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喜欢写实，多用史实入诗，用现实名物入诗，又喜欢化用前人诗文，不加以注释，故读者很难理解杜诗的含义。苏轼对杜诗有些精辟的注解和阐释。他的《书子美自平诗》注解杜诗“自平宫中吕太一”云：
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义，而妄者至以唐时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宫中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取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笑也。(《东坡题跋》卷二)
苏轼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苏轼用《玄宗实录》来解“自平”之诗，恐怕人们会一直在迷惑中徘徊。苏轼释杜诗之“荨草”也颇为精当。《荨草诗》云：“杜子美有《除荨草》一篇，蜀中谓之毛荨。毛芒可畏，触之如蜂虿。治风疹，以此草点之，一身失去。叶背紫者入药。杜诗注云：荨音潜，山韭也。”(《仇池笔记》)杜诗作于蜀中，苏轼为蜀人，以自己的见闻来解释荨草，非常准确。
苏轼对杜甫在诗坛的地位，也作了崇高的评价。他认为李白、杜甫是古今最伟大的诗人。“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东坡集》卷二)“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书黄子思诗集后一首》，《东坡集》卷二三)像元稹一样，苏轼也认为杜甫更卓绝，“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认为杜甫的诗达到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三)
苏轼把杜甫推为古今诗歌第一人，认为杜甫之后，诗人难有作为，因为杜甫已是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书唐氏六家书后一首》，《东坡集》卷二三)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是中国文化名人，他对杜甫的崇高评价，对于加固杜甫在诗坛的独尊地位，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对造就宋人对杜甫的崇拜，有特殊的作用。
苏轼认为杜甫和李白诗登上了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峰，但也是诗歌艺术衰落的开始。苏轼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书黄子思诗集后一首》，《东坡集》卷九)物极必反，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杜甫与李白的诗也无法逃脱这一规律。苏轼的见解是极为独到、深刻的。杜甫、李白继承、综合一切诗歌艺术创作的技巧，并加以极大的创新，使诗歌艺术登峰造极。既然要达到极限，难免用力太过，失去诗的天然风致。既已经达到极限，自然就会给人达到尽头的感觉。事实上，我们今天回顾整个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更体会到苏轼论断的正确性，更体会到苏轼哲人的睿智。
宋代好杜诗成风，学杜诗也成风。但真正学到杜甫人格的人很少，学到杜甫现实主义精神的人很少，学到杜甫艺术风格的人也很少。针对这种情况，苏轼指出，人们应该努力学习杜甫的精髓：“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这对于促进人们对杜甫的学习和研究始终沿着正常的轨道前进，非常有益。
苏轼是一个关注社会、关爱百姓的官吏，他也把杜诗用在为政中，用在教化百姓中。他在海南时，看到海南乡村妇女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极度劳累，而家庭却很贫困，与杜甫写的夔州女子极为相似，便诵杜诗教化当地父老。苏轼自己记叙道：“‘夔州女子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当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手（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到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谕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俗也。”(《书杜子美诗后》，《东坡题跋》卷二)
将杜诗的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用在教化中，用在政治中，是苏轼的发明，是一个伟大的举措，也是杜诗研究的重要开拓。
苏轼是中华民族著名的文化巨擘，他对杜甫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开拓也是多方面的。他是杜甫学术研究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七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一
