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认为杜诗充分表现了儒家思想，有儒者气象。陈模说：“杜诗‘江清歌扇里，野旷舞衣前’，‘竞将明媚色，偷眼艳阳天’，其咏丽人，亦造妙矣。然次篇终之曰：‘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又如‘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石角钩衣破，藤枝刺眼新’。而次篇亦曰：‘谁能共公子，薄暮俱与还。’此皆所谓乐而不淫者也。《可惜》云：‘花飞有底急，老去愿春迟。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说得情已极至，却又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却又宽心一着说了，所谓哀而不伤者也。《领妻子赴蜀山行》云：‘物役水虚照，魂伤山寂然。我生无倚着，尽室畏途边。’末篇则云：‘转石惊魑魅，抨弓落狖鼯。真供一笑乐，似欲慰穷途。’意亦如此。他人言乐，则必至于□流，言哀则必至于伤。故陆象山曰：韩退之、杜工部有儒者气象。”(《怀古录》卷上)宋人认为，杜甫之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在于他有最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生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三)宋人认为杜甫思想的核心是爱民。黄彻说：“《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余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君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乎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予谓老杜似孟子，盖源其心也。”(《溪诗话》卷一)将杜甫比作孟子，可谓推尊之至。宋人认为杜甫的诗集中表现了三方面的思想：仁义、忧国和忠君。而这三者正是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具备仁义、忧国和忠君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表现这三者，使杜甫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李纲说：“平生忠义心，多向诗中剖。忧国与爱君，诵说不离口。”(《唐工部员外郎杜甫》，《梁溪先生文集》卷一七)楼钥说：“工部之诗，真有参造化之妙，别是一种肺肝，兼备众体，间见层出，不可端倪。忠义感慨，忧世愤激，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答杜仲高(旃)书》，《攻媿集》卷六六)他们抓住了杜甫作品思想的根本。宋人认为杜甫作品的思想完全符合儒家思想，可以说是“思无邪”。张戒说：“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诗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唯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鲁直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鲁直专学子美，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岂可与鲁直诗同年而语载！”(《岁寒堂诗话》卷上)“思无邪”这个评价标准看似平常，实际上要求极高。张戒实际上是说杜甫的诗达到了孔子要求的最高标准，即杜甫的诗完全符合儒家的思想要求(也包括艺术要求)，不杂其他不正的东西，体现了醇正的儒家思想，达到了诗的思想(也包括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说，宋人对杜甫作品思想的宏观研究是全面的，把握也比较准确，也很有深度。
宋人研究杜甫作品的思想，也存在两大缺陷。其一，研究方法生硬，喜欢用儒家思想来硬比或硬套杜甫的作品，其研究往往不够贴切，像贴标签似的，没有真正阐扬杜诗的实质与精髓。其二，穿凿附会，对杜诗的理解与解说严重偏离杜诗的主旨。宋人研究文学多用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方法和比兴说诗的方法，而他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框框，认为杜甫的诗都有着重大的政治思想意义，都是微言大义，故而对一些杜诗的解说出现很大偏差，特别是对一些咏物诗或咏物诗句，写景诗或写景诗句，其解说到了荒谬可笑的境地。在注中有这种情况，前面我们已经举了一些例子。在研究与解说中，这种情况也相当多。杜甫的《登慈恩寺塔》是登高览胜之作，抒写杜甫对政治时事的忧虑和怀才不遇的苦闷。而胡舜陟解云：“《登慈恩寺塔》诗，讥天宝时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则人君失道矣。贤不肖混殽，而清浊不分，故曰‘泾渭不可求’。天下无纲纪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于是思古之圣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是时明皇方耽于淫乐而不已，故曰‘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贤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求’。