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杜诗的内容进行解说，是赵次公著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解说一般是针对那些不容易完全理解的诗进行。赵次公往往采取补充有关材料和细细分析的方法来解说，使读者获得透彻的理解。《杜位宅守岁》：“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解云：“过，逾过也。公所以感慨，颇有深意。盖《记》曰：四十曰强而仕。公于天宝九载三十九载之冬，预献明年《三大礼赋》。表云：甫行四十载矣，沉埋盛时，则亦急于仕矣。故下云：飞腾暮景斜。而［揆］(末)句付之醉也。”(甲帙卷之二)用杜甫的人生经历来说明杜诗“四十明朝过”的深意，材料翔实，分析深入，解说很到位。《晦日寻崔戢李封》题下解云：“此篇初段盖叙事耳。下段因物感怀而终付之于酒以自遣也。当春有事乎田畴之际，而甲兵不休，忧国念君不能无慨乎中矣。”解说通过对诗意的归纳分析，揭示诗的主旨是忧国念君，有利于读者对全诗的理解。《夔府书怀四十韵》题下解云：“此篇谓之书怀，公铺叙其初赐官逢乱，至在夔州时仍以备乱之故。首尾所言，唯伤时忧国者耳。自昔罢河西尉，至战瓦落丹墀十四韵，先言肃宗时至代宗时皆有兵乱，是一段。自先帝严(灵)［虚］寝至答效莫支持十韵，专追言肃宗上升，付授今上代宗事，又是一段。自使者分王命至蜀使下何之八韵，言今日遣使，当在寡诛求、除盗贼之事，又是一段。自钓濑疏坟籍至凡百慎交绥八韵，言身在夔之事，又是一段。”(戊帙卷之七)解说诗的主题既精炼明白，又分段解说大意，更有助于对诗的内容做全面而详细的把握。总的说来，赵次公对杜诗非常熟悉，其解说大多准确、精彩，较少穿凿附会。无论是详细或是简明，都恰到好处。
解中对杜诗时有评论。评论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即关于思想内容的评论和关于艺术技巧的评论。关于思想内容的评论：《缚鸡行》：“鸡(蛊)［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评云：“一篇之妙，在乎落句。盖鸡之所以得者，(蛊)［虫］之所以失。人之所以得者，鸡之所以失。而人之得失如鸡如(蛊)［虫］，又且相仍，何时而了乎？至于注目寒江倚山阁，则所思深矣。”(丁帙卷之七)对该诗所表现的世事隐含的哲理深表赞许。《壮游》题下评云：“公之生平出处，莫详于此篇，而史官为传，当时之人为墓志，后人为集序，皆不能考此以书之，甚可惜也。”(戊集卷之十一)特地指出《壮游》所述杜甫生平的史料价值，极有见地。关于杜甫诗的艺术评论：《渼陂西南台》：“知归俗可忽，取适事莫并。”评云：“此等句皆外枯而中腴。盖言知所归宿则世俗可忽，取适于己，则凡事无可得而并。夫世俗之事可胜言哉，此不尽之意也。”(甲帙卷之四)所谓外枯中腴，即诗句外表平淡，而内里含义丰盈。评论非常中肯。《徐步》：“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评云：“公此数篇诗皆道景为新句，前篇云：‘仰蜂粘花蕊，行蚁上枯梨。’今云：‘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真冠绝古今矣。”(丙帙卷之三)前篇题曰《独酌》，前篇之前篇曰《落日》。《落日》：“芳菲缘岸圃，樵爨倚滩舟。”评云：“芳菲之圃，缘岸而为，樵爨之舟，倚滩而泊。此于义本是缘岸芳菲圃，倚滩樵爨舟，而句法藏巧。”(丙帙卷之三)三诗皆在“此数篇”之内。评论杜诗的语言极富创新性，有独到的眼光。《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五：“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评云：“剩水残山，杜公之新语。”“上句义言风折笋垂绿，下言雨肥梅绽红。句法以倒言为老健。”(甲帙卷之二)这些评论都说到杜诗的语言的创新和妙处。从这些评论看，赵次公对杜诗的语言有着非常深的研究。
