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注释的特点，是北宋基本以个人注为主，而南宋则盛行集注。这是因为，到南宋时，对杜甫集大部分应注的内容都已注了，用集注的形式利用前人的成果，再加以创新，乃是必然的选择。赵次公的注本虽署名为赵彦材，但已采多家之注，带有集注性质，故周采泉说“注中亦时引同时人注，虽无集注名，已启集注之渐”(《赵次公注杜诗》，《杜集书录》内编卷一)。赵次公之后的杜集注，基本都是集注。如郭知达的注本是集九家注，黄希、黄鹤注本是补千家集注。蔡梦弼的注本虽名为“草堂诗笺”，其注也是辑多家之注，与赵次公相似，有集注之实。
宋人注释，历来评论褒贬颇为不一。钱谦益认为宋人注释芜秽舛陋：“杜诗昔号千家注，虽不可尽见，亦略尽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其失也短。蔡梦弼以捃摭子传为博，泛滥蹖驳，昧于持择，其失也杂。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失指要，其失也愚。”(《钱注杜诗·例略》)诚然，宋人的注确实有很多讹误，其解杜也有很多穿凿荒唐的地方，但成就是主要的。钱谦益全盘否定宋人之注，是别有用心。他打击宋人，是为了抬高自己。更有甚者，说宋人注杜而杜亡，更是偏激之辞，不值得深辩。
宋人的注释，在整个杜集的注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宋人注释有以下特点：
首先，杜集的注释是宋人开创的，其奠基和建设之功就足以在杜甫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次，宋人注释成果巨大。从整个杜集注释的准确与完备而言，宋人的注释总体大致已占到百分之六七十。换句话说，将整个宋代的注汇集到一起，加以去误存真，删芜留精，宋人的注已完成杜集注释准确与完备要求的大半。浦起龙说：“凡注之例三：曰古事，曰古语，曰时事。自鲁訔、王洙、师氏、梦弼之徒，援据亦略备矣。”(《读杜心解·发凡》)这个说法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
第三，有独特的材料与独特的注释。宋距唐较近，当时见到的很多材料，宋后不少已亡佚。宋人用唐代的资料注释杜集，解释准确，资料信实有力，非常宝贵。没有宋人的注释，杜集会有很多不可解的地方。有些地方虽可解，但会缺乏有力的资料支撑。但后人对宋代以唐注杜和以宋注杜，重视不够，对利用宋后已亡的资料的注释认识不够，没有充分利用。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注杜集的质量，而且影响了对宋人注杜的总体评价。
第四，宋代杜集注释之作的体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以注释为主的兼有多方面研究的综合性的研究形式。其包含的重要研究方面有：版本的编辑与校勘、作品编年、作品时代背景的资料、名物典制与事典语典的注释、作品内容的阐释、作品的内容与艺术的评论、前人有关杜甫研究资料的汇编、杜甫的有关生平材料。概括地说，这些注释著作既提供阅读研究杜甫的资料，也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赵次公的《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和蔡梦弼的《草堂诗笺》就是这样的研究著作。这种研究方式和著作形式正是在杜甫研究的不断探索与改进中形成的，是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创造。虽然这种研究方式和著作形式还刚刚形成，还不够完善，只能说是雏形，但意义重大。这种研究方式和著作形式不只是宋以后杜甫集注的主流形式，也是古代文集注的高级的主流形式。
第五，宋人的注释确有很多错误，甚至有今天看来很荒唐可笑者。宋人的学问一般都比较广博，但一些人却粗疏浅陋，加之喜欢用以意逆志和比兴说诗的方法解说杜甫的作品，真有些像指驴为马，郢书燕说。有些注释，宋人自己读着都觉得太低劣，太可笑。王直方说：“近世有注杜诗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贾少年；‘幽径恐多蹊’，乃引《李广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绝城三冬暮’，乃引东方朔‘三冬文学足用’；‘寂寂系舟双下泪’，乃引《贾谊传》‘不系之舟’；‘终日坎壈缠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坷’；‘君不见古来盛名下’，乃引《新唐书·房琯传》云‘盛名之下为难居’。真可发观者一笑。”(《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载《王直方诗话》)洪刍说：“余尝见一老书生，忘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诗，取而观之。注‘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生’云：冠：上服，本乎天者亲上，故称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亲下，故举袴譬之小人。虽不为无理，然穿凿可笑。”(《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载《洪驹父诗话》)大量这样低劣的注和荒唐的解，与那些精彩的注解并存，造成鱼龙混杂、玉石俱存的局面。