唯小人贪窃禄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二辑《三山老人语录》)言诗讥天宝时事，本不错，而诗本写景，却用君等一一坐实，便失之附会。杜甫的《江村》本是写杜甫在成都的家庭生活，而释惠洪却解作杜甫写君臣关系，有人更说老妻比杨贵妃，稚子比安禄山，连宋人师古都觉得过于穿凿。师古说：“子美《江村》诗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为钓钩。’谓‘妻比臣，夫比君。棋局，直道也。针本合直而敲曲之，言老臣以直道成帝业，而幼君坏其法。稚子，比幼君也’。此《天厨禁脔》之说也。或说老妻比杨贵妃，稚子比安禄山，盖禄山为贵妃养子。棋局，天下之喻也。贵妃欲以天下私禄山，故禄山得以邪曲，包藏祸心。此说似为得之。虽然，子美之意亦不如此。老妻、稚子，乃甫之妻子，甫肯以一己之妻子而托意于淫妇与逆臣哉！理必不然。且如《进艇》诗云：‘尽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则又将所何比况乎？此皆村居与妻子闲情以自乐，故形之诗咏，皆若托意于草木鸟兽之类，不宜区区肆穿凿也。”(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四库全书本)师古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大量穿凿附会的注和解说误导了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人富有创见的、精湛的杜甫学成果，仿佛在香喷喷的米饭中夹着一些沙子。
研究杜甫作品的艺术，主要是研究杜诗的艺术。
宋人对杜诗的风格有深透的研究。《新唐书·杜甫传》的论述，可作为代表。其文云：“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王得臣的论述也很精彩。他说：“唐兴，承陈、隋之遗风，浮靡相矜，莫崇理致。开元之间，去雕篆，黜浮华，稍裁以雅正。虽句绘章，人得一概，各争所长，如大羹元酒，则薄滋味。如孤峰绝岸者，则骇廊庙。秾华可爱者乏风骨，烂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今涵古，无有端涯。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人口。”(《增注杜工部诗集序》，见《草堂诗笺》)
苏轼认为杜甫诗歌集诗歌艺术之大成，达到了诗歌艺术的高峰。他说：“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三)所谓杜诗集大成，就是杜甫总结古今诗歌艺术，并加以创新发展，从而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他的论述是非常精辟的。秦观发展了苏轼的观点，认为杜甫是集诸家之长，顺应社会的需要加以发展，而成为最伟大的诗人。他说：“杜子美之于诗，实集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韩愈论》，《淮海集》卷四)强调社会环境对艺术创造的伟大影响与作用，远远高出封建社会一般的、单纯研究技巧的学者之上。
宋人认为杜甫诗的艺术是根据内容的需要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一般诗人刻意追求某种风格，以至于不管什么内容的诗写出来味道都一样。杜甫的诗是艺术随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内容多样，艺术也多样。一切都可用作诗歌技巧，作诗也就游刃有余。张戒说：“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唯杜子美则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故曰‘吟多意有余’。又曰‘诗尽人间兴’。诚哉是言。”(《岁寒堂诗话》卷上)张戒从创作理念上分析，认为杜甫的艺术观念比一般著名诗人高明，故其艺术也比他们高明。宋人认为文章华丽，并没有坏处，关键是看用得合不合理。杜甫的诗穷尽理性，其艺术巧夺天工而极美。范温《诗眼》曰：“世俗喜绮丽，知文者能轻之。后生好风花，老大即厌之。然文章论当理不当理耳。苟当于理，则绮丽风光，同入于妙。苟不当理，则一切皆为长语。上自齐梁诸公，下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性，其过在于理不胜而诗有余也。子美云：‘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亦极绮丽，其模写景物，意自亲切，所以妙绝古今。其言舂容闲适，则有‘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其言秋景悲壮，则有‘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其富贵之词，则有‘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动炉烟转，孔雀徐开扇影还’。其吊古，则有‘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于风花，然穷尽性理，移夺造化。自古诗人，巧即不壮，壮即不巧。巧而能壮，乃如是也矣。”(《杜工部草堂诗话》，蔡梦弼《草堂诗笺》)从文章文辞华美与内容是否积极来研究杜诗，眼光独到。