赵次公对杜诗的系年也特别下功夫。最有发明的是通过对诗题涉及的人物和诗的内容的考证，确定诗的写作时间。《严中丞枉驾见过》自注(今按，杜甫自注)：“严自东川除西川敕令两川都节制。”题下注云：“按《通鉴》于广德二年春癸卯载：剑南东川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公自注云：严自东川除西川，敕命都节制。则是未合为一道时，故称为中丞。当是宝应元年权令两川都节制时作。若广德二年，武再尹成都时，公已入幕府，不应有张翰、管宁之语。”(丙帙卷之五)通过考证严武为两川都节度的时间和杜甫诗的隐居内容，确定诗当为宝应元年作，比较合情合理。《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题下注云：“相公者，杜鸿渐也。句云‘送子清秋暮’，则诗作于九月也。何以知其为大历元年之九月，盖鸿渐以是年二月壬午授命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蜀。至明年夏四月，请入朝奏事，许之。既去，不复来蜀。则九月乃元年之九月甚明。”(丁帙卷之七)以杜鸿渐在蜀为官的时间来考证诗的写作时间，方法得体，结论精确，颇见功力。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批评前人杜甫学的错误中，建立自己的学术见解。不破不立，学术正是在不断清除已有的错误中发展的。而赵次公的杜甫学发明甚多，故清除前人的错误也特别多。清除前人的错误究竟有多少条，无法准确统计，因为原著已佚。估计不下千条。其内容可以说涉及杜甫学的各个方面，重点是纠正注的错误，其余如阐释、评论、校勘、编年，是正也颇多。这里举一些纠正注的错误的例证。《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作歌挹盛事，推毂朝孤骞。”注云：“下句则公自负其诗所称美，可以推柏公而使之孤骞也。推毂之义，盖取《郑当时传》耳。当时推毂士及官属丞吏。注言荐举之人如车轮之运转也。旧注却引《冯唐传》：王者遣将，跪而推毂。又别一义，非也。”(己帙卷之三)杜诗旧注“推毂”为推车之义，虽释意本身并不错，但用来解释杜诗则不通，故是错误的。赵次公引《郑当时传》，释为荐举之意，则符合杜诗原意。《小寒食日舟中作》：“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带鹖冠。”注“鹖冠”云：“鹖冠者，隐人之冠也。袁淑《真隐传》：鹖冠子，或曰楚人，隐居幽山。衣敝履空，以鹖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著书言道家。冯谖常师事之，后显于赵。鹖冠子惧其荐己也，乃与谖绝。旧注引汉虎贲武骑皆鹖冠，误矣。”(己帙卷之四)赵次公注鹖冠为隐人之冠，甚是。而旧注言鹖冠为武人之冠虽也是事实，但不符合杜诗之意，赵次公指出其错误，是完全必要的。《夜宿西阁晓呈二十一曹长》：“门鹊晨光起，樯乌宿处飞。”注云：“门鹊，则门之鹊也，如城鹊之类。义在‘起’字，则可见其为门前之鹊。古本《庄子》曰：鹊上高城之绝，而巢于高树之颠。城坏巢折，凌风而起。故君子之在世也，得时则蚁行，失时则鹊起。以晨光而起，义在‘起’字。杜田引谢玄晖诗：金波丽鹊，以鹊名门也，大为非是。盖鹊本殿名，其所从入之门因亦得名雀门也。谢玄晖之诗，其言月色之所丽，岂专指门邪？信使杜公用鹊专为门，乃是天子宫殿事，今夜宿夔州之西阁，岂可用天子宫殿事乎？樯而系之以乌，公屡使矣。此乌非真是屋上乌之乌也，特樯竿上刻为乌形，以占风耳。晋令车驾出入，相风在前。正是刻乌于竿上，名之曰相风。晋傅玄《相风赋》云栖神乌于竿首，俟祥风之来征是已。船之樯竿，其上刻乌，乃相风之义。谢灵运《广陵殿送北使》诗云：亭嘶背枥马，樯转向风乌。于义尤明。故公有云：樯乌相背发。危樯逐夜乌。而今云樯乌宿处飞，杜(诗)［时］可不省，乃云樯挂帆木，而乌泊其上，假使真乌泊樯上，何至背发与夜相逐，而于宿处飞乎？况公诗又有曰：燕子逐樯乌，则真燕逐樯上之乌而飞也。次公以杜时可之误，费辞如此，详见《句法义例》。”(丁帙卷之七)在自己对杜诗进行正确的注释后，又用详细的考证和辨析厘清前人的错误，而对前人错误的批驳，又是对自己正确注释的进一步的阐释和支持。从赵次公对前人错误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杜诗诗意的领悟和把握之精准超越一般的杜甫学者，他的学识和注释之精准也超越一般学者。他在深入研究杜甫的同时，对杜甫学特别是杜诗的注释也有全面的研究。
