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初集六十卷。今秘府旧藏，通人家所有称大小集者，皆亡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叙。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王洙原注：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集）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杂编三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意兹未可谓尽，他日有得，尚副益诸。
《杜工部集》的出版非常重要，对于杜甫作品的传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杜工部集记》还记载着重要的杜甫生平材料。而这些材料主要来自杜甫诗文注和唐实录，有些是《新唐书》和《旧唐书》所没有的，也和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所载不同。故《杜工部集记》云：“观甫诗与唐实录，犹概见事迹，比《新书》列传，颇为蹖驳。”记文下有注，对两唐书本传多有辩证：“传云：召试，授京兆府兵曹，而集有《官定后戏赠》诗注云：初授河西尉，辞，改右卫率府冑曹。传云：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而有集《喜达行在》诗，注云：自京窜至凤翔。传云：严武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据适自东川入朝，拜右散骑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闻高常侍亡》诗。传云：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游襄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诗至多。诗云：甫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诗及别题大历年者数篇。”这些辩证及所载材料都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杜甫生平的重要参考。当然，《杜工部集记》所载杜甫生平材料也有误，但无论如何，都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这些材料主要来自杜甫诗文注和唐实录，是唐五代人的看法和材料。
王洙不仅是杜甫集的编辑者，还为杜甫集作了注，是最早的杜甫集注者。
然而，从宋代开始就有人对王洙注杜诗产生怀疑，认为署名为王洙注实为邓忠臣注，又说为尹洙注，又说为书贾依托。可是，这些说法都是无根之言，没有任何证据。邓忠臣侄儿说是邓忠臣注，不需要任何事实，王洙注就成了邓忠臣注，学界这样偏听轻信，令人吃惊。尹洙注说和书贾依托说更是揣测之辞，不足取信。我们认为，署名为王洙注的杜诗注，应该确定为王洙所注，不容贸然怀疑。第一，王洙注杜诗，是杜诗的第一个注本，是巨大的创造。这样的创造，没有人会用别人的名字，没有人会去依托别人。这是傻瓜也不会干的事。第二，有人说，王洙编杜甫集的序中，没有说注杜诗的事，说明王洙没有注杜诗。这个说法站不住脚。王淇既然不愿说王洙的杜诗注，他为什么不能删去王洙记中有关注杜诗的内容。退一步说，即使王洙在记中没有说注杜诗的事，并不能说他就没有注杜诗。第三，宋代的注家和重要的杜甫学者并没有人否定王洙注杜诗的事实。相反，注家都在自己的注中大量辑录王洙注。重要的杜甫学者均评述王洙注。胡仔说：“《注杜工部集》，则内翰王原叔所注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并对王洙注的不足之处作了指正。胡仔是王洙注出版的那个时代的人，他的话是有分量的。总之，现存的材料，无法否认王洙注杜诗的著作权，要否认就需要有真正有力的证据。
王洙所做的杜诗注原作已佚，这给我们研究王洙注带来了困难，好在宋代保存下来的一些注本尚有一些王洙注。这些注本是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又名《九家集注杜诗》)、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而《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保存王洙注更多，其中有的诗注保存王洙注相当完整，为了使读者能了解王洙注的具体情况，兹录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台湾影印《四库全书》本)卷二三中两首诗保存的王洙注。
《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汲黯匡君切，(洙曰：《前汉》汲黯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于东海太守，武帝曰，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廉颇出将频。(洙曰：《史记》廉颇赵之良将，频为赵将，兵破齐魏。)直词才不世，雄略动如神。(洙曰：取汲黯之直言，廉颇之雄略，以美严公也。)政简移风速，(洙曰：《史记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故五月而报政成。周公曰：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诗清立意新。层城临媚(洙曰：一作暇。)景，绝域望余春。(洙曰：层城，高城也。绝域，远域也。言蜀与京畿远绝。)旗尾蛟龙会，楼头燕雀驯。(洙曰：《礼》：蛟龙为旗。)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帝念深分阃，军须远算缗。(洙曰：冯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汉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缗钱，李旻曰：缗，丝也，以贯钱出算二十也。)