笺中也有很多穿凿附会的东西。最典型的是《洗马兵》。《洗马兵》笺曰：“《洗马兵》，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首叙中兴诸将之功，而即继之曰‘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崆峒者，朔方回銮之地，安不忘危，所谓愿君无忘其在莒也。两京收复，銮舆反正，紫禁依然，寝门依然。整顿乾坤皆二三豪俊之力，于灵武诸人何异。诸人徼天之幸，攀龙附凤，化为王侯，又欲开猜阻之隙，建非常之功，岂非所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者乎。斥之曰‘汝等’，贱而恶之之辞也。当是时，内则张良娣、李辅国，外则崔圆、贺兰进明辈，皆逢君之恶，忌疾蜀郡元从之臣，而玄宗旧臣，遣赴行在，一时物望最重者，无如房琯、张镐。琯既以进明之谗罢去，镐虽既相而旋出，亦不能久于其位。故章末谆复言之。‘青袍白马’以下，言能终用镐，则扶颠筹策，太平之效，可以坐致如此。望之也，亦忧之也，非寻常颂祷之辞也。‘张公一生’以下，独详于张者，琯已罢矣，犹望其专用镐也。是时李邺侯亦先去矣。泌必琯镐一流人也。泌之告肃宗也，一则曰：陛下家事，必侍上皇。一则曰：上皇不来矣。泌虽在肃宗左右，实乃心上皇。琯之败，泌力为营救，肃宗必心疑之。泌之力辞还山，以避祸也。镐筹终用，则泌亦当复出，故曰‘隐士休歌紫芝曲’也。两京既复，诸将之能事毕矣，故曰‘整顿乾坤济时了’。收京之后，收兵马以致太平，，此贤相之任也。而肃宗以谗猜之故，不能信用其父之贤臣，故曰‘安得臣壮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盖至是而太平之望亦邈矣。呜呼伤哉！”其实，《洗马兵》表达的思想是在扫荡安史之乱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希望彻底平息战乱，实现天下太平，国家长治久安。说“《洗马兵》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完全是想象之辞，没有丝毫根据。如果诗果真是刺肃宗，那“成王功大心转小”又作何解释？而且《洗马兵》的题目完全与“刺肃宗”的用意无关。所以，钱谦益说《洗马兵》是刺肃宗，完全是穿凿附会。可惜的是，这种说法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称道，说明穿凿附会往往是能迷惑人的，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求新求异的学术审美需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卷一)：“三山老人曰：此诗讥切天宝时事也。‘秦山忽破碎’喻人君失道也。‘泾渭不可求’云云，言清浊不分，而天下无纲纪文章也。虞舜苍梧，思古之圣君而不可得也。瑶池日晏，言明皇方耽于淫乐而未已也。贤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黄鹄哀鸣比之。小人食禄恋位，故以阳雁稻粱刺之。笺曰：高标烈风，登兹百忧，岌岌乎有漂摇崩析之恐，正起兴也。‘泾渭不可求’，长安不可辨，所以回首而思叫虞舜。‘苍悟云正愁’，犹太白云‘长安不见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之不可以为常也。程嘉燧曰：玄宗游宴，贵妃皆从幸，苍悟云正愁，暗指二妃之事，故以瑶池日晏惜之。”钱谦益继承前人比兴说诗之说，加以发挥，有些地方将政治时事强行类比，仍失之穿凿，特别是对于一些具体诗句的解说，穿凿得近乎荒唐，如“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之类。而这首诗的真正主题是表现杜甫对盛世隐含各种危机的忧虑，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钱谦益的笺对杜诗主旨的把握是不大准确的，因而有时对具体诗句的笺释也就乖离本意甚远。钱谦益在笺中所运用的阐释方法，主要是以史证诗的方法。所谓以史证诗，即用历史事实来阐明自己对杜诗解说的正确。杜甫的诗充分反映了现实与时事，以史证诗，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杜诗。以史证诗的方法产生得很早，宋人已用来研究杜诗。但钱谦益运用得更多，更系统，更纯熟，更精微，因而成为他笺注的重要特色。然而，以史证诗是把双刃剑，运用不当，则会带来严重后果。以史证诗必须建筑在对诗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上。一旦对诗的理解有误，以史证诗也会使笺走得更远。学术研究需要才、学、识的结合，只有才、学、识俱佳的学者，才能创造出完美的学术著作。钱谦益的才和学都达到很高的境界，但他思想复杂，人品不高，来研究杜甫这样一位品德高尚、儒家思想淳厚的人及其作品，自然会有很多谬误和偏差。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本来有些见解就离杜诗的本意甚远，用史一证，就更荒唐。浦起龙说：“老杜天姿惇厚，伦理最笃。虞山轻薄人，每及明皇晚节，肃宗内蔽，广平居储诸事迹，率以私智结习，揣量周内，因之编次失伦，指斥过当。”(《读杜心解·凡例》)赵翼说：“余读《钱谦杜诗》，而知钱之为小人也。少陵‘鄜州月’一诗所云‘儿女’者，自己之儿女，钱以为指肃宗与张后而言。则不特心术不端，而且与下文‘双照泪痕干’之句，亦不连贯。善乎黄山谷之言曰：‘少陵之诗，所以独绝千古者，为其即景言情，存心忠厚故也。若寸寸节节皆以为有所刺，则少陵之诗扫地矣。’”(《瓯北诗话》)正是由于研究者思想的原因，造成《草堂诗笺》在笺和注方面都有很多错误。