因此，宋代的杜甫集注释的优异成果为完善的杜甫集的注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一些注释的粗疏讹舛，也为后来重新注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四
宋人非常重视对杜甫生平的研究。生平研究本身既是杜甫研究，同时又是深入全面研究杜甫的重要基础。其指导思想就是宋人常常称引的孟子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
宋代所进行的杜甫生平研究，首先是搜集杜甫的生平材料。杜甫的生平材料，新旧唐书所载较为简略，宋人便利用唐五代一切有关书籍，辛勤采摭。应该说，唐五代有关杜甫的生平资料，宋人已基本采入其杜甫研究著作中，已没有什么大的遗漏。
其次，宋人努力用所搜集的资料展示杜甫生活真实而完全的风貌。怎样用杜甫的生平材料简洁全面、生动准确地表现杜甫的生平呢？吕大防创造出年谱这种形式，作成《杜少陵年谱》。非常可贵的是，吕大防创制年谱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有很高的学术境界，那就是便于研究杜甫与社会时事的关系，研究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同时研究杜甫艺术发展的道路，研究杜甫各时期艺术的特点。正如吕大防自己在年谱后记中说的：“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分门集注杜工部诗》载《杜少陵年谱后记》)吕大防的年谱所载杜甫一生的主要大事已基本具备，系年也大致合适，虽稍嫌简略，系年也有错误，但作为开山之作，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很了不起了。
年谱体制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它经过发展和完善，遂成为人物生平研究的一种重要形式，成为人物生平研究成果的重要表达形式和载体。年谱经改进与发展，又衍生成众多的研究和体制形式，如作品系年等。年谱体制的创作，对学术的影响是巨大的。
自吕大防作《杜少陵年谱》后，宋代产生了很多杜甫年谱。很多宋代注杜之家都作有杜甫年谱，一些不注杜的学者也作有杜甫年谱。宋代重要的杜甫年谱作家主要有吕大防、赵子栎、鲁訔、黄鹤和王应麟。赵子栎在吕大防之后，对杜甫的系事有所推进。鲁訔所作杜甫年谱已是大事基本具备，布局基本合理，系年大致正确，堪称一部较完整的杜甫年谱。黄鹤在杜甫生平的研究方法和体例上又有发展，对杜甫的生平研究深入细致，同时扩展研究范围，对其一些重要友人也进行了研究。黄鹤对杜甫生平的研究已相当细致与完美，尽管其中也有一些错误，但代表了宋代杜甫生平研究的水平。实际上，就整个杜甫学术史而言，黄鹤的杜甫生平研究，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后代的研究者主要是校正、完善、拓展他的研究，似乎还没有人能超越他。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超越。
宋代对杜甫生平研究的贡献是特殊的，成果是非常大的。
五
关于杜甫作品思想内容研究。宋人非常重视对杜甫作品的内容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杜甫的作品真实形象地表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重大事件，表现了杜甫的生活经历。宋人最服膺唐人的诗史说，评论中运用最多，并有所发展。李复说：“杜诗谓之诗史，以班班可考当时，至若诗之序事，亦若史传矣。”(《与侯谟秀才书》，《潏水集》卷五)蔡居厚说：“子美善叙事，故号诗史。”(《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八辑《蔡宽夫诗话》)陈岩肖说：“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庚溪诗话》卷上)杜诗写重大的历史事件，魏泰说：“李光弼代郭子仪，入其军，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军晦光彩，烈士痛稠迭。’前人谓杜甫句为诗史，盖谓是也。非但叙尘迹，摭故实而已。”(《临汉隐居诗话》)潘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激发而然。”(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卷四辑潘《诗话补遗四十九事》)宋人详细研究杜诗叙述自己的经历与生活。葛立方说：“老杜当干戈骚屑之际，间关秦陇，负薪采稆，糒不给，困踬极矣。自入蜀依严武，始有草堂之居。观其经营往来之劳，备载于诗，皆可考也。其曰‘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者，言其地也。‘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者，言其时也。‘雪里江船渡，风前径竹斜。寒鱼依密藻，宿鹭起圆沙’者，言其景物也。……以史及公诗考之，草堂断手于宝应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严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云安县，有此草堂者，仅阅岁而已。”