花罗封蛱蝶，瑞锦送麒麟。(洙曰：蛱蝶麒麟罗锦，伤丝绣也。)辞第输高义，(洙曰：《霍去病传》：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由此上益重爱之。)观图忆古人。(洙曰：《马援传》：显宗图画建武名臣列将于云台，以椒房故不及马援。东平王苍观图言于帝曰：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帝哭而不言。)”《严中丞枉驾见过》(洙曰：严自东川除西川，敕令两川都节制。一本云：严黄门枉驾见过。)：“元戎小队出郊垌，(洙曰：《诗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注：元，大也。夏后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尔雅》曰：邑外谓之郊，林外谓之垌。)问柳寻花到野亭。川合东西瞻使节，(洙曰：元宗在蜀合东西两川为一道，以武为尹。)地分南北任流(洙曰：一作孤。)萍。扁舟不独如张翰，(洙曰：《晋·文苑传》：张翰，字季鹰，会稽贺循赴命入洛，经吴阊门，于船中弹琴。翰初不相识，乃就循言谈，便相钦悦。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即去，而不告家人。后为齐王曹囧掾，因见秋风起，思篿鲈，遂命驾南归。)白帽应兼似管宁。(洙曰：魏青龙中征命管宁，不至，居海上，常着白帽布襦袴而已。)寂寞(洙曰：一作今日。)江天云雾里，何人道有少微星。(洙曰：《隋·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处士。明黄，则贤士举。)”
两首诗的王洙注释简洁明晰，较为正确，大体完备。黄希、黄鹤所辑其他注家的注比较少，二人补注的也比较少，而且辑注和补注多是补充说明性质的，没有新注，也没有更正。
通过对王洙注的全面研究，我们认为王洙注杜诗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精美的校刊。王洙对不同版本的杜诗异文，作了详细校勘，并作了校勘记。由于是杜甫集散佚后第一个所编集的校勘，故无比珍贵。（二）较全面注释。注释包括写作时间或背景；典故；名物制度，包括人名、地名；语典。应该说，一般该注释的地方，大多都做了注释。注释的总体风格是简明扼要。（三）阐释诗意。对难以理解的诗、具体的诗句进行解说，使读者能懂。对于隐含深意的诗，阐明微言大义。
统观现存的王洙的注，我们认为其水平是相当高的。最能显示其水平的是语典的注。如《到村》“顽疏惑町畦”注“顽疏”：“洙曰：嵇康云：非降自天，实由顽疏。”又“还入故林栖”注“故林栖”：“洙曰：王正长：人情旧乡客，鸟栖思故林。”(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卷二三)这样的注都不是一般的学者所能注出来的。正因为王洙注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故其注中的很多精彩之处才能长期流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王洙注精彩的一面。事实上，王洙注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如注释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注释有一些过简，而杜诗需要详细注释；有些应该注的地方而未注。对于王洙注的错误与不足，宋人已多有批评。公允地说，学术的发展都是由粗至精，由简而繁，由浅入深。杜诗本来难注，王洙注作为杜诗注的开山之作，有那样出色的表现，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是高起点了。王洙注的种种缺陷，实际上为后世的杜诗注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如果王洙注太完美了，后世的杜诗注也就不会那样生机勃勃了。
作为杜甫集散佚后的第一位编辑家，作为杜甫集的第一位注家，王洙在杜甫学史上的地位是极高的。其功绩之伟，无论我们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三宋祁和《新唐书》
一
宋祁(998—1061)，字子京，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县)人，后徙开封之雍丘。登进士第，释褐复州军事推官。迁太常博士，为尚书工部员外郎、同修起居注、权三司度支判官。为龙图学士、史馆修撰，修《唐书》。累迁右谏议大夫，充群牧使。复为翰林学士。出知许州，召为侍读学士，迁给事中兼龙图阁学士，出知亳州。徙知成德军，迁尚书礼部侍郎。徙定州。特迁吏部侍郎、知益州，寻除三司使。加龙图阁学士、知郑州。《唐书》成，迁左丞，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复为群牧使，寻卒。祁所至，治事明峻。尤能文，善议论。预修《籍田记》《集韵》，又撰《大东图》二卷，文集百卷。(《宋史》卷二八四本传)
二
宋祁对杜甫和杜诗很喜爱，常在诗文中言及。比较出色的是《和贾相公览杜工部北征篇》，诗云：“唐家六叶太平罢，宫艳醉骨恬无忧。阿荦诟天翠华出，模糊血战腥九州。乾疮坤痍四海破，白日杀气寒飕飕。少陵背贼走行在，采稆拾橡填饥喉。眼前乱离不忍见，作诗感慨陈大猷。北征之篇辞最切，读者心陨如摧辀。莫肯念乱小雅怨，自然流涕袁安愁。才高位下言不入，慨气郁屈蟠长虬。今日奔亡匪天作，向来颠倒皆庙谋。忠骸佞骨相撑拄，一燎同烬悲昆丘。相君览古慨前事，追美子美真诗流。前王不见后王见，愿以此语贻千秋。”诗对杜甫的《北征》和杜甫的爱国作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安史之乱的史鉴作用。宋祁关于杜甫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作的《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中。
