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论述充分反映了明代杜甫学学者从作家人品的高度来研究作品艺术的理念。这样来论文学的品位，论文学的艺术，远远高出一般的论文者之上，对杜诗艺术的总体把握也是高屋建瓴，莫不有气，得其根本。
明代一方面运用传统的儒家温柔敦厚的标准，运用道家道法自然的美学思想，一方面也用当时流行的意境理论等来解读杜诗的艺术，有很多新的创获。王嗣奭论杜甫诗歌艺术总的成就与特点曰：“少陵起于诗体屡变之后，于书无所不读，于律无所不究，于古来名家无所不综，于得丧荣辱流离险阻无所不历，而才力之雄大，又能无所不挈，故一有感会，于境无不入，于情无所不出，而情境相传，于才无所不伸，而于法又无所不合。当其搦管，境到，情到，兴到，力到，而由后读之，境真，情真，神骨真，而皮毛亦真。至于境逢险绝，情触缤纷，纬相纠，十年观物，榛楚结塞，他人指告却，少陵盘礴解衣。凡人所不能到，不敢道，不经道，甚而不屑道者，矢口而出之，而不必道人之所常道。其绝尘而奔者以是，舞交逐曲者以是，间有堕坑落堑者亦以是。偶失之，则任其瑕。瑕玉不掩者固不乏玉之采，即瑕掩其玉者，犹不失玉之瑕。诗之有少陵，犹圣之有夫子，可谓金声玉振，集其大成者矣。”(《管天笔记外编》)对杜诗艺术的论述很全面，也很精彩，颇有新意。
明代对杜诗艺术的研究视角多样，方法多样。卢世结合杜甫的艺术理念与审美情趣，从诗歌体裁的视角来研究杜诗的艺术。《论五七言排律》谈杜甫五七言排律的艺术云：“排律是诗中别局，大类鼓吹，在子美尤为余事，然盛莫盛于子美，妙莫妙于子美。元微之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观其云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最关痛痒，次犹数百，似专此排律而论。夫铺陈排比，千言数百，凡有物料，有笔力者皆能之。正非子美之独绝也。子美所独绝者，在不以排律为排律耳。原其执笔觅纸，初无斗富取盈之心，犹水着地，纵横流漫，任其所止而休焉。自六韵以至百韵，无不可者。顾此犹未足为奇也。”(《杜诗胥抄·余论》)他又说：“况大凡专论杜之人品而间及于诗，余论概论杜之诗品而想见其人，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交含而互映者也。试取其五言排律一部，从容研玩，翻觉锋发韵流之际，暗有空翠扑人，冲襟相照，如长筵广座，绝不杂一喧客，绝不杂一饾饤，投壶散帙，行酒赋诗，而奇错间陈，妙香静发，因以尽洗排当之习，一空纷呶之陋矣。故有时孤出一语，天地顿宽，全篇于此复命。有时徐布数联，机神更紧，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技巧、高超的艺术。只有伟大的人品，定局以斯转关，此子美排律中极大法门。亦天授，非人力也。所谓‘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殆先生自作题词耳。”“《寄高彭州适岑虢州参》……且高岑从来并举，据寻常之论，若专以爽垲归高岑者。子美独曰‘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看得又别。诗之道，温柔敦厚，旁见侧出，一言以蔽之曰缓。缓则曲，缓则闲，缓则宁，缓则可以运完神，缓则可以蓄余力。‘缓’之一义，诚□(作)诗之门也。”（《杜诗胥抄·大凡·论五七言排律》)这些分析视角独特，但又很有道理，给人很大的启发。
明代盛行八股文，学者又将八股文的理论用到杜甫作品的艺术研究中。用后代出现的新的特殊的文体理论来研究数百年前的杜甫艺术，难免有些蹩脚，但艺术在根本上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这种研究有时还有妙解，振聋发聩。
六