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文学流派，也是宋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它是在宋代杜甫学非常繁荣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成员成分颇为复杂，诗风也有很大差别，但其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以杜甫为宗祖。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领袖，最提倡熟读杜诗、研究杜甫、学习杜甫，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创作中有所建树。江西诗派中的人物，当时都是杜甫学的著名学者，都有杜甫学的成果传世。据吕本中所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江西诗派共26人，在黄庭坚之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检黄希黄鹤《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之《集注杜诗姓氏》，江西诗派成员共26人，除江端本一人外，其余25人(黄庭坚、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韩驹、李彭、晁冲之、杨符、谢迈、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皆在其中。此书号称“千家注”，其《集注杜诗姓氏》所列注家151家。而江西诗派即占去25家，即占整个注家的六分之一。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比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西诗派在宋代杜甫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其领袖黄庭坚，在宋代杜甫学中的地位更是非常高。
为了论述方便，现将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其他成员分别加以论述。即将黄庭坚单独论述，将江西诗派除黄庭坚外的成员集中论述。
二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幼警悟。举进士，调叶县尉。教授北京国子监。苏轼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世之表，世久无此作。知太和县。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成，擢起居舍人。为秘书丞，提点明道宫。绍圣初，出知宣州，改鄂州。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以亲嫌，遂移戎州。徽宗即位，起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员外郎召，皆辞不行。后主管玉隆观。复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闻名而卒，年六十一。
黄庭坚对杜诗评价极高，认为杜诗达到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他说：“杜子美一生穷饿，作诗数千篇，与日月争光”(《题韩忠献诗杜正献草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文章韩杜无遗恨”(《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七，《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七)。他像元稹一样，认为杜甫是诗坛第一诗人。这对牢牢树立杜甫在诗坛的独尊地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黄庭坚认为杜诗表现出强烈的忠义，表现出强烈的是非，具有伟大的意义。他看重杜诗，首先就是重视杜诗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内容。据记载：“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诗胜韩退之《南山》诗，王平甫以谓《南山》胜《北征》，终不能相服。时山谷黄鲁直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二，又见《竹庄诗话》卷一二)足见黄庭坚是把政治思想内容的评价放在第一位的。其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帝阍悠邈开关键，虎穴深沉样爪牙。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潜知有意升堂室，独报遗篇校舛差。”(《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四)。黄庭坚认为杜诗表现出忠义，表现出纯正的儒家思想，这正是杜诗伟大的根本所在。
黄庭坚认为杜诗所以能成为伟大的作品，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汲取一切文化的精华，无一字无来处。《论作文》说：“作诗句要须详略用事精切，更无虚字也。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六)强调诗要有实际内容，要“言近而旨远”。《答洪驹父三首》其二云：“所寄释权一篇，词笔从(纵)横，极见日新之效。更须治经，深其渊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琐祭文，语意甚工，但用字时有未安处。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杜甫学识广博，转益多师，“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造就杜诗伟大风格的重要原因。黄庭坚用“无一字无来处”总结杜诗，确实点明了杜诗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当然，“无一字无来处”并非学术研究的精确表述，而是文学形象化的话语。虽然认真看，有些说过了头，但事实上，杜诗从内容到艺术，都有很多创造，没有依傍，有些东西来自民间，不全是“无一字无来处”，故黄庭坚的话也引来一些批评。另一方面，黄庭坚指出杜诗从学问中来，是非常有创见的研究成果。
