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作品的系年是由黄睿思开创的。在此之前，作家有在作品下注明写作时间的，而由研究者大量为作家作品系年，应该说在学术史上黄睿思是创始者。而他又是接受苏轼的观点来做的，所以理念的创造者是苏轼。作品系年又是经鲁訔和黄鹤发展而基本定型和完善。黄鹤的杜甫作品系年在《黄氏补注千家注杜工部诗》中，鲁訔的杜甫作品系年则为蔡梦弼完全采用而保存在《草堂诗笺》中。
作家作品系年不仅有助于研究所系年的作品，而且可以结合作家的生平，对研究作家的整个创作历程、创作的发展变化非常有益。自宋代以后，作家作品系年便成为作家作品与创作历程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成果表述方式。这种方式和成果表述形式，至今仍在广泛运用。
（三）注释与研究结合的范式。
宋人在对杜甫集的注释中，不断创造，逐渐形成一种注释的体系。这个体系是由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和蔡梦弼的《草堂诗笺》初步建立的。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两方面：有关作家与作品的文献资料和作品的文献注释。注者自己有关作家与作品的研究心得与成果。总之，这个成果不只是一般的文献注释，而是注者对作家进行的全方位的研究成果。这种注释体系有以下内容与特点：其一，以注释为主。对作品进行全面详细的注释。注释有时采取集注形式。汇集前人的优秀成果，并有自己的发明。其二，有作品编年。其三，在作品后有注者对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往往包括内容与艺术两方面。其四，附有作家年谱。其五，有前人关于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资料。这种注释体系的成果虽然仍然以“注”为名，而实际上为读者提供的是最新、最全面的作家文献与研究资料。而对注者来说，也是全面展示自己学术才能与成果的极佳形式。故而在后来逐步发展，这种形式日臻细密和完备。这种注释体系与形式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喜用。
（四）评点。
评点又称批点，是一种自由而短小的作家作品评论形式，一般是直接写在作品旁边的。还有对佳作的加圈和加点，这种圈点其实也是一种评论。后来，有的评点篇幅已是洋洋数百言，甚至字数更多。
评点这种形式是南宋道学家评论故发明的。在此之前，黄庭坚研究杜甫，对杜甫集作笺注，有些笺极短而又有评论的性质，已有评点的意味。刘辰翁继承评点的方法，用来评点杜甫、李白、王维、孟浩然等诗集，对评点这种形式加以创新、丰富和发展。使其更成熟，更有表现力。
评点的最大优点是能自由快捷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故而很受学者欢迎。自元代出版刘辰翁的杜诗评点等著作后，元代、明代和清代的评点之作蜂起，蔚为大观。其评点不仅广泛用于杜诗研究中，而且普遍用于很多重要作家的研究中。只要学者愿意，可以用于任何一篇作品、一部著作的研究。评点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表达形式，至今仍有学者使用。
七
杜甫学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由杜诗的内容触发一些社会方面的学术研究。这是由杜诗的“诗史”性质决定的。杜诗真实地、具体地、细致地记录了一些社会现象，一些重要的社会事件和人物，因而可以触发广泛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宋代杜甫学由此而研究的问题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物等，十分广泛。研究的特点是由杜诗的有关内容提出一个相关的话题，伸展开去，同时以杜诗作为一种论证资料，再寻求其他的资料来论证，得出结论。比如唐代尉簿一类下级官吏被长官责打的问题。宋人谈论甚多，如陈正敏《遁斋闲览》、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四《唐参军簿尉不免杖》)。王楙《参军簿尉》云：“杜诗‘脱身簿尉中，始免棰楚辞’。鲍注：非谓簿尉受杖，杖有罪者尔。退之谓‘栖栖法曹掾’，‘敲榜发奸偷’，此岂受杖者耶？仆谓不然。子美之意，正谓属吏受长官之杖，非谓杖有罪者。官属受杖，其来久矣。且前汉王嘉为相，裸躬受笞，其他可知。司马迁谓陵夷至于棰楚之间，观此则知古人当官，有过亦必受杖。此犹有说，谓臣下有过，受人君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仆观后汉戴宏为郡督邮，曾以职事见诘，府君欲挞之云云。《三国志》：黄盖为守长，署两掾，教之曰：若有欺奸，终不加以鞭杖，宜各尽心。此正明验古人吏属受杖之说也。自晋至唐，此类尤多。注诗者自不深考耳。姑摭数端。《世说》载：太守刘淮杖主簿向雄，后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复修君臣之好。《北史》：库狄连为郑州开府，参军皆加捶挞。魏收为中外府主簿，频被棰楚。《唐书》：邕州经略史陈昙，怒判官刘缓，杖之二十五而卒。浙江观察使韩皋封杖决安吉令孙解，臋杖十下而死。刘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论而奏。杜牧之谓尹坐堂上，阶下拜两赤县令属官将百人，悉可笞辱。其诗又曰：‘参军与县尉，尘土惊劻勷。一语不中治，笞棰身满疮。’韩退之诗曰：‘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举此以验，杜诗之意可见矣，岂谓杖有罪者耶？古之官属，动必加杖。加杖犹可，或致之死，如张敞弃絮掾市之类是也。上官之权甚重而属吏益卑，凛然度日，不啻君臣之相临。唐犹庶几，汉时尤甚。自入国朝，官守上下之分虽严，然此例削矣。上自宰相，下至监当，均谓比肩事主，非唯无棰笞之辱，且省廷拜之礼，正所以示一统尊王之意云。”