完全发自内心的。有了这样的认识，再来看扬雄写作《剧秦美新》，还能说扬雄是“献《剧秦美新》以媚莽意”（朱熹《楚辞后语》）吗？
扬雄道德节操的可敬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在发自内心地拥戴王莽的同时，却又绝不参与制造符命的活动。一方面，因为他是无神论者，他不愿意参与违背自己心意的迷信活动；而更为主要的原因，他鄙弃一切政治投机的行为，哪怕他已经因此而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当“仕莽美新”的阴霾从扬雄头上散尽之后，我们不禁要理直气壮地说：在中国文化史上，以人格、成就、贡献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而论，千秋止有一扬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