明代杜甫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诗圣杜甫进行批评。批评杜诗的内容，也批评杜诗的艺术。一些批评相当激烈，直指要害。杜甫是一位集大成的伟大作家，才能成就伟大的作家。卢世说：“其(杜甫)曰‘文章千古事，其作品含有各种艺术元素，所表现的思想性格也有复杂的一面，故批评者代不乏人。唐代已有群儿辈“谤伤”(韩愈《调张籍》)，宋代杨亿斥杜甫为“村夫子”，洪炎说“若察察言如老杜《新安》《石壕》《潼关》《花门》之什，白公《秦中吟》《乐游园》《紫阁村》诗，则几于骂矣”(《豫章黄先生文集后序》，《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〇)。刘克庄批评杜甫较多，如“古人不及见后世之偶然比兴，风刺之作，至列于经。后人尽诵读古人书，而下语终不能仿佛风人之万一，余窃惑焉。或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闻，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跋韩隐君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杜《八哀》诗，……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不敢议，其病盖伤于多”(《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四《诗话》前集)。刘辰翁在杜诗评点中对杜甫也颇有批评。本来，一位作家不管他如何伟大，作品如何完美，都会受到批评，这是很自然的事。强而名之，约有数种。社会是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时比人与普通动物之间的差异还大。出于各种原因，有人对杜甫提出批评，非常正常。宋代虽有人批评杜甫，况文章为天地精气，而就社会潮流说，崇杜尊杜是主流。在多数人眼中，只要是杜甫的，就是最好的、最美的。人们对杜甫已经产生了迷信，有一种只要见到杜甫二字，就顶礼膜拜的心理。而到了明代，由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也较唐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杜甫也由迷信转为尊重。圣人也不是完美无缺，批评杜甫也是为了维护杜甫的诗圣形象。如果说在唐宋，批评杜甫还只是个别现象，那么到明代中后期则是一种风尚。比如杨慎，一边认为杜甫与李白都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边也指出杜甫诗的一些不足。仇兆鳌说：“至嘉隆间，实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诸人，严驳杜诗，几令身无完肤，真少陵蟊贼也。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杜诗详注·凡例》)斥批评杜甫者为“蟊贼”，完全是意气之言。事实上，这些杜甫的批评者，内心都是非常崇敬杜甫的，评论杜甫时也是冷静的，他们认为杜甫好的时候，毫不吝惜溢美之辞，他们说杜甫不好时，也都是肺腑之言，尽管言辞激烈，当以此语为首唱。”“抑余因是而有感于识气之义焉。大凡物之卓者，但并不是恶意攻击。郭正域《批点杜工部七言律》是明人中批评杜诗较早的。有些评语很精彩。《柏学士茅屋》“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评点云：“何作此等语？”表现评点者对杜甫看重富贵的世俗观念的不满，评点非常好。《曲江二首》“细推物理须行乐”评点云：“此等语似宋人。”揣摩非常细致。这样的诗句，无论是思想方式，还是表达方式，都开启了宋诗。评点非常精彩，既是批评，又不是批评，完全符合实际。关于杜诗艺术的批评，则言辞更激烈。如“蠢而嫩”、“无味”、“凑句”。郑善夫是批评杜诗甚力的一位评点者。他认为杜甫的诗有时简直不成诗。故其发为诗歌，横绝古今，元气淋漓，莫可名状。《寄韩谏议》结尾评点云：“全不成章。”《可叹》评点云：“杂乱，钝拙，都不可读。”《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评点云：“太不成调。”《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评点云：“五诗都不可读。”这是用明人的理念来看唐诗，不知时代诗歌特点，不知诗人的风格，所以评论都是荒唐可笑的。郑善夫还不知杜甫诗的创新。《石犀行》评点云：“何大复谓诗法已亡于杜，虽不可谓亡，然如《石笋》《石犀》等篇，体已大变矣，宜其起宋人一种村恶诗派也。”《杜鹃行》评点云：“《凤凰台》《石笋行》《杜鹃行》皆不是诗家本宗，虽刻苦出奇，难以为训。”否定杜诗的创新，认为这种创新不足取，带给后世的是不良影响。这也是一种保守与偏见，不足取。但有时候，也会提供一种新思路、新视角。如《锦树行》评点云：“信是杂乱，但次第无端由处，见一种感叹。”