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系事明白而较为详实。系杜甫生平事迹的有二十六年，杜甫人生的各个时期皆有事系，大致勾画了杜甫生平的轮廓。比鲁訔之前的人所作的年谱详细明了。如“十载辛卯公年四十：公奏《三大礼赋》。元稹《志》曰：赋奏，命宰相试文，授右卫率府胄曹。吏(按：疑作“史”)云：奏赋，帝奇之，命待制集贤院，相试文，授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公《官定后戏赠》曰：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奔走，率府且逍遥。《莫相疑行》曰：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煊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史集皆以为十三载。按《帝纪》十载行三大礼，十三载未当。《郊况表》云：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故知当在今岁。原叙云：《新书》作召试京兆府兵曹。《新书》乃今《旧书》也。今书作胄曹。《进西岳赋表》乃云：委学官试文章。皆不同。《除夕曲江族弟位宅守岁》曰：四十明朝过。《年谱》云：《上韦左相》诗云：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壮游》曰：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则公归自齐赵乃应诏，奏赋又数年间事也。”这是天宝十载的年谱全文。主要系杜甫献《三大礼赋》，皇帝命宰相试文章，释褐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所引材料详细，论证有力。对前人将献《三大礼赋》系为天宝十三载的错误进行了辨证。自创新说，符合史实。至今仍为作杜甫年谱者所沿用。
（三）体例大致完备。年谱主要有以下内容：以帝王年号、甲子作为系事的时间；系当时重大事件、杜甫生平大事；主要诗系年；对于前人的不同观点进行评议、辨证；对于前人的年谱或著述进行引证。其基本架构已与现代年谱无异，不过在执行体例时还不严格。如“十五载丙午：公年四十五(是年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禄山僭帝于东京。公在奉先，以舅氏崔十九翁为白水尉，故适白水。有《高斋三十韵》。六月辛未，贼入潼关，驾幸剑外。七月甲子，肃宗即位灵武，公渐北。《过彭衙行》曰：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冯翊界)，月照白水山(属同州)。少留周家洼，欲出芦子关。七月，寓于鄜州，有《三川观涨》诗(鄜州属县)曰：我经华原来(长安北)，公羸服走灵武，贼得之，故《赠韦评事》诗曰：昔没贼中时，潜与子同游。公没贼中有《九日蓝田崔氏庄》以下十三首。”对前人所论或所载杜甫生平的错误多有辨证。前面的引文中已有一些例证。又如上元二年：“公放诞不乐吏检，虽郑公礼宽心契，尤每见意。史云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子！武亦暴猛，外若不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旧》史不载。以公诗考之，武来镇蜀，彝已交印入觐。公再依武，相欢恰无限意。史当失之。”驳严武杀杜甫之说，有理有据，甚是有力。对于有异说而难于判断的或尚未考清的事则系以某年，以提出疑点。如《年谱》：“十三载甲午公年四十三：《玄宗纪》秋八月甲子朔，文部侍郎韦见素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公贽见韦左相诗云‘龙飞四十春’，又曰‘愚蒙但隐沦’，则此诗似未献赋前。《封西岳赋表》云‘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又云‘盖长安一匹夫耳。次岁回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制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送隶有司，参例选序，则此赋又在《三大礼赋》后。诗文以为十二载，未详’。《纪》二月丁丑杨国忠为司空，公《表》云：‘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文不可寝已。’则此赋当在未封西岳前，而《纪》封华岳在九载，又当考也。”这样的存疑在《年谱》中尚多。
由于《杜工部诗年谱》质量高，在当时与后世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内容为学者所运用，其体式为后世所仿效。虽有个别失实处，但瑕不掩瑜。《四库全书提要》说：“姚桐寿《乐郊私语》云，杜少陵集自游龙门至过洞庭诗目次第为季卿编定，一循少陵平生事迹，可以见其诗法。近时滏阳张氏、吴江朱氏所注杜诗，其年谱大率仿此。而推拓之，知密于赵子栋《谱》多矣。虽间有附会，又乌可以一眚掩乎？”评价非常公允。
《杜工部诗年谱》作于宋代，所用资料有些现已亡佚，有些也与现在的版本有异，所以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如“天宝十载”下，“《除夕曲江族弟位宅守岁》曰‘四十明朝过’”。此诗题一般作《族弟位宅守岁》，没有写作时间、地点。而依《年谱》的诗题，则可将此诗系于天宝十载除夕长安作，对诗系年大有益处，而且使我们对此诗内容的理解更准确，更丰富。又如“至德二载”下保存着吕大防《杜甫年谱》的内容：“吕汲公考云，八月墨敕放还鄜州，有《北征》诗。《旧史》云，肃宗怒，贬甫为华州司功曹，非是。”房琯罢相，杜甫上书说不宜免大臣，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史皆言以张镐言帝解赦之。而鲁訔《杜工部诗年谱》言：“《实录》言御史韦陟言，当考。”唐《实录》纪实性很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年谱》引《实录》提出异说，颇值得研究。
一〇赵次公