金无足赤，赵次公的著作也有缺陷。首先是注释有错误。如注“锦官城”云：“蜀人以江山明媚，错杂如绣，故多呼锦官城也。”(《春夜喜雨》，丙帙卷之一)显系错误。虽然可能是沿袭前人错误，作为蜀人，也不应该。其次是很多后世的常用语和口语，也注出处，完全没有必要。如“白发”“雨打”“相与”一类，加注反而降低了注的品位。不过，这是白璧微瑕，大醇小疵。
在宋代，赵次公的杜甫学著作是一部影响非常大的著作，宋代凡是集注性的杜甫学著作，都集有赵次公的注。郭知达的九家注本更将其作为最主要的一家。即是在宋以后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也许是由于著作部帙浩繁而有残缺，学者研读相对较少，其影响不如在宋代巨大。赵次公的杜甫学著作在宋代就好评如潮。刘克庄云：“杜氏《左传》，李氏《文选》，颜氏《班史》，赵氏《杜诗》，几于无可恨矣。”(《跋陈教授杜诗补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将赵次公的杜诗注著作与宋以前几位最负盛名的注家相提并论，足见对其推重。刘克庄对赵次公的杜诗注著作评价虽然极高，但基本符合实际，而非溢美之词。通观整个杜甫学发展的历史，杜诗的注家可谓多矣，而就注释(不包括对杜诗的评论)品位与质量而言，尚无出其右者。林希逸说赵次公注“用工极深”，是“误者正之，遗者称之，且原其事因，明其旨趣，与夫表出其新意”(《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〇《学记》)，完全符合实际。综合品评，赵次公是杜诗注释方面成就最大的学者。有关赵次公的批评，留下来的似乎不多，故钱谦益的贬斥就特别引人注目。其酷评的影响甚至超过宋人的褒扬，我们不厌其烦，将他对宋人的总评引在这里：“杜诗昔号千家注，虽不可尽见，亦略具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其失也短。蔡梦弼以捃摭子传为博，泛滥蹖驳，昧于持择，其失也杂。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失指要，其失也愚。”(《钱注杜诗·例略》)钱谦益这段话被当今学者广泛引用，大多作为正确的评论。而在我们看来，他对宋代注释的全盘否定，是出于抬高他自己注释的目的，完全不符合事实。“短”、“杂”、“愚”是概括不了宋人的杜诗注释的。从《例略》的行文看，他没有读过赵次公的杜甫学专著，只读过诸本所辑赵次公的注释，就以此来评论赵次公的注，近乎瞎子摸象，痴人说梦。沈增植说：“(钱谦益)语若曾见次公书者，然检《绛云楼书目》无之，而逸诗附录且沿旧本之误，书赵次公为赵次翁，则受之固未见也。次公此注，于岁月先后，字义援据，研究积年，用思精密。其说繁而不杀，诸家节取数语，往往失其本旨，后人据以纠驳，次公受枉多矣。”(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明抄本［残卷］后记)沈增植对钱谦益的反批评是非常有力的。我们之所以用这样巨大的篇幅来批评钱谦益的谬论，目的是还赵次公一个公道，提醒学者重视《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赵次公的杜甫学著作在宋以后流传不广，其杜甫学的精华并没有被明清学者广泛知悉和吸收，并没有反映在明清的杜甫学中。我们当今的学者应该充分吸收赵次公的研究心得，使杜诗的注释和研究更深入，更精微。这对于推动杜甫学的新发展，是很有益的。
一一郭知达
一
郭知达，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生活在宋孝宗时代，为富顺知监。《明一统志》载：“郭知达知富顺监，富顺旧以盐移赡遂宁生徒，岁为镪八十万缗。知达以公养不丰，请于漕台，俾归之监学，自是岁获二十三万五千。”(卷六九《叙州府·名宦》)可见他是一位敢于建言的正直的官吏。他可能在州郡做过官，大约为蜀地郡守。他在《杜工部诗集注序》中说“大书锓版，置之郡斋，以公其传”，即可证明。郭知达著有《杜工部诗集注》。宋代州郡刻书风气甚盛，《杜工部诗集注》可能就是他任郡守时策划集注并雕印行世的。