(《野客丛书》卷二〇)考证宋以前长官笞打属吏之事精详，说明长官与属吏的关系完全像君臣关系。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有益。洪迈研究唐代士人以藩镇幕府辟置为重，而其职非常繁忙。其《唐藩镇幕府》云：“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观韩文公《送石洪温造二处士赴河阳幕序》可见礼节。然其职甚劳苦，故亦或不屑为之。杜子美从剑南节度严武辟为参谋，作诗二十韵呈严公云：‘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曾寻别业，未敢息微躬。’‘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而其题曰《遣闷》，意可知矣。韩文公从徐州张建封辟为推官，有书上张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节目十余事来。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宽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率以为常，亦不废事。苟如此，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杜韩之旨大略相似云。”(《容斋随笔》卷一)从这个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唐代藩镇幕僚工作的大致情况。宋代因杜甫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而展开对酒价、货币、经济的研究很多。王观国云：“说者谓祖宗朝尝问大臣当时酒价，大臣对以一斗三百。引杜子美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为据。观国窃谓古今酒价，视时而贵贱。方兵兴多事及饥馑艰食，则酒价必贵，及时平则贱，此乃常理，固不可以一概论也。《唐书·食货志》曰：乾元初，京师酒贵，盖肃宗复两京之后，不得不贵也。建中三年，禁民沽酒，官置肆酿酒，斛收值三千。贞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酒钱百五十。盖德宗时天下复富庶，故酒价不得不贱也。然则唐之酒价贵贱，岂有常耶？诗人之言，或夸大，或鄙小，本无定论。曹植《名都篇》曰：‘归来燕平乐，美酒斗十千。’此夸大之言也。设有问魏之酒价者，则有十千一斗对之耶？《前汉·昭帝纪》曰：始元六年，卖酒升四钱。盖升四钱，则斗为钱四十耳。《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弊，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今按石万钱者，米斗为一千也。苟米斗一千，则斗酒卖钱四十，可乎？此所谓视时而贵贱者也。杜子美《盐井》诗曰：‘自公计三百，转致斛六千。’夫物价低昂在反手之间，岂有定也。”(《学林》卷八《物价》)论述酒价是随物价，随社会形势动态而变化的。文中论唐宋和秦汉的币值与币制非常细致，引文太长，故此不征引。宋代由杜甫诗为话题引起的学术研究确实领域广阔，而视角也比较独特。
八
宋人研究杜甫，超越唐人的地方，在于他们首先不是着眼于文人来观察杜甫，而是站在更高层面上，首先是把杜甫作为一个人来考察，即研究他的思想、道德、品格。宋代是新儒学盛行的时代，宋人特别重视从儒家的思想道德的角度来研究杜甫和杜甫的著作。
宋人对杜甫评价极高。由于杜甫的思想与品格主要是通过他的作品来表现，关于杜甫思想与品格的较为具体的东西，我们将在他的作品内容研究时来谈，这里只谈宋代关于杜甫的总体评价。
宋人推崇杜甫为孟子一样的圣贤。张戒称其为圣贤，称杜诗为“圣贤法言”(《岁寒堂诗话》卷上)。宋人认为，杜甫精通儒家经典，有高尚的道德，有王佐之才，有济世之心，忠君爱国，忧世忧民。李复说：“盖子美，深于经术者，其言多止于礼义。”(《与侯谟秀才书》，《潏水集》卷五)赵次公说：“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胸中所蕴，一切写之以诗。其曰‘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又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其素愿也。至其出处，每与孔孟合。‘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则其迟迟去鲁之怀。‘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则有皇皇得君之意。”(《杜工部草堂记》，《成都文类》卷四二)苏轼说：“子美自比稷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稷、契辈人口中语也。”(《评子美诗》，《东坡题跋》卷二)朱翌说：“凄其忧世心，妙若医国扁。”(《读杜诗至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舟人偶来告饥似诗谶也》，《隐居通议》卷一七)李觏认为杜甫是大贤，是尧舜之道的复兴者，是儒教的复兴者。他说：“赖天启唐室，生大贤以维持之。李杜称兵于前，韩柳主盟于后。诛邪赏正，方内向服。尧舜之道，晦而复明。周孔之教，枯而复荣。”(《上宋舍人书》，《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七)像孟子一样的圣贤，是封建社会对人所能做的最高评价，而杜甫是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
关于杜甫在文坛的定位，宋人沿袭唐人的评价，认为李白和杜甫是古今最伟大的诗人。但和唐代略有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宋人在同意李杜并称的同时，赞同元稹的观点，认为杜甫胜于李白。