(《韵语阳秋》卷六)葛立方又说：“杜子美身遭离乱，复迫衣食，足迹几半天下。自少时游苏及越，以至作谏官，奔走州县，既皆载壮游诗矣。其后《赠韦左丞》诗云：‘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则自长安之齐鲁也。《赠李白》诗云：‘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则自东都之梁宋也。《发同谷县》云：‘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则自陇右之剑南也。《留别章使君》云：‘终作适荆蛮，安排用庄叟。随云拜东皇，挂席上南斗。’则自蜀之荆楚也。夫士人既无常产，为饥所驱，岂免仰给于人，则奔走道途，亦理之常耳。”(《韵语阳秋》卷二〇)宋人认为杜诗善于描写心理活动、心路历程。黄彻说：“士人程文，穷日力作一论，既不限声律，复不拘语句，尚罕得反复折难，使其理判然者。观《赴奉先咏怀》五百言，乃声律中老杜心迹论一篇也。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其心术所向，自是稷、契等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与饥渴由己者何异。然常为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学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变，故曰‘浩歌弥激烈’。又云：‘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当今廊庙具，建（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言非不知隐遁为高也，亦非以国无其人也，特废义乱伦，有所不忍。‘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言志大术疏，未始阿附以借势也。为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栖遁，既不合时而又不少低屈，皆设疑互答，屡致意焉。非巨刃有余，孰能之乎？中间铺叙，间关酸辛，宜不胜其戚戚。而‘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所谓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也。禹、稷、颜子不害为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岂为过哉！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蚤谋先定，出处一致矣。是诗先后周复，正合乎此。昔人目元和《贺雨》诗为谏书，余特目此诗为心迹论也。”(《溪诗话》卷一〇)宋人认为杜甫的诗是将对主观(即诗人的思想情感)的表现与对客观(世界)的表现结合起来。张戒说：“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岁寒堂诗话》卷上)
宋人认为杜甫诗内容非常广泛，心中的一切、世间的一切皆写入诗中。胡铨说：“少陵杜甫耽作诗，不事他业，讽刺、讥议、诋诃、箴规、姗骂、比兴、赋颂、感慨、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怨怼、凌遽、悲歌、喜怒、哀乐、怡愉、闲适、凡感于中，一以诗发之。仰观天宇之大，俯察品汇之盛，见日月、霜露、丰隆、列缺、屏翳、沆瀣、烟云之变灭，云岩、邃谷、悲泉、哀壑、深山、大泽、龙蛇之所宫，茂林、修竹、翠筱、碧梧、鸾鹄之所家，天地之间，恢诡谲怪，苟可以动物悟人者举萃于诗。故甫之诗，短章大篇，纡余妍而卓荦杰，笔端若有鬼神，不可致诘。后之议者至谓书至颜画至于吴诗至于甫极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宋人从表现的力度来研究杜诗，认为杜诗非常有高度和深度。郑卬说：“读少陵诗，如驰骛晋楚之郊。以言其高，则邓林千岩，楩楠杞梓，扶疏摩云。以言其深，则溟波万顷，蛟龙鼋鼍，徜徉排空。”(《杜工部诗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喻汝砺则总结说：“少陵之诗……根于忠信孝弟，著于君臣、夫妇、朋友。其纡余扶疏，宛转附物，雍容而不迫，愔愔乎如揖逊议论冠佩于一堂之上，父坐子立，雝雝俞俞于闺庭燕豆礼乐之间。至夫陈古道今，劝直而惧佞，抑淫侈倖巧而崇节义恭俭，槁焉增伤，愍恻当世。妇子老儒之骚离，赋敛征戍之棘数，哀怨疾痛，慉盩隐闵无聊之声，不啻迫及其身而亲遭之。其于治乱隆废，忠佞贤否，哀乐忻惨，起伏之变，衍迤纵肆，无乎不备。忽忽乎其能化也，就就乎其能通道达物也，越越乎其总一神明而通万类也。游之于肯綮众虚之间，寓之于无所终始之际，激之以海水荡潏、飞云屑雨之声，吁不得其极也。”(《杜工部草堂记》，《成都文类》卷四二)
研究杜甫作品的思想，实际上也是研究杜甫的思想，研究杜甫其人。
宋代是儒学思想浓厚的时代，对杜甫作品的思想研究，或者说对杜甫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儒家的立场与思想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