一
赵次公，字彦材，蜀人。生活在南北宋之间，孝宗隆兴时任隆州司法。
赵次公是宋代学者，有苏轼注的著作。其杜甫研究著作为《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是宋代最佳的杜甫研究著作。原书已佚，今有林继中所辑《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辑录较为完善。
二
书名《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有“新定”和“先后”二语，考察注解内容，有时一首诗注有相近的内容同时出现，正是先解与后解并存书中的有力证明。我们认为，赵次公的著作当在北宋时出版，明抄本有“宣和元刻”的题识就是证据。后赵次公又修订补充，在南宋时出版，名曰《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我们所以特地提及这个问题，是想说明，赵次公对杜甫的研究非常投入，非常执著，花费了一生大量的时间与心血。
从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进行推断，赵次公所著《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当是百万字左右的皇皇巨著。(林继中《辑校》为九十万字，去掉林继中的文字约十万字，赵次公的文字约八十万字[包括杜甫原著]。)显然，赵次公原著文字比所辑的要多得多，因为有些已完全亡佚了，不可能辑入。从现辑佚文考察，原著亡佚甚多，赵次公原著在百万字以上。在杜甫学史上，百万字的巨著并不多见，在宋代更是凤毛麟角。更可贵的是，它的学术质量非常高。
赵次公的研究正值杜甫学深入发展的初期，前辈学者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创新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赵次公在继承前人研究项目的同时，又大大地开拓了新的项目。他的著作有以下研究项目：（一）按时间分期对杜诗进行编排。如：“卷一开元间留东都所作”；“卷二天宝以来在东都及长安所作”。（二）对能系年的诗进行考证系年。（三）对文本进行校勘，并作校语。（四）对难字注音。（五）说明一些诗的写作背景。（六）全文注释。用集注的形式。前人有好的注，则辑录前人的注。没有好注，则创立新注。①注名物，包括人名、地名。②注典章制度。③注典故。④注语典。⑤注其他一切该注的地方。(七)解。对需要说明的地方加以解说。(八)对于长诗分段，并说明段意。(九)论述一些诗的艺术。(一〇)论述一些诗的思想内容。(一一)辑录一些重要的评论和有关资料。(一二)批评一些错误的研究。(一三)有重要的总结性的研究成果。如《句法义例》，虽现存赵次公的文字已不可见，但赵次公本人在自己的注中多次提到。从赵次公注的文意分析，《句法义例》当是对杜诗句法的全面性的总结研究，是总结杜诗句法特点的成果。考察宋代的杜甫学史，我们认为赵次公的研究项目是最多的。大量宋代杜甫学著作已亡佚，我们这样说似乎不够稳妥。但通过对亡佚著作的分析，通过宋人对赵次公著作的评论，通过现存杜甫学著作的比较，我们认为我们的结论是符合事实的。进一步说，赵次公的研究项目实际上已具备后世杜甫研究完善项目的雏形，实际上已基本涵盖后世的杜甫研究项目，因而在杜甫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从赵次公的注解看，他学识高明，精通古代典籍与文化，对杜诗烂熟于心，能融会贯通，且注解时非常审慎细心，故其注解总是妥帖、精细、笃实，具备有力的材料证明，分析深入透辟，较少穿凿附会。全书呈现博雅精微的学术风格。赵次公生在南北宋之交，在他之前只有几位出色的杜甫集的注家，他们为杜甫集注做了大量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杜甫集非常难注，他们也有很多未注之处，并留下一些错注。这就为赵次公的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时势造英雄，赵次公遂成为杜甫学史上注和解品位最高而发明尤多的学者。(请注意，我们说的是注与解，不包括评论，即不包括对杜诗内容与艺术的研究方面。在杜诗内容与艺术的研究方面，赵次公尚不能称为最杰出的。)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虽以“解”命名，而最主要的内容却是注，最用力的也是注。不过，与一般注不同的是，它的注不是用通常注的格式，而是用解的格式。
赵次公注人名、地名、典故，多进行考证，力求符合诗意，有助于诗的理解。《遣兴五首》其三：“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注云：“东坡先生云：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杜子美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因先生之言乃知此篇为萧至忠而言也。按本传，萧至忠在朝有夙望，容止闲敏，见推为名臣。斯可比之漆、膏、兰、桂者矣。又云，外方直，纠摘不法，而内无守，观时轻重而去就之。参太平公主逆谋。主败，至忠遁入南山。数日，捕诛之。考其生平：景龙元年九月相睿宗，景云元年六月贬。是月复相，七月罢。明皇开元元年正月复相，七月诛。此漆之割、膏之煎、兰之摧、桂之折也。虽已诛矣，然明皇贤其为人，心爱之终不忘。后得源乾曜，亟用之。谓高力士曰：若知吾进源乾曜乎？吾以其貌似萧至忠。力士曰：彼不尝负陛下乎？帝曰：至忠诚国器，但晚谬尔。其始不谓之贤哉！此可推见，当杜公时，犹为人所怜也。旧注便差排作萧望之，非是。”(《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甲帙卷之四，以后均略书名。)摈弃旧说，定萧京兆为萧至忠，较符合杜诗本意。赵次公注释详明。《天育骠骑歌》注：“伊昔太仆张景顺，考牧攻驹阅清峻。”云：“太仆，官名。《唐·兵制》云：其官领以太仆。今公诗所谓‘太仆张景顺’，自是开元时太仆姓张名景顺者也。旧注便差排作张万岁字景顺，误学者矣。万岁为太仆，自是贞观时人。