但是，总的来说，《草堂诗笺》是杜甫学术史上水平非常高的一部杜诗注释著作。事典语典、人物地理、典章制度、史实时事，皆注释的确，引证富赡，论证精详。而有关对杜诗的理解的笺和注，则有不少瑕疵，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黄生说：“钱牧斋笺注杜诗，引据该博，矫伪伪，即二史(按，指《新唐书》和《旧唐书》）之差谬者，亦参互考订，不遗余力，诚为本集大开生面矣。”(《杜诗说·聂耒阳》)潘耒说：“牧斋学问闳博，考据精详，家多秘书，兼熟内典。其笺杜也，钩稽奥义，抉择异闻，他人所不能注者一一注出，诚有功于少陵矣。其斥旧注之病数条，尤为切当。但钱氏求新太过，亦时有此失。如以‘黄河十月冰’为椟盖之冰(《武卫将军挽歌》其二，钱引《左传》杜预注)，塞芦子非雍塞之塞，以‘煎胶续弦’为美馔愈疾，以范叔归秦为欲去国忠，以关张耿邓为自喻，以‘前后三持节’为杜鸿渐，种种曲解，皆迂僻难通，所谓目睹秋毫不能目见其睫也。然文义小失，犹无大害，唯其自矜独得，所谓‘凿开鸿蒙，手洗日月’者，乃谓少陵不满于肃宗，多所讥切，《洗马兵》、《收京》诸作皆刺诗，‘鹤驾龙楼’，朱虚商老，两宫警跸，一德兴王，文公赏从，禹功命子，种种无非讥讽，此则伤教害义之大者。谬说流传，或至坏人心术，余故一一标出，欲读者毋味其甘而忘其谬也。”(《书杜诗钱笺后》，《遂初堂文集》卷一一)评价非常允当。
钱谦益生在明末清初，在当时文化界有着非常高的地位。他的《草堂诗笺》对清代的杜甫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开清代杜甫研究风气之先。激起很多学者对杜诗研究的强烈兴趣，很多学者希望通过杜诗研究来施展自己的研究才能，并借杜诗研究来表现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思想。
（二）对清代杜诗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其注和笺的方法对清代的研究有直接影响，特别是以史证诗的方法影响尤大。不仅影响了杜诗的研究，而且对整个古代文学的研究，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影响。
（三）其研究的成果为清代杜甫研究学者所运用和借鉴，几乎清代重要的杜诗研究学者，都吸收和借鉴了其杜诗研究成果，推动杜甫研究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向前发展。
三卢世
一
卢世(1588—1653)，字德水，号紫房，晚年自称南村病叟。祖籍河北涑水，改监察御史，督漕运。入清，拜监察御史。征诣京师，以病废归辞。卢世嗜饮剧谈，善为诗文，作品收入《尊水园集略》。
卢世自青年时学诗，案头常有杜甫诗一部。一生读杜四十余遍。与人会晤，辄谈杜诗。在所居尊水园建杜亭，设杜甫像祀之，自号杜亭亭长。其杜甫研究著作有《杜诗胥钞》十五卷，《余论》一卷。后又将《杜诗胥钞》的《大凡》与《余论》编为《读杜私言》。卢世是一位有建树的杜甫研究学者。
二
《杜诗胥钞》的得名缘于杜甫的诗。卢世云：“子美《别李八秘书》有句云：‘乞米烦佳客，钞诗听小胥。’余不敏于子美，无能为役，第谨操觚管充胥史(吏)之任而已。”(《杜诗胥钞大凡》)《杜诗胥钞》其实就是杜诗有选择的抄本，明白地说，就是杜诗的一个选本。然而，它也是一部重要的杜诗研究著作。其《大凡》和《余论》是卢世长期研究杜诗的心得，发明很多。因此，《杜诗胥钞》是杜甫学术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我们先谈选。
《杜诗胥钞》是一部巨型杜诗选本。所选诗占杜诗总量的十分之七八。卢世云：“余钞杜诗，止去十之二三，视诸家选本，最为繁富。”(《杜诗胥钞大凡》)选这样多的作品，在杜甫选本中是仅见的。选本占作品总量这样大的比例，在选本中也非常罕见，这正表现了卢世对杜诗的珍爱，不忍轻易割舍。卢世选诗有自己的眼光，有自己的标准，不随波逐流。《同谷七歌》是公认的杜甫的优秀作品，他就是不选。“乃毅然芟《同谷七歌》者，盖不敢不芟也。其不敢不芟，奈何难言也。第使称诗者取《同谷七歌》与《曲江三章》潜心絜度，而思过半矣。”(《杜诗胥钞大凡》)卢世的做法有他的道理。这样选出来的作品表现出选者鲜明的倾向与理念。《杜诗胥钞》共十四卷，第一至五卷为五言古诗，第六至七卷为七言古诗，第八至十一卷为五言律诗，第十二卷为七言律诗，第十三卷为五言排律，第十四卷为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杜诗胥钞》按体编排，再按年编排。卢世认为“(《草堂诗笺》)编次最有法，盖取子美作诗岁月之先后，以为定本，一展卷而历履了然”，故取《草堂诗笺》为其系年的主要依据。总之，《杜诗胥钞》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杜诗选本。