二
郭知达在谋划和作《杜工部诗集注》集注之时，杜诗注家论家已多，时号千家注杜。郭知达集注的本意，是要从众多的注家论家中精选九家，集注成书，其余诸家皆不取。所选注家论家为王安石、宋祁、黄庭坚、王洙、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次公。郭知达序说：“杜少陵诗，世号诗史。自笺注杂出，是非异同，多所犄牾。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凿附会，设有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行，欺世售伪。有识之士，所为浩叹。因缉善本，得王文公安石，宋景文公祁、豫章黄先生庭坚、王原叔洙、薛梦符□、杜时可田、鲍文虎彪、师民瞻尹、赵彦材次公，凡九家。”“如假名氏，撰造事实，皆删削不载。”序文明确宣布只集九家注，特别强调删削如标榜为苏东坡注的《杜诗故事》(宋人亦作《东坡故实》)一类伪注。由于是作者序宣称的集九家注和无伪注，故历来目录学家和读者都认为《杜工部诗集注》为九家注和无伪东坡《杜诗故事》。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云：“《杜工部诗集注》，三六卷，蜀人郭知达所集九家注。世有称东坡《杜诗故事》者，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辞气首末若出一口，盖妄人依托以欺乱流俗者，书坊辄抄入集注中，殊败人意，此本独削去之。”而《四库全书》所用《杜工部诗集注》的版本径名为《九家集注杜诗》，所作提要多引郭知达序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认为郭知达所集为九家注和无伪东坡《杜诗故事》。
然而，在我们仔细检阅了《杜工部诗集注》后，发现九家集注所集并非九家，而是远远超过九家。除郭知达所标明的九家外，尚有八家。其中明确标名的有六家：苏轼、王深父、蔡元度、吕本中、范元实(一作宝，当误)、胡仔(标《苕溪渔隐丛话》)。未标明而可考出的有两家：王彦辅、鲁訔。伪东坡《杜诗故事》也颇有删削未尽，赫然在集注中者。
由于宋本无缘得见，以上的钩稽只能依据四库全书本《九家集注杜诗》。其实，四库本卷二五、卷二六尚有五位未辑录的注家，即王禹偁、王十朋、修可、黄鹤、蔡梦弼。但这两卷可能散佚过，现存者殆为后人重新集注，故本文存而不论。另外，本文论述《杜工部诗集注》九位注家外尚有八位注家时，也不用卷二五、卷二六的材料，以免引起读者的误会。
先将九家注之外的八位注家所注，各引一两条材料：
苏轼：《自平》(《九家集注杜诗》，［四库全书本］卷一一，以后略去名书和版本)：“东坡诗话：‘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义：妄者以唐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诗盖云‘自平中官吕太一’，故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轻改文字，鲜不为笑。”《除草》(卷二三)：“苏东坡云：草：蜀中谓之毛，毛芒可畏，触之如蜂虿。治风疹，以此点之，一身失去。背紫者入药。，山韭。”
王深父：《兵车行》(卷一)：“王深父云：此诗盖托于汉以刺玄宗。”《石壕吏》(卷三)：“王深父云：驱民之丁壮，尽置死地，而犹急其老弱，虽秦为闾左之戍，不甚也。呜呼，其时急矣哉！”
蔡元度：《饮中八仙歌》(卷二)：“蔡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异，虽重押韵无异，亦周诗分章之意也。”
吕本中：《陪郑公晚秋北池临眺》(卷一六)：“本中曰：‘何补参军乏’，一作：‘参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