今按，张说作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之碑序》云：元年牧马二十四万匹，十三年乃四十万匹。上顾谓太仆少卿兼秦州都督监牧都副使张景顺曰：吾马几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对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其颂曰：有霍公之掌政，择张氏之旧令。霍公，王毛仲也。张氏，景顺也。”(甲帙卷之五)引张说所作碑序，注杜诗“太仆张景顺”为开元太仆少卿张景顺，而非旧注所谓贞观张万岁，非常有力，可谓定论。赵次公注地名亦切合诗意。《曲江三章五句》题下注云：“此诗盖游曲江感事之作。按《剧谈录》：曲江本秦时隑州。隑即崎字，巨依切。唐开元中疏凿为胜景，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列，烟水明媚。都人游赏胜于中和、上巳节。今公高秋而往，草木变衰，触事感怀。一章叹齿发之迟暮，二章判富贵之无心，三章喜生计之可乐也。旧注引元和中曲江关宴事，去此自五十余年，在公死三十余年之后，与此事并无相干。”注曲江引《剧谈录》，内容简明周全，与诗意的解说完全融为一体，显出非凡的学识与注释功力。赵次公善解方言与俗语，所注都很好。《寄题江外草堂》：“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注“断手”云：“断手字，晋魏以来之语。《齐民要术》言种小豆：初伏断手为中时，中伏断手为下时。本朝《淳化法帖》中载唐高宗敕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诸作早晚得断手。凡营造了，当言断手者矣。”(丙帙卷之九)释“断手”清楚，引例证翔实。《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其三：“斫畬应费日，解缆不知年。”注“斫畬”云：“斫畬两字，是楚人语。楚人烧榛种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木曰斫畬。其刀以木为柄，刃向曲，谓之畬刀。刘禹锡《畬田行》云：何处好畬田，团圆漫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又云：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蘗。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故公于《夔府咏怀》又有‘烧畬度地偏’，又有‘烧畬费火声’之句，畬音式车反。”(戊帙卷之八)所注明晰而细致，表现出作者深厚的语言知识功底。
最精彩的是杜诗语典的注。首先是语典的注堪称详尽。不仅三字以上的语典尽可能做了注，就是两字(词)或一字(词)确为用前人之语(词)亦做了注。赵次公说：“余喜本朝孙觉莘老之说，谓‘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稍近其诗，乃知非特两字如此耳，往往一字綮切，必有来处，皆从万卷书中来。”(《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自序》，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〇)由于对杜诗语典有理论上的认识，注语典的指导思想明确，所以该注的地方都注到了。《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幽意忽不惬。”注云：“《世说》云：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思意甚不惬。摘而用之。”(甲帙卷之二)认为杜诗“幽意忽不惬”是摘自《世说》“初思意甚不惬”，甚是。《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风物长年悲。”注云：“‘长年悲’三字，出《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丁帙卷之七)言杜诗“长年悲”语典出自《淮南子》，甚确。《独酌》：“步屧深林晚。”注“步屧”云：“《宋书》：袁粲为丹阳尹，尝步屧白杨郊野间，道遇一士人，便呼与酣饮。”(丙帙卷之三)注“步屧”的语典，对理解杜诗“步屧”有益。《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欲起时被肘。”注“肘”云：“‘肘’字，使《史记》：魏威子肘韩康子于车上。旧注非是。”又：“月出遮我留。”注“遮”云：“‘月出遮我留’，使《汉祖纪》：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丙帙卷之五)虽“肘”、“遮”各一字，然《史记》皆为杜诗二字出处，却不容置疑，这对于理解杜诗的语言来源和文化背景，无疑是非常有好处的。其次是用解的形式注语典，不仅注明了语典的出处，同时还说明杜甫在运用前人语言时的变化与创造。《促织》：“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注云：“暗用《晋书》：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渐近自然。故丝管之声不若虫声之天真也。”(乙帙卷之七)赵次公注极好，使我们注意到杜诗不仅用《晋书》之语，更重要的是用《晋书》之意，用得极有变化，极为巧妙。《旅夜抒怀》：“月涌大江流。”注云：“‘大江流’三字，亦仲宣：‘大江流日夜。’而五字一句，东方璆尝与卢照邻分韵，有云‘汹涌大江流’。公换一‘月’字，点铁成金矣。”注出了杜诗的语典，同时指出杜诗用语的创新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这对于理解杜诗的艺术非常有益。可以说赵次公的注也超越一般的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观整个杜甫集的语典注，赵次公所注语典是最多的，也是面最广的，所注也是准确度最高的。其语典的注不仅超越前人，也使后世的注家仅能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