启发读者理解杜诗看似杂乱，但其中有很深的感慨。这种貌似杂乱的章法，得失寸心知’。广大精微，又很好地表现了杜甫思绪的起伏变化，尽管我们这样理解并不符合评点者的本意。《郑驸马宝宴洞中》评点云：“变体至此，都不是诗。用意可谓过矣。”评点者认为此诗不是诗，批评是错误的。但如果从积极方面来理解，这首诗在体制上确实不同于当时一般的诗，有巨大的变革，这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发。胡震亨是唐诗研究大家，对杜甫诗也多有批评。他的《杜诗通》不仅大量辑录刘辰翁、郑善夫等批评杜甫之语，而且在诗题或诗中标“删”或在诗中画黑线表示贬斥。他在批语中对杜诗颇有批评，有时对刘辰翁和郑善夫等赞美者亦加以驳斥，而对杜诗加以批评。胡震亨评《壮游》云：“郑善夫以此诗豪宕奇伟，无一字一句不稳贴，此等乃见老杜之神力。愚谓末后十余句，亦未见神力在。”胡震亨评《望岳》云：“起语无谓，只‘荡胸’‘决眦’一联，艰苦入奇。此望泰岳也，可无大篇酬之，而小哉其言？刘辰翁谓雄盖一世，过矣。”胡震亨批评杜甫有时非常尖锐，如评《又上后园山脚》云：“本上后园山脚耳，却从昔登东岳，俯望中州，转及时事，迂曲不可为训。……他人得一，足以自豪，子美兼收并包，左右逢原（源），一言以蔽之曰真气。”(《杜诗通》卷六)胡震亨评《山寺》云：“穷子受顾，除秽不净，见《华法经》。突然复引用(按，指“穷子失净处，加以十年读书，高人忧祸胎”句)，正未妥。‘忧祸胎’，岂谓教事不宜兴邪？佛门语，总非此老所长耳。”(《杜诗通》卷五)胡震亨的批评并不一定对，但可以提供一种不同的参考意见，可以启发人思考。总之，明人批评杜甫的甚多，大多数批评是错误的，是不可取的。造成错误的原因，是明人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艺术观念有局限，对杜甫和杜诗研究不深，认识有误。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明人对杜甫和杜诗的批评也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历来的杜甫研究，几乎都是唱颂歌，有些甚至有吹捧的成分，影响了学术应有的研究与分析。明人对杜甫的批评，促进了学者冷静地对杜甫进行研究与分析，有利于发扬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风。其次，明人对杜甫的批评，有一些可取的成分，有利于活跃杜甫学的气氛，形成百家争鸣的态势，从而促进杜甫学的高度繁荣。
二单复
一
单复(一名单复亨)，字阳元，剡原(今浙江塖县)人。明洪武四年举怀才抱德科，诗又文章之精者乎！子美生来浩气独完，为汉阳湖泊官，为汉阳县令。
单复研究经典，有诗歌创作。对杜诗的研究非常用力，作《读杜愚得》十八卷。殆成稿于洪武壬戊，谋刻印未果，后由江阴朱氏(善继、善庆)兄弟刊印行世。
二
《读杜愚得》是明初杜诗研究非常重要的成果。
首先，对杜甫的生平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颇有发明创造。
单复在宋人编杜甫年谱的基础上，重新编定杜甫年谱。他编杜甫年谱的指导思想是“以次序其诗，且以见游历用舍之实，考究地理时事，以著其当时所见所闻之实及用事之妙”(《读杜愚得·凡例》)。也就是说，他编杜甫年谱，完全是为了知人论世，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杜诗。从这样的目的出发，他在体例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增添一些前人没有的年谱义项，成为一部体例非常完备的年谱。其主要体例为：（一）对杜甫生平及年谱的体例进行简要说明。（二）附杜甫世系。从杜甫远祖杜预开始，重点从杜审言(杜甫祖父)到杜甫后代的世系。（三）录杜甫生平的重要材料。先引《新唐书·杜审言传》，再列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新唐书·杜甫传(文艺传)》。（四）时代与社会背景。”(《杜诗胥抄·跋》)所论杜甫伟大的诗品是由他伟大的人品创造的，与王嗣爽所论相表里。主要列政治、军事大事，重要人物的活动，社会大事，重要亲友的大事。（五）对杜甫重要的生平事迹系年。（六）对杜甫的诗进行系年。这样的体例，不仅比宋人年谱的体例大大丰富了，而且与我们现在体例最完备的年谱也大致差不多，着实令人称奇。