宋人对杜甫的创作方法有深入的研究。张戒认为杜甫诗的重要特点是将抒情与叙事结合起来。他说：“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专以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大抵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杜子美诗专以气胜。然意可学也，味亦可学也。若夫韵有高下，气有强弱，则不可强矣。此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世徒见子美之诗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自曹刘死，至今一千年，唯子美一人能之。中间鲍照虽有此作，然仅称俊快，未至高古。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至于卢仝，遂有‘不唧溜钝汉’‘七碗吃不得’之句，乃信口乱道，不足言诗也。近世苏黄亦喜用俗语，然时用之，亦颇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子美之诗，颜鲁公之书，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耳。”(《岁寒堂诗话》卷上)论述杜甫的诗善于将思想感情的表达与叙事结合，而诗的主旨又是表达杜甫的思想，而表达的语言又是天然的最有生活韵味的语言。此评论非常有见地。宋人还认为杜甫的诗的重要特点是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以文为诗。黄庭坚认为杜甫学问广博，并把学问都用在诗中。特别是语言，都可以找到书本的依据。这个说法虽然偏激，但也从一种角度揭示了杜诗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陈善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谢玄晖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此所谓诗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虽不用偶俪，而散句之中暗有声调，步骤驰骋亦有节奏。此所谓文中有诗也。前代作者皆知此法，吾谓无出韩杜。观子美到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是如弹丸矣。退之《画记》铺排收放，字字不虚，但不肯入韵耳。或者谓其殆以甲乙帐，非也。以此知杜诗韩文缺一不可。世之议者，遂谓子美无韵语，殆不堪读，而以退之之诗殆为押韵之文者，是故足以为韩杜病乎？文中有诗，诗中有文，知者领予此语！”(《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扪虱新话》上集卷三)从理论的高度论述了杜甫以文为诗、以诗为文的特点，非常深刻。宋人认为杜甫诗绪密思深，艺术变化无穷。王安石说：“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密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寂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公子者。盖其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遁斋闲览》载王安石语，《诸家老杜诗评》)
六
宋代的杜甫学是宋代最热门的学术领域之一，其昌盛可以与宋代的经学相比。宋代经学的研究方法，几乎都被用到杜甫学中。因为在很多宋人的眼中，杜甫集就是未列入经典的经典。所以，很多宋人认为，只有用研究经学的方法，才能真正将杜甫研究透。而杜甫的作品又是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的经书，还必须用研究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因而宋代杜甫学还大量使用研究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杜甫。所以，宋代杜甫学的研究方法比经学更丰富。从宏观看，宋代杜甫学是宋代学术领域中最前沿、最具活力的领域。可以说，几乎一切学术理念与方法都在这里运用，很多新的学术理念与方法都在这里诞生。
现在我们就谈谈宋代杜甫学创造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新的学术成果形式。
（一）年谱。
所谓年谱，就是将人物一生的重要事迹，按年月先后逐一编排的形式。这是吕大防在杜甫和韩愈的研究中，创造出的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表述形式。其名称是《杜工部年谱》和《韩文公年谱》。这里只谈杜甫年谱。杜甫年谱经鲁訔和黄鹤发展，已基本成熟和完善。对杜甫的主要生平的研究也基本定型。
年谱对研究人物(谱主)一生的经历和思想有重要的作用。有些年谱还编有时代背景材料，对了解人物与社会的关系也有重要的作用。如果人物是作家，对研究人物与创作的关系也有重要的作用。
自年谱产生后，这种形式迅速发展，广泛运用，成为古代研究人物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重要的成果表述方式。宋以后，重要的人物几乎都编有年谱。今天很多重要的人物，人们还为他们编年谱。
年谱这种形式影响非常大。实际上，大事记、年鉴等形式的产生，应该说都和年谱有些关系。直白地说，它们都是由年谱的形式发展而来。
（二）作品系年。
所谓作品系年，是将可以确定写作时间的作品标出写作时间，以便对作品作深入的研究。如可系年的作品比较多，可将作品按写作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称作编年。这是作品编排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