宋人认为，杜甫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伟大的思想与道德。楼钥说：“工部之诗，真有参造化之妙，别是一种肺肝，兼备众体，间见层出，不可端倪。忠心感慨，忧世愤激，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答杜仲高(旃)书》，《攻媿集》卷六六)李纲说：“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是时唐室卑，四海事戎马。爱君忧国心，愤发几悲咤。孤忠无所施，但以佳句写。风骚到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使居孔氏门，宁复称赐也。残膏与剩馥，沾足沾丐者。呜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读四家诗选并序·杜子美》，《梁溪先生文集》卷九)人品决定诗品，认为只有像杜甫这样的圣贤才能成为伟大的诗人。此见解是非常深刻的。
张戒将杜甫比作诸葛亮、王吉、贡禹等古代贤能的名臣，他说：“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尧舜之志，而世无知者，虽同学翁亦颇笑之，故‘浩歌弥激烈’，‘沉饮聊自遣’也。此与诸葛孔明抱膝长啸无异。读其诗，可以想其胸臆矣。嗟夫！子美岂诗人而已哉！其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又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方幼子饿死之时，尚以常免租税，不隶征伐为幸，而思失业徒，念远戍卒，至于‘忧端齐终南’，此岂嘲风咏月者哉！盖深于经术者也，与王吉、贡禹之流等矣。”(《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岁寒堂诗话》卷下)
九
杜甫为什么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这是宋代杜甫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宋人认为，杜甫具有醇正的儒家思想，具有惊人的文学天赋，经历极盛的开元盛世到动乱的安史之乱，是时势把他造就为最伟大的诗人。关于这方面，宋人论述颇多。虽各个学者所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很多时候只论述一个或两个方面，但从宏观看，从综合看，整个宋代的论述是详备的，是深刻的。这在我们前面引的材料中已经基本反映出来了，此不赘述。这里着重谈谈宋人研究杜甫对文化，特别是对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宋人认为，杜甫有极为广博的社会生活，遍读群书，真正掌握了艺术创作的规律，随意挥洒，皆是绝妙的诗。王直方认为杜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说：“信乎，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杜诗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辑《王直方诗话》)施德操说：“正夫尝论杜子美、陶渊明诗云：子美读尽天下书，识尽万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盘礴郁积于胸中，浩乎无所不载，遇事一触，辄发之于诗。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点作为。故予尝有诗云：‘子美学古胸，万卷郁含蓄。遇事时一挥，百怪森动目。渊明淡无事，空洞抚便腹。物色入眼来，指点诗句足。彼直发其藏，此但随所瞩。二老诗中雄，同人不同曲。’盖发于正夫之论也。”(《北窗炙》卷下)撇开陶渊明不谈，正夫的说法是非常有见地的。他说杜甫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有两点，一是理性认识。读尽天下书，认识事物的规律。二是感性认识。观天地造化，古今事物，历练生活。施德操的诗只谈了理性的一面，忽略了感性的一面。当然，这是作诗，不能把道理说得那样严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宋人对杜甫历练生活，有助于技巧的提高谈论很多。如杜甫诗写到自己因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顿悟，诗艺大为长进，宋人就给予很多肯定与发挥。
宋人认为，杜甫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是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诗歌传统和一切优秀文化。晁说之说：“苟不上自虞歌、周、鲁、商诗，下逮楚骚、建邺七子、陶、谢、颜、鲍、阴、何以观杜诗，则莫知斯人平生所用心也。”(《送王性之序》，《嵩山文集》卷一七)杜甫好《文选》，实际上是对古代文学进行全面广泛的学习。郭思说：“子美教其子曰：‘熟兹《文选》理。’《文选》之尚，不爱奇乎？今人不为诗则已，苟为诗，则《文选》不可不熟也。《文选》是文章祖宗，自两汉而下，至魏、晋、宋、齐，精者斯采，萃而成编，则为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选》也。唐时文弊，尚《文选》太甚。李卫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选》，此盖有激而说也。老杜于诗学，世以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选》，摭其华髓，旁罗曲采，咀嚼为我。语自老杜，体格无所不备。斯周诗以来，老杜所以为独步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辑《瑶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