《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虽作于《旧唐书·杜甫传》之后，但它并不是简单地重复抄袭前者，而是有着自己的材料和观点，有学术创见，在杜甫学术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新唐书》杜甫传新增了一些材料。如“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其奇材，先往见之”，“擢河西尉，不拜”。这些都是《旧唐书》杜甫传所没有的，说明《新唐书》杜甫传下过一番搜集材料的功夫。但是，像《旧唐书》杜甫传一样，《新唐书》杜甫传也误信小说家言，采入传中，贬损了杜甫的形象。突出的是杜甫侮辱严武，严武怀恨在心，寻机杀杜甫。传载：“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入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不以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与《旧唐书》杜甫传相比较，《新唐书》杜甫传走得更远。《旧唐书》说严武受杜甫侮辱后“不以为忤”，而《新唐书》则改为“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以至于要杀掉杜甫。而《新唐书》的“冠钩于帘三”也更富有小说家的编造意味，更不可信。因此，我们说《新唐书》杜甫传记载了其他书籍没有记载的材料，对了解和研究杜甫生平有自己的贡献，但也误录了小说家言，降低了作为正史的品位和价值。
其次，《新唐书》杜甫传对杜甫和杜诗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一）评论杜甫云：“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这个评论不大切合实际，从现存材料中，我们看不到杜甫放浪形骸的材料，相反，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具有浓厚儒家思想，遵守礼法的人。早年放荡齐、赵间，但似乎也没有到“不自检”的程度。我们认为杜甫的狂放是有节制的。说杜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相反，杜甫集中所存之文，如《东西两川说》、《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等所论皆切合实际，并非无用之空言。杜甫诗文发表的政治军事见解，是非常杰出的。而《新唐书》杜甫传所论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则完全符合实际，是对杜甫为人的大节和诗歌的主旨的简明而准确的评述。
（二）对杜甫诗的风格与特色作了极好的评论，对杜甫在诗坛的地位作了极好的评论。现全文征引如下：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赞对杜甫的诗歌作了最高、最准确、最精彩的评论。特别是对杜甫风格的评论，堪称古今最佳评论。而“诗史”之说，虽采自他书，论述也极为精当，影响极大。
《新唐书》杜甫传作为正史，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关于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杜诗风格的论述，影响尤为深远。
四王安石
一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再调知鄞县，通判舒州。后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俄直集贤院。神宗时命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变风俗，立法度。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八年，复拜相，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屡谢病求去，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事见《宋史》卷三二七本传)王安石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学者。
二
王安石笃好杜甫的诗。他对杜诗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杜甫的诗力敌造化。他的《杜甫画像》诗云：“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四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临川先生文集》卷九)王安石有安邦治国的伟大抱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杜甫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境界和诗篇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所以他对杜甫很崇拜。他又是一位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认为杜诗力敌造化。这是他深入研究杜诗得出的结论。元气是天地未形成之前的混一之气，是形成万物的真气，是生命力的本原。王安石说杜诗“为与元气侔”，就是说杜诗内容与艺术结合，产生无极的力量，具有无限的美。这样的评价，堪称最高的评价。这是创造性研究的评价话语，在宋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克庄云“前辈论李杜云‘与元气侔’，又云‘横披六合，力敌造化’”(《黄有容字说》，见《后村大全集》卷一一二)，就是推崇王安石的评论。
王安石对杜诗的艺术性也有研究，特别称道杜诗的用字功夫。他说：“‘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下得‘觉’字太好。足见吟诗要一字、两字功夫也。”(《诸家老杜诗评》卷一引《钟山语录》)文学的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善于使用语言，是作家非常重要的修养。杜诗善于使用语言，字字见功夫，表现出伟大作家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