黄庭坚笺释和校勘杜诗，使更多的人阅读到文字正确的杜诗，真正领会杜诗。黄庭坚著《杜诗笺》，对杜诗的注解多有发明。如：《已令请急会通籍》条释“请急”：“晋令，给假者五日一急，一岁以六十日为限。书记所称急、取急、请急，皆请假也。”《石尹行》条释“石笋”：“《华阳国志》：蜀王妃物故，哀念之，遣五千至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九尺，盖石，俗名为石笋。”《蚕崖雪似银》条释“蚕崖”：“蚕崖在茂州带雪山。”其余，如《杂论》释“腹腴”：“燕人切鲤方寸，切其腴以啖所贵。腴，鱼腹下肥处也。故杜子美诗云：‘偏劝腹腴贵年少。’”又如释《至日》“一线”为女工“一线之功”而非日影一线之长：“《至日》云：‘愁日愁随一线长。’释者谓：《岁时记》云：‘宫中以红线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线。’而《唐杂录》谓：宫中以女工揆日之长短，冬至后日晷渐长，比常日增一线之功。此说为是。”(《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七)又如释《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的“潦倒”：“《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云：‘昨夜邀欢乐更无，多才依旧能潦倒。’注引《嵇康传》，浅陋。乃魏天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温藉者为潦倒，出此也。”(同上)在校勘方面，黄庭坚根据杜甫的诗意来确定文字，亦可见其深厚的学养和校勘功力。如：“黄独无苗山雪盛”不少版本作“黄精”，黄庭坚认为应为“黄独”，其校勘记云：“老杜云：‘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揜胫。’往时儒者不解‘黄独’义，改为‘黄精’，学者承之。以予考之，盖黄独是也。《本草》‘赭魁’注：‘黄独肉白皮黄，巴汉人蒸食之，江东谓之士芋。余求之江西，江西谓之土卵，蒸煮食之，类芋魁。’”(《杂书》，参见《杜诗笺》之“黄精无苗山雪盛”条)这样的校勘很好。其余如：校“只今年才五六十”应为“只今倏忽已五十”：“《百忧集行》云：‘只今倏忽已五十。’旧本云：‘只今年才五六十。’此语似方五六十，才五六十也。”又如，校“减”应为“检”：“‘看题减药囊’，一作‘检’，‘检’字乃合意。”(《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七)当然，黄庭坚的有些解释和校勘也有过分拘泥的地方。如“‘野航恰受两三人’别本作‘航’，航是大舟，当以‘艇’为正。”(同上)显然，此处应以“航”字为优，诗人作诗用词不一定取本意，而取其基本意思，因而词意往往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然而，就总体来说，黄庭坚博学多识，距唐较近，对唐代的史实、典章和文化多有了解，他见到的唐和唐以前的书籍比现代多得多，他对杜诗的注释和校勘多有精彩之处，值得我们充分利用。黄庭坚的一些笺释，短小精悍，颇似后世的诗文评点。这对于评点这种文学评论样式的产生有开启作用。尽管这种笺释还不能算评点，但可以说它是评点的鼻祖。
黄庭坚热衷杜甫研究，在杜甫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他自己的文学活动也受着杜甫的巨大影响。
首先，他的文学理论的建立和杜甫研究的心得有密切的关系。他“点铁成金”的著名文学理论，就源于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研究结论。黄庭坚认为，杜甫、韩愈诗文无一字无来处，故诗文皆登峰造极，进而推导出“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当然，“点铁成金”的理论并非文学创作的好理论，因为它引导人们在前人作品中讨生活，而不去创造。这样，势必造成因袭守旧、剽掠稗贩，把文学创作引入死胡同。王嗣奭云：“诗意无穷，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能尽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余谓换骨夺胎不离于窃，巧则骗人，拙则败露。高人偶合，原非袭也。请箴以一语：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管天笔记外编》)批评虽然尖刻，却中肯棨。推求黄庭坚所以提出这样错误的理论，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和他研究杜诗继承前人的创作成果，得出过头的结论——所谓“无一字无来处”，有很大的关系。
其次，他的创作风格也和杜诗研究有密切关系。他对杜诗烂熟于心，深入研究，其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受到杜诗的影响，加之创作思想受杜甫的影响，因而他的诗风和杜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实际上黄庭坚并非一位只知道点铁成金的方士，而是一位有创造才能的作家，他能在杜甫的影响下，创造自己奇险健雅的独特诗风。他虽然没有完全学到杜甫的精髓，没有学到杜甫的善于创新，没有学到杜甫善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但他也并不简单模仿杜甫，而是总结杜甫创作的某些经验，加以运用发展。所以，“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
黄庭坚热衷于宣传杜甫，提倡学习杜甫。黄庭坚始终提倡熟读杜诗。他在《论作诗文》中说：“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豫章黄先生别集》卷六)黄庭坚创立的江西诗派，就是一个崇奉杜甫的创作团体，一个学习杜甫的诗派。
黄庭坚努力促进杜诗的保存流传。他在蜀中做官时，亲自书写杜甫蜀中诗，由杨素翁请人刻石，建高屋保存。其屋取名大雅堂，并作《刻杜子美巴蜀诗序》和《大雅堂记》。其序云：“自予谪居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六)其记云：“丹棱杨素翁，英伟人也。其在州闾乡党有侠气，不少假借人，然以礼义不以长雄也。闻余欲尽书子美西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又欲作高屋广楹庥此石，因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七)从刻石可以看到黄庭坚保存杜诗和促成杜诗流传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