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概说
一
宋代生产力加强，城市发展，经济繁荣。新儒学理学思想盛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流行。文化欣欣向荣，争奇斗艳。宋朝党派斗争激烈，官吏冗多，重用文人治军，军事实力不强。邻国军力却相对强盛。宋朝长期与外国进行战争，屡战屡败，大量赔款与割地致使国力虚弱。百姓负担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生活贫穷而痛苦。
金兵攻进宋朝都城开封，掳走钦宗和徽宗，结束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宋朝王室逃跑，渡过长江，在杭州建都。这就是南宋。南宋大致沿袭着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南宋在蒙古军的铁蹄下消失。
这是一个杜甫的时代。从北宋中叶起，杜甫就成为热门人物。人们在儿童时代就开始学习杜甫诗，小学普遍教杜诗。那是一个诗的时代，而诗人差不多都学杜甫。学者更是“争言杜诗”，以善于谈论杜甫为荣。崇杜、言杜、学杜成为时代的风尚。宋代杜甫学之盛，令人惊叹。
二
学术的兴盛和时代的好尚与需要有密切的关系。到北宋中期，人们对杜甫的喜好已渐成风气。王琪说：“近世学者，争言杜诗。”(《杜工部集后记》)但那时，由于五代战乱将杜甫集毁坏，天下已无杜甫集完帙，人们搜求逸佚以为宝。“又人人购其亡逸，多或百余篇，少数十句，藏弆矜大，复自以为得。”(王琪《杜工部集后记》)在这种情况下，王洙将搜得的杜甫文集(包括小集)的多种残本和佚诗，去其重复，加以编排，得诗1405篇，成为《杜工部集》，后经王琪和人整理，在苏州刻印，成为第一部新生的杜甫集。它是后世一切杜甫集之祖。杜甫以文鸣世，如任其文集残缺散佚，作品传世大量减少，杜甫的影响力也会大大缩小，甚至连会不会有现在这样光辉的诗圣形象也很难说。因此，杜甫文集的重新编定，在杜甫学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自王洙编《杜工部集》问世，各种版本的杜甫集便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一般来说，一次杜甫集的重新编排出版，就是一种新的版本。杜甫集的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注文的注本，一类是没有注文的白本。概括而言，每印制一次，就形成一种版本。有宋一代，杜甫集有多少版本，无法统计，推想应在二百家左右。徐居仁云：“近世锓版，注以名集者，毋虑二百家。”(《黄氏补注杜诗序》)徐居仁是南宋中期人，他说已有注本至少两百家，加上白文本，加上他说此话之后的各种版本，我们可从理论上推测宋代杜甫集的版本为三百家左右。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仅推测为二百家左右。宋代很多地方官府刻过杜甫集，如王琪刻于姑苏郡，郭知达刻于蜀中，曾噩又重校郭知达本刻于南海漕台，综合宋代的各种材料，我们认为这个推测是接近实际的。
宋代士人好杜成风，很多士人都有杜甫集。一些学者更藏有多种(不同版本)杜甫集。胡仔就藏有八种杜甫集(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因此，杜甫集发行总量非常大。杜甫集可以说是宋代的畅销书。有时一版印量多，售价高。王琪为官时，官府亏空，王琪通过印发杜甫集，弥补了亏空，还有盈余。《吴郡志》载：“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诰守郡，大修设厅，规模宏壮，假省库钱数千缗。厅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琪家藏本雠校素精，即俾公使库镂版，印万本，每本为直千钱，士人争购之。既偿省库，羡余以给公厨。”(范成大《吴郡志》卷一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杜甫集流行的盛况。