现在谈谈卢世的杜甫研究。
由于卢世长达数十年进行杜甫研究，又由于他的研究成果是附丽于《杜诗胥钞》的，故其研究主要表现为宏观研究的特点。在研究方法上，以诗的分体为视角，将整体研究、分体研究、群体研究、个体研究结合起来，形成鲜明的学术风格。
所谓卢世的杜甫研究，其实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对杜甫的全面研究；其二是对杜甫作品的全面研究。二者是有区别的，又是有机结合的。“《大凡》专论杜之人品，而间及于诗。《余论》概括杜之诗品而想见其人。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交含而互映者也。”(《杜诗胥钞余论跋》)
卢世认为杜甫所以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忠厚恻怛”，“浩气独完”。关于这些，他在论杜诗的时候有详细论述，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也放在论诗部分论述。
卢世对杜甫的性格有很多独到的论述。他认为杜甫是大侠，“子美千古大侠，司马迁之后一人。子长为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为救房琯几陷不测，赖张相镐申救获免。坐是蹉跌，卒老峡外，可谓为侠所累。然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而成《史记》，与天地相终始。自发秦州以后，诸作泣鬼疑神，惊心动魄，直与《史记》并行，造物所以酬先生者正自不薄”(《杜诗胥钞大凡》)。从侠客是奋勇救人于危难之中来说，杜甫确实堪称大侠。此观点新奇而不失为有据。卢世的论述也非常好。因救房琯而贬官，进而造成漂泊的一生，确实是杜甫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卢世认为杜甫狂肆、傥宕。“子美最傥宕，自表其能，上之天子。谓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尚可跂及，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自东方朔以来，斯趣仅见。载观其《遣怀》、《壮游》诸作，又谓许身契稷，致君尧舜，脱略时辈，结交老苍，放荡齐赵间，春歌冬猎，酣视八极，与高李登单父台，感慨骏骨，龙媒赋诗，流涕上嘉吕尚傅说之事，来碣石，万里风至。于闺房儿女悲观细碎情状，尽写入《北征》篇中，与经纬密勿，收京平胡参伍错杂，不复知有旁观，固是笔端有胆，亦由眼底无人。古之狂也肆，子美有焉。”(《杜诗胥钞大凡》)论述非常精彩。杜甫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正缘于他的自信和创新，这与他的性格确实有非常大的关系。卢世用一个“辣”字来概括杜甫的性格。“子美性极辣，惜未见诸行事。《雕赋》一篇，辣味尽露。所云重其有英雄之姿，类大臣正色立朝之义。可谓善于立言。《义鹘行》是其一生心事，偶遇好题，遂不觉淋漓痛快，至功成用舍之际，何其撇脱，几于神龙见首不见尾矣。高鸟奇文，并传不朽。”所谓“辣”，就是敢作敢为，富有激情。这样的性格在杜甫的作品中确实表现得非常明显。卢世对杜甫性格的论述是独到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充分表现了他对杜甫不同寻常的深刻研究。而对杜甫性格的研究，对于理解杜甫的作品非常有益。
下面谈谈卢世对杜甫作品的研究。
卢世非常重视对杜甫思想品格的研究。他对杜甫思想品格的论述往往与对作品的思想论述联系在一起。卢世是从儒家的思想观点来评价杜甫的思想与人品的。他特别推崇杜甫所具有的淳真的儒家忠爱仁义的思想、忠厚恻怛的精神。关于杜甫的忠爱与仁义，前人论述颇多，卢世往往有新的视角。“《赴奉先县》及《北征》，肝肠如火，涕泪横流。读此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忠。”(《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古诗》)从读者共鸣的角度来说明，杜诗强烈的忠君爱国感情，必然会感动读者，令人耳目一新。卢世认为，杜甫是诗人中最仁的人，最具仁爱之心，故他的诗也最温柔敦厚。“《语》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又云：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今观子美诗，犹信子美温柔敦重，一本之恺悌慈祥，往往溢于言表。他不具论，即如《又呈吴郎》一首，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示吴郎，又回护吴郎。七言八句，百种千层，非诗也，乃人音也。恻隐之心，诗之元也。词客仁人，少陵独步。”(《杜诗胥钞大凡》)从杜诗最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来说明杜甫在诗人中最具有儒家仁爱之心，角度也非常独特。卢世确实非常善于阐述杜诗所表现出来的深厚的儒家思想，论述杜甫是儒家思想淳厚的伟大诗人。