从总体看，《读杜愚得》的《重定杜子年谱》非常详尽，十年省身，材料丰富，而表述又相当简洁。“(天宝)二年癸未：春正月，安禄山入朝[上宠甚厚(小字注)]。三载甲申正月，改年为载。始祀九宫神。李白入长安。夏五月，公之祖母卢氏卒。公并在东都。(诗系年：)《龙门》、《过宋元（员）外之问旧庄》、《临邑舍弟书苦雨黄河泛滥因寄诗》、《假山植慈竹》、《李监宅二首》、《覆舟二首》。”“(天宝)十四载乙未：春二月，安禄山请以蕃将代汉将，从之。哥舒翰入朝得疾，遂留京师。冬十月，帝如华清宫。十一月，安禄山反。十二月，封常靖与贼战，败绩，遂陷京师。以哥舒翰为副元帅，军于潼关。翰病不能治事。公在奉先。”“(大历)五年庚戌：夏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其团练使崔瓘，澧州刺史扬子、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阳济讨平之。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率舟居。夏避臧玠乱入衡州，欲往郴州依舅氏，因至耒阳闻贼平，回潭州，欲归襄阳，道卒，殡于岳阳。”读这样的年谱，对杜甫的生平、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都可以有清楚的了解。
在具体系年上，《重定杜子年谱》也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系年的地方。如李白被赐金还山，单复系于天宝六年，从来论文，而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天宝三年。杜甫《戏为六绝句》，单复编在天宝九年，而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作于入蜀之后，难以确切系年。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木叶尽脱，石气自青，子美固以发尽光明之藏，出以示人矣。但是，不管单复的系年正确与否，他都是一位勇于探索的学者。不过，单复将杜甫所有诗进行系年，并将所有诗的目录纳入《重定杜子年谱》中，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杜甫很多诗确实难以确切系年。然而，《四库全书总目》谓“是编冠以‘新定年谱’，未免附会”，则未免把它的缺点看得太重。事实上，《重定杜子年谱》是有创新的、扎实的年谱，是明代杜甫年谱中的佼佼者。
第二，《读杜愚得》的注采用集注的方法。
单复生长于明初，对于宋人的注广泛搜辑，包括诗话和笔记，间用明人的材料。如王洙、王得臣、王深父、赵彦材、黄希、黄鹤、薛苍舒、薛梦符、鲁訔、蔡梦弼、鲍彪，其余如黄庭坚、苏轼、沈括、蔡绦、修可、蔡宽夫、唐寅、王十朋、杨万里、刘辰翁、天觉、定功、默翁、郑、田、邹等(有些标注姓者，具体名字不详)。而所用的注释主要为王洙、赵彦材、黄希、黄鹤、蔡梦弼几家。应该说，这几家基本上代表了宋代注杜的水平，而利用其他注家的注释和诗话笔记，又广泛吸收了前人的杜诗研究成果。在集注时，注意甄别，尽量采辑正确的注释；同时注意文字的简明，尽量不繁琐重复引证材料。其指导思想是：“集诸家注释，只有人品伟大的作家，或著其用事之出处，或指其立言之来自，或说其作诗之旨意，凡此皆取之。若其穿凿附会及重复见长者，皆删之。”(《读杜愚得·凡例》)
单复的注释也有自己的发明，主要是关于杜甫诗中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八哀诗》(《读杜愚得》卷一二，以后略去书名)在哀严武的诗下注：“严武，华州华阴人，挺之之子，幼豪爽，读书不甚究其义。初历阴补，其后自致身。累迁殿中侍御使。从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肃宗行在，房琯荐为给事中，收长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贬巴州刺史。久之，迁东川节度使。上皇合剑南为一道，擢武成都尹，剑南节度使。还，拜京兆尹，为二圣山林桥道使，封郑国公。迁黄门侍郎，复节度剑南。破吐蕃于当狗城，遂收盐川。加检校吏部尚书。永泰元年薨，年四十，赠尚书左仆射。”注释准确、精要，显出人物注释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