关于杜甫作品的辑佚。王洙编《杜工部集》，是利用多个残本杜甫文集与所搜佚诗编成，所收作品自然不全。故后来宋人不断有辑佚。今存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皆收有遗诗。宋代收录佚文，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其他书籍记载的《杜工部集》未收的作品；二是杜甫的刻石或书壁等未见于《杜工部集》的作品。这些佚文在收入杜甫集时，一般都标明是佚文，有的还标明佚文的出处。这对于研究杜甫作品的真伪非常有用。对于杜甫的佚诗，宋人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一是认为收入杜甫集的佚诗，并非杜甫的作品；二是认为有的杜甫佚诗并未收入杜甫集中。严羽云：“‘酒渴爱江清’一诗，《文苑英华》作畅当，而黄伯思注杜集，编作少陵诗。非也。”(《诗人玉屑》卷一一辑《沧浪诗话》)“‘迎旦东风骑蹇驴’，决非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今世俗图画以为少陵诗，渔隐亦辨其非矣，而黄伯思编入杜集，非也。”(同上)“少陵有《避地》逸诗一首云：‘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诗书遂墙壁，奴仆亦旌旄。行在仅闻信，此身随所遭。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题下公自注云：‘至德三载丁酉作。’此则真少陵语也。今书市集本并不见有。”(同上)严羽的辨伪很有道理，但二诗至今仍在杜甫集中，人们仍然把它们作为杜甫的诗。因为要完全否定它们是杜甫的诗，仍显证据不足。《避地》一首从内容和风格看，确实都像杜甫诗，但严羽没有说明来源，仍未收入杜甫集中。总的说来，宋人编入杜甫集的佚文，基本上都是真的杜甫作品，误收或伪作比较少，而且现在已难以辨别。所以，宋代以后把宋人编入杜甫集的佚文，都视为杜甫的作品，宋人的辑佚是很有益的工作。宋以后，杜甫集基本上不再有辑佚，即便有，一般也不为学者所认可。
关于杜甫集的编辑与校勘。宋代杜甫集的编辑形式繁多。大致说来，可分为三类：（一）按诗体分类编排。王洙编《杜工部集》即分体编排。卷一至卷八是古诗，卷九至卷十八是近体诗。卷十九至卷二十是文。（二）按内容分类编排。佚名《分类集注杜工部诗》将杜甫诗分七十二门编排。其“杜工部诗门类”列：“月、星河、雨雪、雷云、四时、节序、千秋节、昼夜、梦、山岳、江河、陂池、溪潭、都邑、楼阁、登眺、亭榭、宫殿、宫词、省宇、陵庙、居室(上、下)、邻里、寄题、田圃、仙道、隐逸、释老、寺观、皇族、世胄、宗族、外族、婚姻、园林、果实、池沼、舟楫、桥梁、燕饮、纪行(上、下)、述怀(上、下)、怀旧、寻访、酬答、惠贶、送别(上、下)、庆贺、伤悼、鸟、兽、虫、鱼、花、草、竹、木、杂赋。”徐居仁《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也将杜诗分为七十二门，门类名称绝大部分相同，但排列却大不相同。其中徐居仁本的“绝句、歌、行”三门为佚名本所无，而佚名本的“千秋节、燕饮、疾病”为徐居仁本所无。这样分类太琐细，也不太科学，很难将杜诗编排稳妥。（三）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在这些编辑形式中，宋人认为编年体最佳。而在实际编排中，很多编辑是将分诗体编排与分内容编排相结合。不少版本都是先分诗体，在分体下再按内容分门别类编排。从版本编排的发展看，北宋基本上是按诗体、内容两种方式编排，编年体则创自南宋。
用编年体编杜甫集，始于黄伯思。而文集编年的理论，则是苏轼提出来的。黄伯思“乃用东坡之说，随年编纂，以古律相参，先后始末，灿然可观”(李纲《重校正杜子美集序》)。黄伯思集流传不甚广，影响不甚大。其后鲁訔作《杜诗编注》，书名标“编”，可见他对编辑的重视。该书先按杜甫的生活经历划分为写作时期，按写作时期先后编次作品。能知道准确写作时间的，在题下标注具体年月。这种编排方法相当科学，操作也较为细致，编排大致准确。鲁訔书已佚，而他所编的成果完全为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和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所采用。因此，鲁訔的《杜诗编注》在杜诗编排史上有重要地位，在整个古代文集编排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王洙用唐五代多种杜甫集残本编《杜工部集》，其间多有文字差异。王洙在编《杜工部集》时，就有校勘和校语。蔡居厚说：“今世所传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辞有两出者，多并存于注，不敢彻去。”(《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辑《蔡宽夫诗话》)从流传至今的宋人编注的杜甫集看，宋代的杜甫集大多有校勘。校勘的特点是一般只校异文，校于正文之下；有时也有校语，定是非；也有版本校勘不精，甚至以意改字的情况。从客观上说，宋代杜甫集的校勘各本虽有粗精之别，但总体较好。宋本杜甫集是我们校勘杜甫集最重要的依据。当然，杜甫集中有的错讹文字在宋代已无法校勘，恐怕只有存疑。而用其他方法校勘的机会也许有，但几率极小。
三
杜甫读书破万卷，知识渊博。其作品表现的社会生活广阔纷繁，思想内容丰富深邃，各种知识灿若星汉。学者普遍感到杜甫集深奥难懂。王得臣说：“予每读其文，窃苦其难晓。”(《增注杜工部诗自序》)因此，对杜甫集作文献注释，也就势在必行。
从现存资料看，杜甫集在宋代以前是没有注释的。最早为杜甫集作注的是编《杜工部集》的王洙(学术界多认为注乃出于伪托，非王洙所作。笔者认为伪托之说证据不足，详见后王洙一节)和稍晚的王得臣。王得臣在未见王洙注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杜甫集注。
宋代的杜甫注家甚多，在当时就号称千家注杜。这自然是极度夸张了。其实，所谓千家注杜，并非实指真有千人，不过夸言其多而已。《黄氏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即自称千家注，而实际所列注者不过151人，距千家之数，实在遥远。且不说很多人并没有注，只有一两条论说而已。真正的注家，不过20家上下。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想宋代到底有多少杜甫的注释家。
谈杜甫的注家，首先要弄清的是注家的定义。我们认为注家包括所有对语言和文字方面做注解的人。其工作包括一般意义的注、训、解、义说。宋代到底有多少杜甫的注家，文献大量亡佚，不可能做出精确的统计，但可以做出一个大致推测。在宋代，一些学者对注家的家数已做过一些估计。徐居仁说：“近世锓版，注以名集者，毋虑二百家。”(《黄氏补注杜诗序》)他所说，包括集注，自然其中还有同一种注本改头换面的情况。陆游说：“近世注杜者数十家。”(《跋柳书苏夫人墓志》，《渭南文集》卷三一)陆游所说是“近世”，注家数目也不确定。元好问说：“杜诗注六七十家。”(《杜诗学引》)元好问居金地，其所见宋代杜甫注本自然有限，很不全。故我们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推测，宋代的杜甫注家应在一百家左右。其中包括集注之家，包括有注释之稿未刻印而稿亡佚者。
杜甫注家，现在考知姓名者，尚有33家。蔡梦弼云：“又如宋道次、崔德符、鲍钦止既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梦符、薛苍舒(今按：梦符与苍舒实为一人)、蔡天启、蔡致远、蔡伯世皆为义说。其次如徐居仁、谢任伯、吕祖谦、高元之既天水赵子栎、赵次翁(今按：“翁”当作“公”)、杜修可、杜立之(今按：修可与立之实为一人)、师古、师民瞻亦为训解。”其所说共18家。我们另外知道的尚有15家：王洙、王得臣、孙洙、刘克(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言尝注杜子美集)、黄庭坚、鲁訔、师尹、杜田、鲍彪、章国华(朱熹有《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三五)、郭知达、黄希、黄鹤、蔡梦弼、陈禹锡(作《杜诗补注》，见刘克庄《跋陈教授杜诗补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〇，《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同上卷一〇六)，共33人。其中重要的15人为王洙、王得臣、黄庭坚、赵子栎、蔡兴宗、薛苍舒、鲍彪、师尹、杜田、赵次公、鲁訔、郭知达、黄希、黄鹤、蔡梦弼。15人中，王洙、黄庭坚、赵次公、鲁訔、郭知达、黄希、黄鹤、蔡梦弼更重要，将有专节论述。现将其余诸人的生平与杜甫注著作简介于后。
王得臣，字彦辅，自号凤台子。郧溪人。“以文学政事，扬历中外。”(王明清《挥麈录》)著《增注杜工部诗》(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姓氏》)四十九卷(其中《和杜诗》三卷)。书亡，一些注尚存宋人集注中。《增注杜工部诗》是在未见任何杜集注的情况下完成的(亦未见题为王洙的注)，是最早独立完成的注本之一(如王洙注伪，则此为最早的杜诗注著作)。它是杜诗的第一个笺注本，不仅注释典故、典章制度、人名地理等，还阐释诗的内容。王得臣《自序》云：“予时渔猎书部，尝妄注辑，且十得五六。宦游南北，因循中辍。投老挂冠，杜门家居，日以无事，行乐之暇，不度芜浅，既次其韵，因旧注惜不忍去，搜考所知，再加笺释。又不幸病目，无与乎简牍之观，遂命子瀓洎孙端仁，参夫讨绎，俾之编缀，用偿夙志耳。”(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集》)
赵子栎，字梦授，宋朝宗室。元祐进士，官至宝文阁直学士。有《杜诗注》(《杜工部草堂诗笺》跋言其有训解，笺中并引注)。书亡，而一些注存宋人集注中。
蔡兴宗，字伯世(一作纪)，东莱(一云蜀)人。生活在徽宗时代。著《重编少陵先生集并考异》(《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李伯纪杜工部集序》)，二十卷。又名《注杜甫集》、《编杜诗》。书佚，而一些注尚存宋人集注中。
薛苍舒，字梦符，河东人，生活在北宋时代。作《杜诗补遗》五卷，《续补遗》八卷，《刊误》一卷(《宋史·艺文志》)。书亡，尚有一些注存宋人集注中。
鲍彪，字文虎，缙云人，登建炎二年进士第，官尚书郎。著《少陵诗谱论》(又名《杜诗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李伯纪杜工部集序》，又见光绪《缙云县志·鲍彪传》)。
师尹(？—1152)，彭山县人，官终夔州通判。注杜诗，书名佚。魏了翁云：“予幼读杜起(工)部、苏文忠公诗，于师氏注释明辩宏博，心窃好之。”(《朝奉大夫通判夔州累赠正奉大夫师尹墓志铭》，《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七)师尹书佚，其注有部分尚存宋人集注中。
杜田，字时可，一字汝耕，号樗叟。开城(嘉庆《四川通志》作安岳)人，大邑县丞。生活在南宋初期。著《注杜诗补遗正谬集》(又名《杜诗拾遗》、《补遗正谬注》、《注杜诗》)十二卷(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李伯纪杜工部集序》)。惠栋尚谈及其《杜诗博议》(惠栋编《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此书或即《注杜诗补遗正谬集》。书已佚，一些注尚存宋人集注中。
在这里，还要谈谈杜诗伪注的问题。历来造伪的目的都是牟利与钓名。宋代杜甫学大盛，为作伪者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故宋代注杜作伪者风起，伪作泛滥。最著名的是《东坡故实》，托苏轼之名，捏造事实，解说杜诗。陈振孙说：“世有称东坡《杜诗故事》者，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其辞气首末若出一口，盖妄人依托以欺乱流俗者。书坊辄剿入集注中，殊败人意。”(《杜工部集注三十六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二)《东坡故事》被宋人辑入集注中，影响后世学者。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采信，其流毒可谓深广。另一种伪注是托名王十朋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是纂辑宋代已有注，伪造王十朋注而成。刘世珩云：“宋人之议，杜注如‘苏曰’‘师曰’之类，严氏羽、陈氏振孙皆直揭其伪，此注具录无遗，显为南宋坊刻。龟龄所见，不至此也。”(影宋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认为王十朋不会不识当时伪注，而采入自己集注中。洪业云：“窃疑伪王集注编纂之法，乃取《六十家注》及《门类十注》等书，依鲁訔编年之目，而改编焉。”(《杜诗引得序》)揭示王十朋伪注的作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